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述困境:《北京政变》中的“中国形象”解读
The Dilemma in Representation:The Image of China in Peking Politics
作者：李汇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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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 年卷（期）页码：2020,227(02):-174-184
期刊名称：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Journal Name：Journal of Sichuan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Edition）
关键字：王文显;《北京政变》;中国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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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王文显剧作《北京政变》的最大意义,并不在于其戏剧写作技巧。细读文本并将其写作活动和作品置于中西文化关系的语境中,就不难看出王文显创作《北京政变》的意图,是希望向美国观众呈现他眼中"真实"的中国形象,以此回应西方中国形象话语,纠正西方大众对中国的偏见、误解。但当他以认可"停滞的帝国"这一西方建构的中国形象为出发点时,他在展示"真实"的中国形象方面所做出的努力便不可避免地陷入困境。
参考文献
① 关于王文显的早年生活经历,参见李汇川:《文化引介者的资格:王文显与〈北京政变〉》,《汉语言文学研究》2017年第1期,第71-80页。
② 原文为“thorough British education”,See John Wong-Quincey,Chinese Hunter,New York:John Day,1939,p.10.
③ 参见 “Developing the Drama in China Teaching the West,”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Sept.27,1928,p.6.
(1)另有译名《梦里京华》《浮云》等,统一起见,本文统称《北京政变》。
(2)参见The China Press,Jan.5,1927,p.1.
(3)原文为“Final production of the season”,参见“Yale to Present Play of Chinese,” The Boston Globe-Wednesday,May 27,1927,p.8.
(4)“Developing the Drama in China Teaching the West,”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Sept.27,1928,p.6.
(5)李健吾:《〈梦里京华〉跋》,《新文学史料》1983年第4期,第233页。贝克谈话的原文见“Chinese Student Writes Play for Yale,” The Springfield Sunday Union and Republican,May 31,1927,p.6.
(6)“傅满洲”是20世纪初邪恶中国人形象在西方文学作品中的典型代表。该人物最早出现于英国作家Arthur H.S.Ward以Sax Rohmer为笔名出版的神秘悬疑小说《狡诈的傅满洲博士》(The Mystery of Dr.Fu-Manchu,1913)中,是一个聪明绝顶又极度疯狂的科学家,也是危害世界的邪恶组织首脑,“集东方人的所有残忍、狡猾、智慧于一身”,并掌握着雄厚的资源,如魔鬼般威胁着西方人的安全。自1913年至1959年间,Rohmer相继出版以傅满洲为主要反派角色的小说17部(长篇13、中篇1、短篇3)。1929年起至1980年,好莱坞生产了10部“傅满洲”系列电影,影响深远。傅满洲的“中国恶魔”形象与其标志性的自上唇沿嘴角垂下的胡须一起,成为美国史上代表“黄祸”的著名文化符号。
(7)Chinaman一词最早为赴美华工用以自称。在19世纪中叶以来的美国排华、反华浪潮中,文艺作品中出现了用John Chinaman来指代华人。John本为男子名,因其十分常见,在英语中可用来指代没有或无须提及名字的男性(与汉语中 “张三李四”的用法类似),John加于Chinaman之前,意为“作为个体的中国人面目模糊,毫无特性可言”,赋予了这一词组鲜明的歧视观念。到80年代末,由意指“机会渺茫”的短语not a dog?s chance中的dog被Chinaman所替代,由此产生的同义短语not a Chinaman?s chance传播开来。与其他如coolie(苦力)、Chink(中国猪)等贬低华人华工的名词不同,Chinaman因源自华人自称,在一定程度上遮掩了其种族歧视内涵,是以在一段历史时期内被广泛而普遍地使用。当然不排除部分人是在并不完全清楚其情感基调的情况下使用此词,而非刻意贬低侮辱中国人。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在《西行漫记》(陈云翩译,香港:南粤出版社,1977年,下册,第251页)中就曾叙及自己被一位中国老年农妇称作“洋鬼子”,他似乎并未感到被冒犯,甚至认为“她要形容我,除了用‘洋鬼子’这个字眼以外,简直就不晓得别的字眼了”,可与此相参照。明恩溥在其《中国人的特性》(匡雁鹏译,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98年,第2页注释1)中感叹:“很奇怪,更遗憾的是,这一未开化的复合词‘Chinaman’似乎已在我们的语言里扎下根,而更合适的词‘Chinese’却一直未被使用。凡是我们听说到的所有在华的外国期刊上,都一律地称当地中国人为‘Chinaman’,就连中国的一些撰稿者也一直这么使用。”笔者以为,当地报纸用此词是否存在有意诋毁或调侃尚需考察,但这样一个以华人歧视为契机而广为流传的词汇,彰显了美国大众认知观念中对中国及华人的普遍的蔑视。
(8)参见福柯:《尼采、谱系学、历史》,王简译,杜小真编选:《福柯集》,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02年,第149页。
(9)李健吾:《〈梦里京华〉跋》,《新文学史料》1983年第4期,第233-234页。
(10)张骏祥:《〈王文显剧作选〉序》,《新文学史料》1983年第4期,第226-227页。张骏祥1932年应李健吾推荐任王文显助教。王文显的人际交往主要集中于英语界,与他熟识并以中文对他有所记述的,主要便是李健吾与张骏祥二人。王文显对张骏祥十分看重,抗战结束后张携妻子白杨到上海拜访王文显,王文显在家中设茶宴招待并请来李健吾等戏剧界人士作陪,此事在当时还上了《新闻报》,载于副刊《快活林》。李、张二人的文章是后世王文显研究的珍稀资源,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未受质疑。但随着英语界越来越多关于王文显的史料被发掘整理,辅以清华早期的档案为佐证,可以发现李、张对王文显的记叙与评价错漏甚多,使得多数研究者对王文显的早年经历与知识背景产生较为严重的误判。
(11)周宁:《跨文化研究:以中国形象为方法》,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77页。
(12)古德诺:《解析中国》,蔡向阳等译,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8年,第64-90页。
(13)参见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年,第160-161页。
(14)王文显:《梦里京华》,《王文显剧作选》,李健吾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第108页。以下引文均见104-108页,不一一标注。
(15)梁启超:《欧洲政治革进之原因》(续),《新闻报》1913年2月14日,第2版。
(16)弗里德里希·尼采:《善恶的彼岸》,朱泱译,北京:团结出版社,2001年,第90页;黑格尔:《历史哲学》,第161页。
(17)黄子平在《“灰阑”中的叙述》(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一书的第二章《“革命历史小说”:时间与叙述》中认为,中国传统的讲史小说是“无未来性”的,它们往往以动乱和灾难作为“因果前定”的“话头”,而情节进行到后半,则会向这“话头”回靠。此现象的出现,源于“循环史观”对这一传统文类的支配。“大约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一种来自西方的‘进化史观’(直线的或螺旋发展的)戏剧性地取代了传统的‘循环史观’,并且自始即渗入‘历史演义’、‘历史小说’的叙述写作之中。……时间的圆圈被掐断了,扳成一条箭头向前或向上的直线或螺旋线。‘走向未来’,不再是从历代王朝的兴亡起伏中吸取道德教训并预测新的一轮循环中家国的盛衰荣辱,而是向着可望可即的异域模式急起直追。”这一观点的主要关注对象是“革命历史小说”,但其带来的启发,对理解王文显的写作策略有所裨益:《北京政变》里,“循环的历史”隐含在曾经的民主革命者王承权走向复辟这一先置情节中,作者对“停滞的帝国”这一观念核心带有退让意味的认可,为其之后对“进步的历史”的展示确立了对话对象。在作者的理想中,蔡同在剧作结尾对“未来”的展望与许诺,建立在对“循环的历史”的症结的诊断之上,赋予“进步的历史”以逻辑基础。当“未来”被理性地提出时,“无未来”的“循环的历史”自然而然地被否定了。
(18)“家庭”“家族”“宗族”的概念辨析以及随之而来的“家族制度”“宗法制”等问题,离题较远,本文不展开论述。
(19)《述志令》又名《让县自明本志令》,参见《裴松之注三国志》上,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20页。
(20)陈独秀:《宪法与孔教》,《新青年》1916年第2卷第3号,第1页。
(21)陈独秀:《本志罪案之答辩书》,《新青年》1919年第6卷第1号,第10页。
(22)吴虞:《家族制度为专制主义之根据论》,《新青年》1917年第2卷第6号,第1-3页。
(23)参见陈独秀:《复辟与尊孔》,《新青年》1917年第3卷第6号,第1-4页。
(24)章衣萍在《枕上随笔》(北京:北新书局,1929年,第66页)中回忆说:“中国青年思想,以五四运动前后变动得最利害。那时的青年,大家嚷着反对家庭,反对宗教,反对旧道德、旧习惯,打破一切旧制度。我在南京暑期学校读书,曾看见一个青年,把自己的名字取消了,唤做‘他你我’。后来到北京,在北大第一院门口见一个朋友偕了一个剪发女青年,我问她:‘你贵姓?’她瞪着眼看了我一会,嚷着说‘我是没有姓的!’还有写信否认自己的父亲的,说‘从某月某日起,我不认你是父亲了,大家都是朋友,是平等的’。”
(25)蔡同对未来的迷茫并非于剧末方始出现,在第一幕(《王文显剧作选》,第98页)他对顾秉忠所说的台词中已有显露:“我也许不知道我应当为中国争取什么东西,可是,我完全知道我不应当为中国争取什么东西。我不需要暗杀,腐恶,奸诈的政府;可是眼前的政府,就是这样子。只要我活下去一天,我就要反对它,就要努力推翻它。”
(26)E.R.西德莫尔:《中国新年》,周宁编:《龙的幻像》上,北京:学苑出版社,2004年,第325、326页。
(27)伯特兰·罗素:《中国问题种种》,周宁编:《龙的幻像》上,第455-472页。
(28)林语堂:《林语堂自传(三)》,工爻迻译,《逸经》1936年第19期,第24页。
(29)罗志田:《文化翻身:梁漱溟的憧憬与困窘》,《近代史研究》2016年第6期,第49-68页。
(30)陈季同旅法期间,用法文写作了包括《中国自画像》《中国的戏剧》《中国人的快乐》等作品,在法国产生广泛影响。
(31)温源宁:《王文显先生》,李健吾译,《新文学史料》1983年第4期,第225页。
(32)李健吾:《〈梦里京华〉跋》,《新文学史料》1983年第4期,第234页。
(33)自萨义德的《东方主义》问世以来,关于“西方”的“东方想象”以及由此引发的“东方”回应“东方主义”的讨论,早已成为一个学术的热门话题。美国学者德里克辨析了“东方”在“东方主义”形成中的作用,称亚洲人和欧洲人在“东方主义”形成中发生过某种“共谋”;他由此提出“自我东方化”的命题,以探讨“欧美眼中的亚洲形象是如何逐渐成为亚洲人自己眼中的亚洲形象的一部分的”。参见阿里夫·德里克:《后革命氛围》,王宁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277-28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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