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书礼乐”与“强国之术”——在早期秦文化进程中透视《秦风·蒹葭》
The Political Dilemma:Analysis of Jianjia in the Context of the Early Qin Culture
作者：孙尚勇;
Author：
收稿日期： 年卷（期）页码：2020,230(05):-70-81
期刊名称：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Journal Name：Journal of Sichuan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Edition）
关键字：《蒹葭》;诗书礼乐;强国之术
Key words：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古代音乐文学通史”(17ZDA241);;
四川大学中央高校基本业务费研究专项项目“中国古代音乐文学通史”(SKQY201763)
中文摘要
秦穆公自诩之"中国以诗书礼乐法度为政"表征了其在位中后期秦国于制度文化建设方面的重大成就,秦国因此可以跟东方传统礼乐国家平等对待。穆公之后,秦国疾速衰落,东方诸侯再一次像秦始国之时那样,视秦为夷翟。经历长期衰弱不振,秦人终于放弃"诗书礼乐",重新专心追逐"强国之术"。《蒹葭》是上述政治和文化战略转折关头的作品,代表了秦人面临"诗书礼乐"和"强国之术"重大抉择时的迷茫、忧伤和思索。
参考文献
① 王柏曰:“《蒹葭》,不类《秦风》也。”参见王柏:《诗疑》,朴社,1930年,第15页。
② 《毛诗正义》卷六,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372页。下引《蒹葭》诗之序传笺疏同此。
③ 朱熹:《诗集传》卷六,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第76页。
④ 苏雪林:《诗经杂俎》,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95年,第250-251页;郝建杰:《〈诗经·国风〉地域性考论——以〈豳风〉〈秦风〉为中心》,博士学位论文,上海大学文学院,2011年,第151-156页。
⑤ 李山:《诗经析读》,海口:南海出版公司,2003年,第167-168页;赵逵夫:《〈秦风·蒹葭〉新探》,《文史知识》2010年第8期,第4-9页;赵逵夫注评:《诗经》,南京:凤凰出版社,2011年,第144页。
(1)《史记》,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228页。
(2)《史记·秦本纪》(第226页)载周孝王曰:“昔伯翳为舜主畜,畜多息,故有土,赐姓嬴。今其后世亦为朕息马,朕其分土为附庸。”
(3)晁福林:《论平王东迁》,《历史研究》1991年第6期,第17、18页。
(4)宋太宗时得襄公冢鼎,铭曰:“天公迁洛,岐丰赐公。秦之幽宫,鼎藏于中。”参见孙楷、徐复:《秦会要订补》,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150页。
(5)《史记·秦本纪》(第245页)以遂霸西戎事在穆公三十七年。《左传》则记于穆公三十六年(鲁文公三年),参见《春秋左传正义》卷十八,《十三经注疏》,第1840页。
(6)以上引文参见《史记》,第228、3463、231、232、239、3466、253、245页。
(7)《史记·秦本纪》所载孝公令语,第253页。
(8)《史记·秦本纪》,第228页。
(9)参见高次若、刘明科:《再论汧渭之会及其相关问题》,雷依群、刘卫民主编:《秦都咸阳与秦文化研究》,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522-523页。按《左传·庄公二十八年》(《春秋左传正义》卷十,《十三经注疏》,第1782页):“凡邑,有宗庙先君之主曰都,无曰邑。”又,《史记·秦始皇本纪》(第334页)载二世议尊始皇庙,群臣言:“先王庙或在西雍,或在咸阳。”可知,在雍之宗庙为秦国宗庙之始。
(10)以上引文参见《史记》,第1796、237、829页。
(11)《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1644页。
(12)参见马银琴:《两周诗史》,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403-407页;赵逵夫主编:《先秦文学编年史》,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589、618、621页。
(13)马银琴:《两周诗史》,第283-284页;赵逵夫主编:《先秦文学编年史》,第430-432、437-438页。
(14)以上引文参见《毛诗正义》卷六、卷首,《十三经注疏》,第368、262页。
(15)《春秋左传正义》卷三十九,《十三经注疏》,第2007页。
(16)《史记·六国年表》,第829页。
(17)王国维:《秦都邑考》,《观堂集林》,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531页。
(18)《史记》,第243页。
(19)参见陕西省雍城考古队:《凤翔马家庄一号建筑群遗址发掘简报》、韩伟:《马家庄秦宗庙建筑制度研究》,《文物》1985年第2期,第1-29、30-38页。
(20)王学理、梁云《秦文化》(北京:文物出版社,2001年,第137页)以为马家庄宗庙为德公所建,然德公在位仅两年时间,似以穆公时期所建更合理。
(21)穆公之先,襄公作西畤、文公作鄜畤和陈宝祠、德公作伏祠、宣公作密畤,皆属不合周礼的淫祠。见《史记·秦本纪》《十二诸侯年表》《封禅书》等,《六国年表》则有“君子惧焉”之说。
(22)以上参见《春秋左传正义》卷十三、十五、十八,《十三经注疏》,第1801、1816、1837页。另,《国语·晋语四》记穆公会重耳时先赋《小雅·采菽》《小宛》,参见徐元诰:《国语集解》,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339页。
(23)马非百:《秦集史·音乐志》,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509页。
(24)《春秋左传正义》卷三十二,《十三经注疏》,第1956页。
(25)《春秋左传正义》卷十四,《十三经注疏》,第1806页。杜预注:“在京兆鄠县,周之故台。亦所以抗绝,令不得通外内。”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第359页):“灵台乃秦国之灵台,未必是西周之灵台。当时诸侯亦有灵台,哀二十五年《传》‘卫侯为灵台于藉圃’可证。此灵台当在秦都郊外。”
(26)《史记》,第239页。
(27)《史记·秦本纪》,第244页。《书序》以为事在穆公三十三年崤之战失败后,参见《尚书正义》卷二十,《十三经注疏》,第256页。
(28)《春秋左传正义》卷十五,《十三经注疏》,第1816页。
(29)林剑鸣、刘宝才:《论秦穆公》,《人文杂志》1980年第6期,第31页。
(30)参见屈万里:《先秦文史资料考辨》,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3年,第274页。
(31)陈直:《史记新证》,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1页。
(32)袭锡圭:《石鼓文整理研究序》,徐宝贵:《石鼓文整理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1页。
(33)张天恩:《读石鼓文札记两则》,《周秦文化研究论集》,北京: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307-310页。
(34)参见赤冢忠:《石鼓文》,东京:明德出版社,1986年,第139-146页;家井真:《诗经原意研究》,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32页。
(35)以上引文参见《毛诗正义》卷六,《十三经注疏》,第369页。
(36)《史记·李斯列传》,第3070页。
(37)《春秋左传正义》卷十九,《十三经注疏》,第1844页。
(38)王质:《诗总闻》卷六,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14页。
(39)朱熹注“宛在水中央”(《诗集传》卷六,第76页):“宛然,坐见貌。”另,《诗·唐风·山有枢》:“宛其死矣,他人是愉。”《毛传》(《毛诗正义》卷六,《十三经注疏》,第362页):“宛,死貌。”朱熹(《诗集传》卷六,第69页)注:“宛,坐见貌。”
(40)魏源《诗古微》中编之四:“《秦风》皆国君之事,无闾巷之风。”参见《魏源全集》,长沙:岳麓书社,1989年,第533页。
(41)陈子展:《诗三百解题》,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467-468页。
(42)方玉润:《诗经原始》卷七,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273页。
(43)苏雪林:《诗经杂俎》,第250页。
(44)吕祖谦:《吕氏家塾读诗记》卷十二,长沙:商务印书馆,1937年,第219页。
(45)胡承珙《毛诗后笺》卷十一(合肥:黄山书社,2014年,第578页):“案传言:逆礼则莫能以至。是本以经文道为道路。下文云:顺礼求济,道来迎之。此道指道阻之道,谓顺礼则其道路渐移而近,由一方而至中央。盖此岸对彼岸为远,至中央则较近矣。是虽人往覕道,实不啻道来迎人耳。因其文义古奥,猝难通晓,自王肃误认传中道字为理道,《吕记》因之,以此诗全篇皆比,犹《鹤鸣》之类,所谓伊人犹曰所谓此理。古人文词质实,断无以人为理者。且此诗不过言逆礼则远而难,顺礼则近而易,虽求道求贤,理本一贯,然经云伊人、云道阻,自当为求贤之路,不得泛以理道言也。”
(46)魏炯若:《读风知新记》,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394页。
(47)《史记》,第1629-1630页。
(48)《春秋左传正义》卷十八、十九,《十三经注疏》,第1840、1844页。后一处所记事亦见引《史记·秦本纪》,第245页。
(49)《春秋左传正义》卷五十四,《十三经注疏》,第2137页。
(50)《晨风》《权舆》诗序。参见《毛诗正义》卷六,《十三经注疏》,第373、374页。
(51)《史记》,第253-254页。
(52)王国维:《秦都邑考》,《观堂集林》,第533页。
(53)《史记》,第2303页。
(54)以上所引事在文公六年、成公十六年,参见《春秋左传正义》卷十九、二十八,《十三经注疏》,第1844、1918页。
(55)《史记·十二诸侯年表》(第768页)曰:“晋诸侯大夫伐我,败棫林。”《秦本纪》(第248页)曰:“悼公强,数会诸侯,率以伐秦,败秦军。秦军走,晋兵追之,遂渡泾,至棫林而还。”
(56)《左传·昭公十三年》(《春秋左传正义》卷四十六,《十三经注疏》,第2071页)载:晋人出兵,于卫地欲会合诸侯,“将寻盟”,齐人以为“侯讨贰,则有寻盟,若皆用命,何盟之寻”。晋叔向对齐人说了一番“存亡之道”的利害,齐人害怕了,于是同意重叙盟约,说:“小国言之,大国制之,敢不听从。”据此似可推测,景公说“穆公国小处僻”,亦反映了齐国对自身国际地位境况的复杂感受。在齐景公与孔子对话的两年后,鲁定公七年(前550),景公乃谋求复兴齐国霸业,最终齐、鲁、郑、卫联合以抗晋。参见童书业:《春秋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260-261页。
(57)《史记》,第253页。
(58)参见马元材(非百):《秦史纲要》第五章“内讧外患之频仍与国势之削弱”,重庆:大道出版社,1945年;林剑鸣:《秦史稿》第六章“秦国奴隶制的衰落”,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
(59)以上引文参见《史记·秦本纪》,第254页;《史记·李斯列传》,第3070页;《汉书·贾谊传》,第2244页。
(60)《史记·商君列传》(第2694-2695页):“卫鞅复见孝公。公与语,不自知膝之前于席也。语数日不厌。景监曰:子何以中吾君?吾君之欢甚也。鞅曰:吾说君以帝王之道比三代,而君曰:久远,吾不能待。且贤君者,各及其身显名天下,安能邑邑待数十百年以成帝王乎?故吾以强国之术说君,君大说之耳。然亦难以比德于殷周矣。”
(61)《史记·六国年表》(第829页):“秦杂戎翟之俗,先暴戾,后仁义。”
(62)蒙文通:《古史甄微》,成都:巴蜀书社,1987年,第301、304-30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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