① 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下,孟醇点校,长沙:岳麓书社,1991年,第733页。
② 近代“塞防与海防之争”发生后,左宗棠将这一思想主张提到近代地缘政治的“理论”高度:“伊古以来,中国边患西北恒剧于东南,盖东南以大海为界,形格势禁,尚易为功。西北则广漠无垠,专恃兵力为强弱。兵少固启戎心,兵多又耗国用。以言防无天险可限戎马之足,以言战无舟楫转馈之烦,非若东南之险阻可凭,集事较易也。”参见《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50,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正编第65辑,台北: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时间不详,第75页。类似的思想主张很多。如1870年代边疆危机发生后,通政使于凌辰认为,中国的“外患莫大于俄夷”。参见《光绪元年二月二十七日通政使于凌辰奏折》,《洋务运动》(一),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第121-122页。
(1)陈独秀:《发刊词》,《每周评论》第1号,1918年12月22日,第1版。
(2)国际政治学有“意识形态”和“国家利益/权力”二元分析框架的分别,但正如摩根索所言:“国际政治的真正性质——权力斗争——往往被意识形态的辩护和理性化所遮掩。”参见Hans J.Morgenthau,Politics among Nations: The Struggle for Power and Peace,Boston:McGraw-Hill,1984,p.99.韦伯则认为:“直接影响人的行为的不是观念,而是物资和精神的利益。但是‘观念’造就的‘对世界的认知’经常像扳道工一样起到决定方向的作用,使被利益驱动的行动沿着这个方向前进。”可见从心理认知角度认知历史现象的价值和意义。参见Max Weber: Essays in Sociology,Translated,Edited,and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H.H.Gerth and C.Wright Mills,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46,p.280.
(3)本文系结合问卷调查展开分析,因尚未找到“二战”期间及之后涉及苏联的问卷调查,故暂未将其列入本文的讨论范围。
(4)中国在外交上联络美国始于清季。1784年8月,美国商船“中国皇后”(The Empress of China)号抵达广州,在中国官方许可下,中美建立起正式贸易关系。“中国皇后”号是在北美13个殖民地脱离英国独立,正式组成美利坚合众国,面临经济困境的背景下来到中国的。早期对华贸易使美国积累了经济建设所需的必要资金,帮助美国打破了建国初期面临的英、法等国的经济封锁,是中美国家关系的良好开端。从此,“世界上最古老和最年轻的两个帝国”被一根无形的纽带连接在一起。参见William Speer,The Oldest and the Newest Empire: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Hartfort:S.S.Scranton and Co.,1870,adapted from S.Y.Teng,“Chinese Influence on the Western Examination System,”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Vol.7,1942-43,p.307.
(5)曾国藩:《奏议复俄法助战及代运南漕折》(咸丰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七日),《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七十一,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2668-2669页。
(6)中国时论就此评论说:“美人多年感于共和党之帝国主义,几失其共和之真面目,得此总统,或有转机也。”参见《美国新任大总统威耳孙之历史》,《大公报》1912年11月20日,第9版。
(7)The Chinese Minister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Chinese Legation,Washington,May 12,1913,in Papers Relating to th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以下简称FRUS),1913,Vol.1,Washington:Washington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19,p.120.
(8)Lou Tseng Tsiang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July 7,1912,FRUS,1912,Vol.1,p.81.
(9)保罗·S.芮恩施:《一个美国外交官使华记》,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40页。
(10)《我为何而赞成威尔逊乎》,朱景宽译,《东方杂志》第9卷第7号,1913年1月,第15、17页。
(11)《威尔逊新自由论》(续),钱智修译,《东方杂志》第9卷第10号,1913年4月,第2-6页。
(12)邓丽兰:《美国宪政理念与孙中山宪政思想的演进》,《人情世界与中国》(孙中山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128页。
(13)慧侠:《威尔逊轶事》,《民权素》1915年第20期,第1页。
(14)众议院速记科编印:《众议院速记录》下册,1919年,第15页。
(15)陶文钊:《中美关系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5页。
(16)参见杨天宏:《密勒氏评论报“中国当今十二伟人”问卷调查分析》,《历史研究》2002年第3期,第65-75页。
(17)霞:《假选举底关系》,《民国日报》1923年1月22日,第2张第7版。
(18)朱悟禅:《北大25周年纪念民意测验之分析》,《新民国杂志》第1卷第5期,1924年3月30日,第1-8页。
(19)主张“俄国为中国之友”者,学界与非学界陈述的理由,侧重点有所不同。学界主张“以俄国为友”的理由在于:1.苏俄是社会主义国家,以不侵略为原则;2.苏俄是反对帝国主义的国家,中国正好与之联合,抵抗英、美;3.苏俄是被压迫民族,与中国情形相同;4.苏俄的哥萨克马队好,赤军能战。此外,尚有数十位学界人士表示美国伪善,待中国政策恶劣,即便今日可为中国之友,他日亦必祸害中国,且美国抱资本侵略主义,助曹锟盗取政权,助长中国内乱,美国政策之毒,远胜日本,故主张以俄为友。学界外的人士主张“以俄为友”的理由异彩纷呈:军界强调苏俄是中国的邻国,“有好军队”;警界、工界或因其“主义不错”,或因其主张打倒国际帝国主义;新闻界强调其不对外侵略;商界则看重其无阶级分别。另有若干人只答“以俄为友”,未说明理由。主张“美国为中国之友”者阐述了4项理由:1.可借助其力抵制日本;2.美国提倡和平主义;3.美国教育发达,可救中国之黑暗;4.美国能时刻帮助中国。也有少数主张与美国友善,却未说明理由。另有少数人认为俄美“均非中国之友”或“均为中国之友”,前者陈述的理由是:该二国均抱有侵略主义,况中国弱小,不配与国际言友;后者未陈述理由。参见朱悟禅:《北大25周年纪念民意测验之分析》,《新民国杂志》第1卷第5期,1924年3月30日,第5页。
(20)近年来,有学者注意到近代国人的政治思想认同发生了“从威尔逊到列宁”的变化。这是根据思想和学术眼力的观察,也符合那个时代的变化趋势。北大的问卷调查数据可以清楚证明这一点。参见罗志田:《再造文明之梦:胡适传》,北京:社科文献出版社,2015年,第270-274页。
(21)朱悟禅:《北大25周年纪念民意测验之分析》,《新民国杂志》第1卷第5期,1924年3月30日,第6页。文中各国入选人数及票数统计,均采纳朱文提供的调查数据。
(22)《密勒氏评论报》的问卷调查从1922年10月7日开始,次年1月6日终止。在调查开始这一天,该报在显赫位置刊登公告,并同时发放“选举票”,要求读者投票选举“中国当今十二位大人物”。一周之后,同样内容的公告和选票以中文形式发表。公告如下:“论中国政事经济者每谓中国乏强有力之领袖人物,盖国中出类拔萃之人才,昔已凋谢,而自共和创始以来,各方之领袖人物尚未产生也。夫中国今日岂乏此项人才乎?为解决此问题起见,阅者之意,以中国何人具有此项资格,可选出十二人,将其姓名填入左方之空白选举票中。”参见“Who Are the Twelve Greatest Living Chinese?” The Weekly Review of the Far East,Formerly Millard?s Review,Shanghai,October 7,1922,pp.1-5.
(23)“Who Are the Twelve Greatest Living Chinese?”pp.224-225.
(24)《密勒氏报十二名人选举揭晓》,上海《民国日报》1923年11月6日,第1张第3版。
(25)《湖南长沙湘江学校的民意测验》,《学生杂志》1925年第12卷第3期,第118页;《学界消息:湖南长沙湘江学校的民意测验》,《学生杂志》1925年第12卷第3期,第138页。
(26)孙伏园:《新中国柱石十人:两个月征求的结果》,《京报副刊》第435号,1926年3月11日,第8版,第88页。
(27)张申府:《终于投一票》,《京报副刊》第411号,1926年2月10日,第6版,第78页。
(28)《北大民意测量的结果》,上海《民国日报》1924年3月12日,第4版。
(29)朱悟禅:《北大25周年纪念民意测验之分析》,《新民国杂志》第1卷第5期,1924年3月30日,第1-8页。
(30)国民党改组后,受“苏俄经验”启发,已变成“动员性的革命政党”,群众动员成为推动革命的必要手段,青年学生自然成了宣传动员的对象。而其宣传手段之一就是做“民意调查”。参见吕芳上:《从学生运动到运动学生》,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4年,第266页。
(31)高佩琅:《发表投票的疑问》,《京报副刊》第407号,1926年2月6日,第8版,第160页。
(32)如长沙湘江中学的调查,参与者不过百余人,以如此有限参与者之意窥知“湘人的心理”,实在是一件勉为其难的事情。
(33)Erez Manela,The Wilsonian Moment,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7,p.7.
(34)August Heckscher,Woodrow Wilson,New York:Charles Scribner?s Sons,1991,p.667.转引自马建标:《受难时刻:巴黎和会山东问题的裁决与威尔逊的认同危机》,《近代史研究》2018年第3期,第26页。
(35)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http://tk.cepiec.com.cn/SP/.
(36)罗家伦:《今日之世界新潮》(1918年11月),罗家伦先生文存编辑委员会编:《罗家伦先生文存》,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9年,第19-23页。
(37)傅斯年:《社会革命——俄国式的革命》,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第1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109-110页。
(38)陈翰笙:《联苏联的理由》,《晨报副刊》1925年10月27日,第4号。
(39)李大钊:《法俄革命之比较观》,《言治》季刊第3册,1918年7月1日。
(40)《张崧年致陈独秀》,《新青年》第9卷第3号,1921年7月,第2-3页。
(41)钱端升:《对俄问题致勉己书》,《晨报社会周刊》1925年11月3日,第5号。
(42)张春彭:《日程草案》,转引自罗志田:《激变时代的文化与政治:从新文化运动到北伐》,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256-257页。
(43)陈空三:《怎么才能有进化呢?——要有急进派》,《北京大学学生周刊》第6号,1920年1月8日,第6-7版。时间或为作者写作时间,非出版时间。
(44)按照马林的说法,该党领袖大多倾向社会主义。他们在考察日本、法国、美国期间,同各社会主义党派建立联系,试图使社会主义理论去适应中国古代哲学。参见马林:《访问中国南方的革命家》(1922年9月7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25),第2辑,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第242页。
(45)达林:《中国回忆录》,第149页,转引自李玉贞:《孙中山与共产国际》,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6年,第143页。
(46)《顾维钧回忆录》第1册,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译,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318页。
(47)马林:《我对孙中山的印象》(1925年3月20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25),第2辑,第249页。
(48)孙中山:《关于列宁逝世的演说》(1924年1月25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25),第2辑,第575页。
(49)蒋中正:《总理实行中俄联合的意义和世界革命统一指挥的必要》,章进编:《联俄与仇俄问题讨论集》,台北: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时间不详,第264-266页。
(50)《巴拉诺夫斯基关于国民党代表团拜访托洛茨基情况的书面报告》(1923年11月27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25),第1辑,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第339页。
(51)李宗仁口述、唐德刚撰写:《李宗仁回忆录》上卷,上海:华东师大出版社,1995年,第237页。
(52)化鲁:《李宁和威尔逊》,《东方杂志》第21卷第3号,1924年2月10日,第1页。
(53)1924年2月,英、意等国正式承认苏俄,据称一些国家是“无条件承认”。中国国内“无条件承认”的呼声,或与此有关,但中国不能援引这样的“先例”,因为中国与苏俄在外蒙古及中东铁路等事关主权的问题上存在重大利益关系,而已经“无条件承认”苏俄的西方国家,不一定与苏俄存在类似的利害关系。
(54)渊泉:《英国无条件承认苏俄》,《晨报》1924年2月3日,第2版。
(55)《中俄交涉破裂后各团体态度,十余大团体分别发布宣言,学生联合会函责顾维钧》,《晨报》1924年3月20日,第3版。
(56)李玉贞:《孙中山与共产国际》,第179页。
(57)《派克斯给加拉罕的电报》(1922年8月4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第98页。
(58)Odoric Y.K.Wou,Militarism in Modern China: The Career of Wu P?ei-fu,1916-1939,Folkestone,Kent:W.M.Dawson & Sons Ltd.,1978,p.203.另外,吴佩孚、白坚武与李大钊及苏俄代表的接触及赞誉,参见杜春和等编:《白坚武日记》第1卷,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292、361、363、368、385-386页。
(59)《曹汝霖一生之回忆》,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年,第280页。
(60)《颜惠庆日记》第2卷,上海档案馆译,1925年10月23日,北京:档案出版社,1996年,第276页。
(61)国家图书馆编、劳祖德整理:《郑孝胥日记》第4册,1924年11月24日,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第2029页。
(62)《苏联代表加拉罕对报界的声明》,薛衔天等编:《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1917—1924)》,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第195页。
(63)《众院议长欢宴加拉罕》,《盛京时报》1923年9月13日,第2版。
(64)《各界今日欢迎加拉罕》,《晨报》1923年9月8日,第3版。
(65)《顾维钧回忆录》第1卷,第331页。
(66)“民国时期期刊全文数据库(1911—1949)”的检索结果,也可印证问卷调查反映的民意变化。根据1912—1919年各类期刊出现的有关威尔逊的“全字段检索”,可以得到217个检索结果,有关列宁的只有11个;然而在1920—1927这一时段,有关列宁的检索结果为222个,威尔逊减少为93个;1920年之前,尽管有关“俄国”的检索结果达到1486个,但有关“苏俄”的结果却为0,1920—1927年有关“苏俄”的检索结果飙升至1554个。另外,从十月革命发生到1923年底,国内报刊宣传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有300多篇,其中40余篇是从俄文翻译的。可见苏俄已经成为国人认识马克思主义的新的重要渠道。
(67)《八校请拨庚子赔款充教育基金呈文》,《北京大学日刊》第1350期,1923年11月19日,第2版。
(68)唐德刚:《晚清七十年》第1册,台北:远流出版社,1998年,第161-162页。
(69)参见罗志田、杨天宏等:《中华民国史》第5卷(1924—1926),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292页。
(70)参见《蒋廷黻回忆录》,长沙:岳麓书社,2003年,第83页。
(71)罗志田:《帝国主义在中国:条约体系的文化认知》,《激变时代的文化与政治:从新文化运动到北伐》,第321页,注释1。
(72)徐中约:《中国近代史》下册,计秋枫等译,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518页。
(73)胡政之:《国民之两种恐怖的心理》(1926年9月19日),王瑾、胡玫编:《胡政之文集》上,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300-301页。
(74)转引自周策纵:《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周子平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297页。
(75)《加拉罕之对华态度,俄政府对加氏之训令》,《晨报》1923年8月21日,第3版。
(76)参阅P.Cavenaish,“Anti-Imperialism in the Kuomingtang 1923-1928,” in Jerome Chen and Nicholas Tarling,eds.,Studies in the Social History of China and Southeast Asia: Essays in Memory of Victor Purcell,Cambri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0,pp.23-56.
(77)朱悟禅:《北大25周年纪念民意测验之分析》,《新民国杂志》第1卷第5期,1924年3月30日,第1-8页。
(78)傅斯年:《心气薄弱之中国人》,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第1卷,第146页。
(79)瞿秋白承认:“我第一次在俄国不过两年,真正用功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常识不过半年。”他说自己的一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常识,差不多都是从报章杂志上的零星论文和列宁几本小册子上得来的。在1923年的中国,研究马克思主义以至一般社会科学的人,还少得很。因此,他担任上海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之后,“就逐渐的偷到所谓‘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的虚名。其实,我对这些学问的确只知道一点皮毛”。参见瞿秋白:《多余的话》,收入《饿乡纪程》等四种,长沙:岳麓书社,2000年,第171-172页。所引蒋梦麟所言系瞿秋白文中转述。
(80)高一涵:《欧洲政治思想史》,北京:东方出版社,2007年,第397-412页。
(81)胡适:《从民主与独裁的讨论里求得一个共同的政治信仰》,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11),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567-568页。
(82)胡适:《纪念林肯的新意义》(1959年1月29日胡适在台北美国新闻处的录音稿),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12),第625页。
(83)详见杨天宏:《民初国会存废之争与民国政制走向》,《近代史研究》2015年第5期,第41-64页。
(84)有关研究表明,在华盛顿会议前后的中日交涉中,中国政府官员曾有意识地利用苏俄条约去压迫日本废除所谓不平等条约。与此同时,北京也很明显是在将与苏联改善关系作为手段,来逼迫西方归还从中国夺取的各种权利。参阅Bruce A.Elleman,“The 1925 Retoration of Soviet-Japanese Diplomatic Relation,” Wilson and China: A Revised History of the Shandong Question,Armonk,N.Y.:M.E.Sharpe,Inc.,2002,pp.159-167.
(85)张奚若:《苏俄何以是我们的敌人》,章进编:《联俄与仇俄问题讨论集》,第53-57页。
(86)《加拉罕给鲍罗廷的信》(1923年12月27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25),第1辑,第387页。
(87)徐志摩高度关注联俄导致中国内政受到干涉,认为苏俄标榜反对帝国主义,与我反帝的目标一致,虽然可以利用,但干涉我内政,侵害我利益,则应该引起高度警惕。是否联俄,说小一点是中俄邦交问题,说大一点则事关中国将来国运,弄不好“国民生活全部”都可能发生“变态”。参见志摩:《〈仇友赤白的仇友赤白〉前言、记者的声明》,章进编:《联俄与仇俄问题讨论集》,第98页。
(88)梁启超:《国产之保护及奖励(补)》,夏晓虹辑:《饮冰室合集集外文》中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978-980页。
(89)章太炎:《与李根源书》(1928年5月27日),马勇编:《章太炎书信集》,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709页。
(90)胡适:《我们什么时候才可有宪法:对于〈建国大纲〉的疑问》,《新月》第2卷第4号,1929年6月10日。亦见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5),第534-539页。
(91)转引自李玉贞:《孙中山与共产国际》,第277页。
(92)《孙文越飞联合宣言》(1923年1月26日),《孙中山全集》第7卷,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52页。
(93)Kenneth Bourne and D.Cameron Watt,eds.,British Documents on Foreign Affairs: From the First to the Second World War,Vol.26,Washington:University Publications of America,1994,pp.8-9.
(94)《鲍罗廷的札记和通报》(不早于1924年2月16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25),第1辑,第429页。
(95)《加伦手稿〈广东战事随笔〉》(1924年12月—1925年7月)节录,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25),第2辑,第665页。
(96)维经斯基:《给联共(布)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达标团核心小组的信》(1926年7月18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上册,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第345页。
(97)国家图书馆编、劳祖德整理:《郑孝胥日记》第4册,1925年12月5日,第2075页;马叙伦:《清室优待条件之我见》,《晨报》六周纪念增刊,1925年,第323-324页。
(98)汤志钧编:《章太炎年谱长编》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846页。
(99)章太炎:《与李根源》(1923年7月29日),马勇编:《章太炎书信集》,第679页。
(100)A.B.勃拉戈达托夫:《中国革命纪事(1925—1927)》,李辉译,北京:三联书店,1982年,第77、104-105页。
(101)戴季陶反对孙中山提出并经国民党“一大”通过的联俄、容共政策,主张以他解释的“纯正的”三民主义作为国民党的理论基础。所谓“纯正的三民主义”只是一种标榜和掩饰,这一点毫无疑问。不过孙中山的政治思想是“革命”的,讲究与时俱进,充满实用主义色彩,也难免导致误读。正像孙中山始终没能回到其政治思想的起点一样,戴季陶也没有回到真实的孙中山及其学说,没能解释“孙文学说”的真谛,但他揭示了国民党“联俄”导致的与中华民国“法源”的严重矛盾冲突则是事实。瞿秋白曾批判“戴季陶主义”说:戴季陶氏主义的实质,是要“反对左派,反对阶级斗争,反对CP的跨党,甚至于反对CP的存在”,认为沿着戴季陶的路线走下去,国民党将会“完全变成资产阶级的政党”。瞿秋白的话非常正确,不过当国民党完全变成“资产阶级政党”之时,“联俄”导致的与其“法源”的冲突也将不复存在。引文分别参见戴季陶:《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高军等编:《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资料选辑》上册,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473-476页;瞿秋白:《中国国民革命与戴季陶主义》,《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1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80页。
(102)梁启超:《复勉己书论对俄问题》,章进编:《联俄与仇俄问题讨论集》,第118-121页。
(103)张奚若:《苏俄究竟是不是我们的朋友》,《晨报副刊》1925年10月8日,第1286号。
(104)《东北政务委员会暨东三省省政府拟具宣言详述对俄经过情形》(1929年10月),案卷编号:北洋政治49,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
(105)《东北法学会对于苏联违背国际法原则宣言及电请各国维持非战公约文》(档案标记时间为民国十三年,疑有误,因文中提到中东路事件,该事件发生在民国十八年),案卷编号:北洋政治49,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
(106)鲍威尔记述说:“战争在满洲的东西边境,沿着中东铁路沿线爆发,中国军队损失惨重,大约8000名士兵丧生。位于中东铁路东端的城市绥芬河,几乎被苏联的大炮和飞机夷为平地。而位于松花江口的城市拉哈苏苏,与伯力隔着黑龙江遥遥相望,在被飞机轰炸后成为一片焦土。两艘停泊在江上的中国炮艇,也被苏联飞机炸沉。”参见《鲍威尔对华回忆录》,邢建榕等译,上海:知识出版社,1994年,第166-167页。
(107)以往的研究大多着眼中国方面,认为事件系中国主动挑起,是张学良的东北地方当局与南京国民政府共同促成。这样的认知不能说没有根据。从张学良方面讲,宣布东北“易帜”后,亟欲与南京政府发生实质性结合,故借其对内调整政策,对外推动“革命外交”之机,挑起中东路事件。如此不仅可望收回中东路权,获取丰厚的经济利益,提高东北在国内政治、经济中的地位,也可促成关内外在政治军事上的一体化,改变长期以来东北单独对付日本威胁的局面。从南京方面讲,要对付冯玉祥及国内亲俄势力,也有支持张学良抗俄的现实政治需求。冯玉祥的国民军早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之后就与奉系对峙,是东北势力进入内地的一大障碍。由于冯以苏俄为后台,支持反苏可以产生一箭双雕的打击效果,有利于对东北地方势力的把控。即便反俄失利,直接受损的也是张学良,在东北与中央的关系尚属微妙的当时,南京方面也算是赢家。外交上,与苏联对抗也被认为可迎合西方国家的国际政治需要,将中国与西方国家连接在一起。由于双方各有所需,东北与南京一拍即合,张学良强行收回中东路权的举动也因得到蒋介石承诺支持,成为双方一致对俄的政治行为。关于南京对东北的支持,相关记载十分明确。据记载,7月10日,张学良曾专程前往北平会见蒋介石。会谈中,蒋介石明确表示了“收回中东路权,以防止苏俄赤化东省”的态度,并强调,苏联在国际上孤立,不必担心中苏开战,就算开战,中央也会出手相助,届时出兵十万,拨款数百万都不成问题。参见《蒋中正总统五记·困勉记》卷12,1929年7月10日条,转引自左双文:《再论1929年中东路事件的发动》,《民国档案》2004年第2期,第124页。
(108)《中东路事件与中央对俄外交方针》,《中央日报》1929年7月18日,第1张第1版。
(109)《外交部关于中苏绝交宣言》(1929年7月18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外交(二),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1376-1378页。
(110)国民政府外交部档案记载:“外交团消息,苏联已允中东路作价五千万金卢布,惟前次晤外交副委员长时伊曾称绝不以中东路为礼物等语。似此消息,尚难取信。”参见《外交团消息苏联已允中东路作价五千万金卢布为与俄副委员长晤谈时似不可靠由》民国22年8月22日,馆藏号:04-02-006-03-015,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
(111)《俄将中东路部分路段让与日本》民国17年3月29日,馆藏号:04-02-005-01-002,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
(112)立民:《蒙兵入新疆》,《东方杂志》第22卷第12号,1925年6月25日,第3页。
(113)抱朴:《赤俄与反帝国主义:答陈启修先生》,章进编:《联俄与仇俄问题讨论集》,第155页。
(114)《呈送对苏蒙议定书第二次抗议照会及附件由》(Translation of Note,April 11,1936),民国25年4月16日,馆藏号:04-02-004-02-001,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
(115)胡石青:《读对俄问题讨论号的意见》,章进编:《联俄与仇俄问题讨论集》,第173-174页。
(116)《仇友赤白的仇友赤白》之三江绍原来信,章进编:《联俄与仇俄问题讨论集》,第104页。
(117)毛以亨:《俄蒙回忆录》,台北:文海出版社,1974年,第241页。
(118)测验的五个题目分别是:你信仰什么主义?谁是中国的革命领袖?那一个国家是我们最大的敌人?上海最有名的是谁?你赞成废除阴历吗?这五题涉及的是当时国民政府的国情问题,考察人们对国民政府、上海市情、历法的了解和关心程度。参见《本埠新闻二》,《申报》1929年1月13日,第4版。
(119)《民意测验:革命领袖孙蒋,中国之敌日俄》,天津《大公报》1929年1月13日,第3版。
(120)详细情况参见《民意测验征求答案本市执委会训练部第二次测验——中东路事件》,上海《民国日报》,1929年7月26日,第4张第1版。
(121)《市训练部发表反俄民意测验总统计收回中东路反对各国调停肃清反动势力努力国防建设准备对俄作战愿为党国效劳——11000人之意见》,上海《民国日报》1929年8月8日,第2张第4版。
(122)《民意测验:革命领袖孙蒋,中国之敌日俄》,天津《大公报》1929年1月13日,第3版。
(123)转引自罗志田:《激变时代的文化与政治:从新文化运动到北伐》,第335-336页。
(124)《中宣颁布宣传标语》,上海《民国日报》1929年7月21日,第1张第4版。
(125)《中央决定对暴俄方策》等,《中央日报》1929年7月20日,第1张第3版。
(126)参见《市训练部发表反俄民意测验总统计收回中东路反对各国调停肃清反动势力努力国防建设准备对俄作战愿为党国效劳——11000人之意见》,上海《民国日报》1929年8月8日,第2张第4版。
(127)《市训练部办理反俄民意测验“中央传令嘉奖并转政府采行”》,上海《民国日报》1929年11月18日,第2张第4版。
(128)《为苏联近来对华态度告世界各被压迫民族书》(1926年),王建朗主编:《中华民国时期外交文献汇编》(1911—1949)第3卷上,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第227-230页。
(129)胡政之:《望国人注意中俄关系》(1926年5月30日),王瑾、胡玫编:《胡政之文集》上,第285-286页。
(130)《张学良为中苏会议事致行政院等密电》(1930年6月4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外交(二),第1400页。
(131)罗隆基:《告压迫言论自由者:研究党义的心得》,《新月》第2卷第6、7号合刊,1929年9月10日。亦见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5),第564页。
(132)胡适:《我们走那条路》(1930年4月13日),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5),第351-352页。
(133)古斯塔夫·勒庞:《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冯克利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21、123、126页。
(134)左舜生:《近三十年见闻杂记》,沈云龙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正编第50辑,台北: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时间不详,第467页。文中幸德水秋的《十九世纪之怪物——帝国主义》中“十九世纪”应是二十世纪,可能左氏记忆有误,写成了“十九世纪”。
(135)中东铁路曾长时间亏损,但1922年之后开始盈利,且盈利额逐年上升。1922年纯收入为567.81万卢布,1923年为637.05万卢布,1924年为1132.59万卢布,1925年为1682.3万卢布。参见刘显忠:《1926年中东路危机后苏联在中东路问题上态度的变化及其实质》,《安徽史学》2009年第6期,第44页。
(136)参见Документы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СССР,Т7,Москва,1963,с.478(《苏联对外政策(外交政策)文件》T7,莫斯科,1963年,第478页)。转引自刘显忠:《1926年中东路危机后苏联在中东路问题上态度的变化及其实质》,《安徽史学》2009年第6期,第47页。俄文资料承张爱和先生帮助翻译。
(137)至于外蒙,作为中国已有领土,面积巨大,资源丰富,是中国发展西北部社会经济的重要国土凭借及对抗西北方面敌人的战略要地,一旦失去,金瓯残缺,中国将遭受永久性的失地之痛,非一时国内政治之变更可比。但“联俄”却使部分国人只看到苏俄支持中国革命的一面,而忽略了苏俄一直以来策划外蒙独立以便操纵控制其政权的另一面。直到外蒙完全独立,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却为时已晚。
(138)Elleman,Wilson and China,pp.170-171.
(139)李义彬:《南京国民政府的联苏制日方针》,《历史研究》1991年第1期,第378页;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科研组织处编:《走向近代世界的中国》,成都:成都出版社,1992年,第378-38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