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 其实郭嵩焘与中兴将帅的关系密切,曾国藩、左宗棠和李鸿章三位“中兴元辅”的“出任将相,一由嵩焘为之枢纽”(郭嵩焘:《玉池老人自叙》,《郭嵩焘全集》,长沙:岳麓书社,2012年,第15册,第759页。以下引《郭嵩焘全集》,标点时有更易,不一一注明),实间接影响到清朝的国运。
② 因与郭嵩焘相关的本事多已“耳熟能详”,下面较少铺陈史事,而更多直抒所见。又以下凡提及李欣然说一类,皆为引用《处变观通——郭嵩焘与近代文明竞争思路的开端》一书稿本,不再一一出注。
(1)萧公权:《中国乡村:论19世纪的帝国控制》,张皓、张升译,台北:台北联经出版公司,2014年,第84-89页。
(2)曾国藩:《与徐玉山》(咸丰三年二月),《曾国藩全集·书信一》,长沙:岳麓书社,1994年,第21册,第128页。
(3)郭嵩焘:《致陈孚恩》(咸丰十一年),《郭嵩焘全集》,第61-62页。
(4)本段与下段,参见郭嵩焘:《致郭柏荫》(同治七年四月廿五日),《郭嵩焘全集》,第13册,第218-219页。
(5)此后士绅的作用越来越大,到清末新政期间甚至发展到“官不如绅”的地步。参见冯友兰:《三松堂自序》,北京:三联书店,1984年,第34页。
(6)郭嵩焘:《缕陈粤东大局情形片》(同治四年奏),《郭嵩焘全集》,第4册,第516页。
(7)郭嵩焘就已在担心“荷戈从军者无虑数十万人,骄横毒狠,习与性成,其势不复能终安田亩”。参见郭嵩焘:《致郭柏荫》(同治七年四月廿五日),《郭嵩焘全集》,第13册,第217页。
(8)参见Mark C.Elliot,The Manchu Way:The Eight Banners and Ethnic Ident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Stanford,Calif.: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1.
(9)太平天国的提醒对时人的影响是明显的,尽管郭嵩焘很少直接表达这方面的看法,不代表他没有相应的思虑。曾国藩在灭太平天国后于同治四年在南京设局刻印强调夷夏之辨的《船山遗书》,就是一个不动声色的显例。
(10)“满汉”和“中西”都与“夷夏”若即若离,夷夏话语对满汉和中西都“适用”,前者更长远而不敢说,后者更切近而逐渐不宜说。两者皆从这一敏感的词语“脱身”而去的微妙进程,其实还有待发之覆。
(11)奕等的奏折说:“就今日之势论之,发、捻交乘,心腹之害也;俄国壤地相接,有蚕食上国之志,肘腋之忧也;英国志在通商,暴虐无人理,不为限制,则无以自立,肢体之患也。”参见奕等:《统计全局酌拟章程六条》(咸丰十年十二月奏),贾桢等编:《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8册,第2675页。
(12)汉族士大夫选择支持朝廷镇压太平天国,或也是一种类似的权宜之计。
(13)戊戌维新时康有为他们就试图共同思考并同时处理两个问题,而朝廷却两皆踌躇,有时或许把大清的存亡看得更重,所以把某些解决问题的举措(如满汉通婚等)视作潜在的威胁,一次可能解决问题的机遇就此错过。
(14)曼考尔(Mark Mancall)已指出,汉语中原本没有“朝贡制度”的对应词,中国士大夫看重的是文野可以互易的夷夏之辨;且他们并不认为朝贡制度是“自成一体或者有别于儒家社会其他制度的一种综合性制度”,因此不宜据此观察“中国或中华文明”。参见曼考尔:《清代朝贡制度新解》,费正清主编:《中国的世界秩序——传统中国的对外关系》,杜继东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58页。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提醒。
(15)郭嵩焘:《缕陈广东大概情形折》(同治二年七月二十四日),《郭嵩焘全集》,第4册,第18页。
(16)故郭嵩焘那段时间的治学取向,全不同于王国维所谓道咸以降之“新学”那种“考史者兼辽金元,治地理者逮四裔”的倾向。参见王国维:《沈乙庵先生七十寿序》(1919年),《观堂集林(外二种)》,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574页。
(17)《郭嵩焘日记》,同治七年正月初一,《郭嵩焘全集》,第9册,第316页。
(18)这一面相既存郭嵩焘研究所言不多,而李欣然则进行了深入的梳理。
(19)陈澧:《礼记质疑序》,《郭嵩焘全集》,第3册,第4页。
(20)顾亭林:《与友人论学书》,《顾亭林诗文集》,华忱之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41页。
(21)郭嵩焘:《毛诗余义》,《郭嵩焘全集》,第2册,第611页。
(22)郭嵩焘:《礼记质疑·自序》,《郭嵩焘全集》,第3册,第2页。
(23)郭嵩焘:《校订朱子家礼·本序》,《郭嵩焘全集》,第2册,第624页。
(24)郭嵩焘:《校订朱子家礼·本序》,《郭嵩焘全集》,第2册,第623页。
(25)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1923—1924),《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七十五》,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188页。
(26)前引“即其词以求其义”,就是明证。
(27)郭嵩焘致阎镇珩书,转引自钱基博:《近百年湖南学风》,长沙:岳麓书社,1985年,第47页。
(28)观曾国藩《圣哲画像记》自古以来36人中文人的比重,可见一斑。
(29)按清代湘学本不预学术主流,严格说与汉学和宋学都有些距离。咸同时湖南士人以能经世而显,湘学之名亦藉事功而立,故经世致用实为湘学“正统”。参见罗志田:《近代湖南区域文化与戊戌新旧之争》,《近代史研究》1998年第5期,第3-5页。
(30)从乾隆中破格拔擢戴震开始,清廷逐渐采取一种汉宋兼容并包的方式,即科举尊宋学而学问推奖汉学。我们不必用阴谋论说清廷这种区分汉宋方式是有意为之,恐怕清廷也没有那么高瞻远瞩,但多少可以感觉出有因势利导的味道。
(31)治学偏向汉学的包世臣就曾说:“吾人占毕,必始宋学。洎肄举业,益违雅驯。迨至反而从事其本,则少小之所温寻者,如油入面,去之卒不能尽。”参见包世臣:《春秋异文考证题词》,《包世臣全集·艺舟双楫》,李星点校,合肥:黄山书社,1993年,第278页。
(32)王国维:《沈乙庵先生七十寿序》,《观堂集林(外二种)》,第574页。
(33)《郭嵩焘日记》,咸丰八年八月初六,《郭嵩焘全集》,第8册,第123页。
(34)郭嵩焘:《致严正基》(同治元年),《郭嵩焘全集》,第13册,第103页。
(35)郭嵩焘:《致李鸿裔》(同治元年),《郭嵩焘全集》,第13册,第86页。
(36)《郭嵩焘日记》,同治二年十二月初二,《郭嵩焘全集》,第8册,第630页。
(37)《郭嵩焘日记》,光绪六年七月初八,《郭嵩焘全集》,第11册,第283页。
(38)《郭嵩焘日记》,同治九年十一月十五日,《郭嵩焘全集》,第9册,第452-453页。
(39)《郭嵩焘日记》,光绪三年十一月十八日,《郭嵩焘全集》,第11册,第357页。
(40)郭嵩焘晚年说,“吾于洋务,考求其本末与历来办理得失,证之史传,以辨知其异同,自谓有得于心。不独汉唐以来边防夷狄之患,能知其节要,即三代以上规模,亦稍能窥测及之”(郭嵩焘:《玉池老人自叙》,《郭嵩焘全集》,第15册,第760页)。此语最能见洋务本从夷务转变而来。
(41)曾国藩便注意到上海之行对郭嵩焘的“震诧”,见曾国藩:《致左宗棠》(咸丰八年五月三十日),《曾国藩全集·书信一》,第21册,第622页。
(42)郭嵩焘:《复方子听》(咸丰十一年),《郭嵩焘全集》,第13册,第63页。
(43)郭嵩焘:《〈罪言存略〉小引》,《郭嵩焘全集》,第14册,第298页。
(44)《郭嵩焘日记》,咸丰八年八月初六,《郭嵩焘全集》,第8册,第123页。
(45)郭嵩焘:《请于天津添设战船并请责成杨载福派员经理片》(咸丰九年正月廿四日),《郭嵩焘全集》,第4册,第5-6页。
(46)郭嵩焘:《致叶云岩》(咸丰十一年正月廿一日),《郭嵩焘全集》,第13册,第50页。
(47)郭嵩焘:《致陈懿叔》(同治元年),《郭嵩焘全集》,第13册,第96页。
(48)郭嵩焘:《复方子听》(咸丰十一年),《郭嵩焘全集》,第13册,第65页。
(49)郭嵩焘:《致陈懿叔》(同治元年)、《复方子听》(咸丰十一年)、《致龙汝霖》(同治元年),《郭嵩焘全集》,第13册,第96、64、88页。
(50)《郭嵩焘日记》,光绪二年十一月十八日,《郭嵩焘全集》,第10册,第77页。
(51)郭嵩焘:《条议海防事宜》(光绪元年三月廿一日),《郭嵩焘全集》,第4册,第783页。
(52)郭嵩焘:《拟销假论洋务折》(光绪二年闰五月廿六日草),《郭嵩焘全集》,第4册,第791-796页。
(53)郭嵩焘:《致沈葆桢》(光绪二年十月初五),《郭嵩焘全集》,第13册,第266页。
(54)湖南排外最著名的是1892年周汉反洋教案。然而要到1897年底,才第一次有外国人获准正式在湖南居住。参见罗志田:《近代湖南区域文化与戊戌新旧之争》,《近代史研究》1998年第5期,第3-5页。
(55)郭嵩焘对京师士夫“所求知者,诟毁洋人之词,非求知洋情”很不满,但也注意到他们“每议总署之过秘,亦未尝不欲求知洋情也”。参见《郭嵩焘日记》,光绪二年二月初一,《郭嵩焘全集》,第10册,第10页。
(56)慈禧太后曾亲对郭嵩焘说:“总理衙门哪一个不挨骂。一进总理衙门,便招惹许多言语。”参见《郭嵩焘日记》,光绪二年七月十九日,《郭嵩焘全集》,第10册,第46页。
(57)郭嵩焘:《〈罪言存略〉小引》,《郭嵩焘全集》,第14册,第299页。
(58)郭嵩焘曾用洋人的方法,成功使香港领事交出逃到香港的太平天国森王侯玉田。这是香港第一次向广东解送人犯,皆“由鄙人稍知夷情窾要,钩而致之”。参见郭嵩焘:《拿获盘踞香港招伙济贼逆首审明正法疏》后自记,《郭嵩焘全集》,第4册,第368页。
(59)郭嵩焘:《玉池老人自叙》,《郭嵩焘全集》,第15册,第766-767页。
(60)《郭嵩焘日记》,同治四年正月廿五日,《郭嵩焘全集》,第9册,第64页。
(61)郭嵩焘:《条议海防事宜》,《郭嵩焘全集》,第4册,第777页。
(62)郭嵩焘:《条议海防事宜》,《郭嵩焘全集》,第4册,第777-778页。
(63)郭嵩焘:《论俄事疏》(光绪六年四月廿三日奏),《郭嵩焘全集》,第4册,第853页。
(64)如《论语·子路》所说,“其身正,不令而行”;若“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
(65)郭嵩焘:《条议海防事宜》,《郭嵩焘全集》,第4册,第781-782页。
(66)郭嵩焘:《致姚体备》(光绪五年四月),《郭嵩焘全集》,第13册,第367页。
(67)《郭嵩焘日记》,咸丰十年三月初八,《郭嵩焘全集》,第8册,第271页。
(68)御史陈庆松奏折中言,见平步青:《霞外攟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89-90页。
(69)《郭嵩焘日记》,咸丰十一年七月二十日,《郭嵩焘全集》,第8册,第419页。
(70)《郭嵩焘日记》,咸丰十年十月初十,《郭嵩焘全集》,第8册,第362页。
(71)后来的实际情形是,很多人从忧虑“道出于二”逐渐过渡到以西方之“道”为基准的“道通于一”。参阅罗志田:《近代中国“道”的转化》,《近代史研究》2014年第6期,第4-20页。
(72)尽管上帝在欧洲已经受到“科学”的强烈挑战,但在面对中国时,在西方激烈冲突的基督教与科学常常成为一条战壕里的战友。说详罗志田:《传教士与近代中西文化竞争》,《历史研究》1996年第6期,第77-94页。
(73)刘咸炘:《看云》(1925),《推十书·增补全本》(庚辛合辑),上海: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239-240页。
(74)本段与下段,参见罗志田《天下与世界:清末士人关于人类社会认知的转变》,《中国社会科学》2007年第5期,第191-204页。
(75)尹耕云:《筹夷疏一》(咸丰十一年奏),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二次鸦片战争》(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年,第70页。
(76)本段与下段,参见《郭嵩焘日记》,光绪四年五月二十日,《郭嵩焘全集》,第10册,第523-524页。
(77)郭嵩焘:《致总署》(光绪三年十二月初八),《郭嵩焘全集》,第13册,第304-305页。
(78)《郭嵩焘日记》,光绪三年十二月十八日,《郭嵩焘全集》,第10册,第376-377页。
(79)《郭嵩焘日记》,光绪三年十一月十八日,《郭嵩焘全集》,第10册,第357页。
(80)《郭嵩焘日记》,光绪四年五月二十日,《郭嵩焘全集》,第10册,第523-524页。
(81)《郭嵩焘日记》,光绪六年七月初八,《郭嵩焘全集》,第11册,第283页。
(82)《郭嵩焘日记》,光绪四年五月二十日,《郭嵩焘全集》,第10册,第524页。
(83)《郭嵩焘日记》,光绪五年六月廿三日,《郭嵩焘全集》,第11册,第146-147页。
(84)谭嗣同:《仁学》,《谭嗣同全集》(增订本),蔡尚思、方行编,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下册,第337页。
(85)郭嵩焘:《史记札记》,《郭嵩焘全集》,第5册,第153页。按此《史记札记》系在英国时所作。
(86)《郭嵩焘日记》,光绪四年五月二十日,《郭嵩焘全集》,第10册,第523-524页。
(87)《郭嵩焘日记》,光绪四年二月初二,《郭嵩焘全集》,第10册,第419-420页。
(88)《郭嵩焘日记》,光绪四年五月二十日,《郭嵩焘全集》,第10册,第523页。
(89)雍正帝在其颁下的《大义觉迷录》中便据此夷夏之辨的古义明言:满人所以被认为是夷狄实因“语言文字不与中土通”,是文化不同而非价值高下,则“夷狄之名,本朝所不讳”。参见《大义觉迷录》,台北:台北文海出版社,1966年影印,第108-109、85页。
(90)郭嵩焘:《史记札记》,《郭嵩焘全集》,第5册,第25页。
(91)本段与下段,参见《郭嵩焘日记》,光绪五年二月廿二日,《郭嵩焘全集》,第11册,第60页。
(92)王闿运:《湘绮楼日记》,光绪六年二月初二,长沙:岳麓书社,1997年,第881页。
(93)郭嵩焘曾说,“中外之相制,强则拓地千里,可以战,可以守,而未始不可以和,汉之于匈奴,唐之于回纥、吐蕃是也。弱则一以和为主,南宋之犹赖以存是也”。参见《郭嵩焘日记》,咸丰十年八月初五,《郭嵩焘全集》,第8册,第350页。
(94)参见张乙帆:《评巴人著〈论鲁迅的杂文〉》,《大公报》(香港)1941年1月26日,第2张第8版。
(95)参见王东杰:《“价值”优先下的“事实”重建:清季民初新史家寻找中国历史“进化”的努力》,《近代史研究》2012年第3期,第28-47页。
(96)参见罗志田:《再造文明之梦:胡适传·新序》,北京:社科文献出版社,2015年,第viii-ix页。
(97)Hannah Arendt,“Introduction:Walter Benjamin,1892-1940,” in Walter Benjamin,Illuminations:Essays and Reflections,ed.by Hannah Arendt,New York:Schocken,1969,p.37.此书有中译本,阿伦特编:《启迪:本雅明文选》,张旭东、王斑译,北京:三联书店,2008年,相关文字在第55-56页。
(98)例如“同治中兴”是很早就出现的说法。一个中兴的时代或许不必颂声大作,多少也要有些比较满意的感觉吧。然而我们若设身处地去看那些中兴的塑造者,他们似乎连躬逢盛世的幸运感都没有,而是充满了对既往、当下和未来的忧思。曾国藩著名的“苦撑”一说,就是一个显著的代表。
(99)E.H.卡尔:《历史是什么?》,陈恒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年,第146、227页。
(100)钱穆:《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北京:三联书店,2005年,第46页。
(101)余英时:《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序》,《现代学人与学术》(沈志佳编《余英时文集》第5卷),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242-24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