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 参见何兹全:《汉魏之际封建说》,《历史研究》1979年第1期,第87-96页;何兹全:《中国古代社会及其向中世社会的过渡》,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年;徐冲:《“汉魏革命”再研究:君臣关系与历史书写》,博士学位论文,北京大学历史学系,2008年。
② 这样的历史分期理论在内藤湖南所撰《支那上古史·绪言》(东京:弘文堂,1944年)中得到了系统论说。相关讨论参见气贺泽保规:《内藤湖南的历史分期论及其现实意义》,《唐史论丛》第23辑,西安:三秦出版社,2016年,第143-160页。
③ 此类概括在一般的学术史、思想史著作中多有所见,比如步近智、张安奇的《中国学术思想史稿》(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等。
④ 宫川尚志较早指出了儒生颂经与道士、方士的相通处。参见宮川尚志:『六朝史研究·宗教篇』,京都:平乐寺书店,1964年,第80-83页。稍后石泰安(Rolf.A.Stein)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挥,指出廉洁正直的儒者、方士和隐士的行动规律与黄巾、五斗米等道教运动之间存在着共通的基调和基础。参见石泰安:《公元2世纪政治的宗教的道教运动》,朱越利译,任继愈主编:《国际汉学》第8辑,郑州:大象出版社,2003年,第371-435页。此后,川胜义雄、吉川忠夫对该问题均有重要发挥,参见川勝義雄:「漢末のレジスタンス運動」,『東洋史研究』(京都)第25卷第4号,1967年,第386-413页;吉川忠夫:《六朝精神史研究》,王启发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438页。陈启云、姜生亦曾讨论儒道的相通性及其相同文化背景问题,参见陈启云:《荀悦与中古儒学》,高专诚译,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36-45页;姜生:《汉帝国的遗产:汉鬼考》,北京:科学出版社,2016年,第4、530-532页。更详细的学术史梳理参见冯渝杰:《大小传统理论的典范与失范:以汉末政治、宗教运动研究为中心》,《中国中古史研究》第6卷,上海:中西书局,2018年,第307-326页。
(1)《后汉书》卷67,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2187、2194、2212页。
(2)《后汉书》卷67,第2185页。
(3)杨明照:《抱朴子外篇校笺》下,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第453-464、472页。
(4)牟发松:《侠儒论:党锢名士的渊源与流变》,《文史哲》2011年第4期,第74页。
(5)参见吕思勉:《秦汉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461-462页;劳幹:《论汉代的游侠》,《劳幹学术论文集甲编》,台北:艺文印书馆,1976 年,第1021-1025页;刘修明、乔宗传:《秦汉游侠的形成与演变》,《中国史研究》1985年第1期,第71-80页;增渊龙夫:《汉代民间秩序的构成和任侠习俗》,孔繁敏译,《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3卷,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第526-545页;彭卫:《古道侠风》,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8年;卜宪群:《秦汉社会势力及其官僚化问题研究之一——以游侠为中心的探讨》,郑州大学历史学院编:《高敏先生八十华诞纪念文集》,北京:线装书局,2006年,第73-83页。
(6)大致包括尚武、犯禁的战国卿相之侠,以及秦汉之际开始大批出现的闾里布衣之侠。西汉中后期游侠逐渐儒化,至东汉已少有得见。相关讨论可参见增渊龙夫:《汉代民间秩序的构成和任侠习俗》,第526-545页;牟发松:《侠儒论:党锢名士的渊源与流变》,《文史哲》2011年第4期,第64-85页。
(7)司马迁在《史记·游侠列传》中提出了“布衣之侠”“乡曲之侠”“匹夫之侠”“闾巷之侠”等概念,班固在《汉书·游侠传》中则明确了“王公游侠”的概念。劳幹指出:“标准的侠者是闾里细民,……但最重要的游侠除去职业的游侠以外,似乎并无他种可能。”刘修民、乔宗传认为:“游侠往往分为上下两个阶层。上层的侠成为著名的侠魁,下层的侠就成为江湖流丐、游民无赖之类。”吉书时提出汉代游侠可以分为贵族游侠、布衣游侠(乡曲游侠、闾巷游侠、匹夫游侠)、侠官三种类型。详参卜宪群:《秦汉社会势力及其官僚化问题研究之一——以游侠为中心的探讨》,郑州大学历史学院编:《高敏先生八十华诞纪念文集》,第74页。相关讨论亦可参见彭卫:《中国风俗通史·秦汉卷》,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781页;牟发松:《侠儒论:党锢名士的渊源与流变》,《文史哲》2011年第4期,第64-85页。
(8)不过应该注意,战国时期的游侠与秦汉之际以及西汉、东汉时期的游侠,其兴起、存在的社会原因,当各有不同。相关讨论请见宮崎市定:「漢末風俗」,『宮崎市定全集』第七卷,东京:岩波书店,1992年,第133-166页。
(9)参见劳幹:《论汉代的游侠》,《劳幹学术论文集甲编》,第1021-1025页;劳幹:《汉代的豪强及其政治上的关系》,《古代中国的历史与文化》,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283-304页。牟发松前揭文以为其论“颇难自圆其说”。
(10)史籍及汉碑记载显示黄老之学被汉代人广泛接受,其往往与图谶、京氏易等兼容,非仅术士用之,朝臣、帝王信从者亦不在少数。详参冯渝杰:《从黄巾拜郑玄看汉末隐逸与地方秩序的重建》,《文史哲》2017年第2期,第141-154页。
(11)刘昭瑞:《“老鬼”与南北朝时期老子的神化》,《历史研究》2005年第2期,第177页。
(12)实际上,士人的清议运动与道教的宗教活动之间呈现出相互支援、前后而起的态势,由此连接为统一的汉末“抵抗运动”。详参川勝義雄:「漢末のレジスタンス運動」,第386-413页。
(13)《三国志》卷1,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4-5页。
(14)详细讨论参见柳存仁:《汉张天师是不是历史人物?》,《道教史探源》,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99-136页。
(15)《后汉书》卷57,第1842页。
(16)陈槃:《战国秦汉间方士考论》,《古谶纬研讨及其书录解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179-254页。
(17)《后汉书》卷103,第3285-3286页。
(18)增渊龙夫曾专门讨论两汉时期的巫(与术士颇有近者)与侠之关系。参见增淵龍夫:「漢代における巫と侠」,『新版中國古代の社會と國家』,东京:岩波书店,1996年,第119-140页。
(19)一作“挟道作乱”,见《弘明集》卷8,《中华大藏经》第62册,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第823页。
(20)《佛说目连问戒律中五百轻重事经》卷1,《中华大藏经》第41册,第905、911页。相关讨论参见冯渝杰:《道教法剑信仰衰落原因考》,《宗教学研究》2014年第1期,第47-53页;冯渝杰:《神物的终结:法剑信仰兴衰变异的历史考察》,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202-203页。
(21)《中华大藏经》第62册,第827页。
(22)王明:《抱朴子内篇校释》卷9,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73页。
(23)相关讨论参见葛兆光:《从张道陵“军将吏兵之法”说起:道教教团从二十四治到洞天福地》,《屈服史及其他:六朝隋唐道教的思想史研究》,北京:三联书店,2003年,第12-28页;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1卷,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341-374页。
(24)Kristofer Schipper and Franciscus Verellen,The Taoist Canon: A Historical Companion to the Daozang,Chicago & London: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4,p.130.
(25)《道藏》第18册,北京:文物出版社、上海:上海书店、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219-220页。
(26)《道藏》第6册,第880-882页。相关讨论参见冯渝杰:《道教法剑信仰衰落原因考》,《宗教学研究》2014年第1期,第47-53页。
(27)以上分别见《后汉书》,第2189、330-331、2244页。
(28)《资治通鉴》卷56,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1823页。
(29)《后汉纪》卷23,《两汉纪》(下),张烈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453页。
(30)《后汉书》卷64,第2106页;卷79,第2589页。
(31)《后汉书》卷67,第2211页。
(32)《三国志》卷12注引《魏书》,第379页。
(33)《后汉纪》卷22,《两汉纪》下,第431页。
(34)以上分别参见《后汉书》,第1744-1745、1754、1085、1748、2067页。
(35)金根发:《东汉党锢人物的分析》,《“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34本下册,1963年,第544-546页。
(36)有关研究可参见祝总斌:《〈后汉书·党锢传〉太学生“三万余人”质疑》,《中华文史论丛》2010年第1期,第313-320页;祝总斌:《东汉士人人数考略》,《北大史学》第19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342-347页。
(37)参见冯渝杰:《朝野之间:两汉的隐逸与政治》,《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年8月17日,历史版;冯渝杰:《从黄巾拜郑玄看汉末隐逸与地方秩序的重建》,《文史哲》2017年第2期,第141-154页。
(38)川胜义雄:《六朝贵族制社会研究》,徐谷梵、李济沧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27-28、69页。
(39)陈启云:《关于东汉史的几个问题:清议、党锢与黄巾》,《儒学与汉代历史文化——陈启云文集2》,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202-206页;陈启云:《荀悦与中古儒学》,第3页。
(40)《后汉书》卷8,第348页。
(41)应予说明的是,儒生与方士以及后文所论经学与谶纬的融通,都是一个渐进的历史过程。在由“辅汉”而“代汉”的汉末历史大背景下,各种思潮趋于汇流,不同人群之思想、行为与价值被进一步牵引至相同方向,由此表现出知识、信仰与政治、社会间的复杂互动,此即本文论述的焦点所在。有关他们在西汉中后期至两汉之际的历史呈现,可参见顾颉刚:《秦汉的方士与儒生》,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冯渝杰:《从“汉家”神化看两汉之际的天命竞夺》,《历史研究》2015年第1期,第22-37页。
(42)吉川忠夫:《六朝精神史研究》,第438-439页。
(43)与“汉家”紧密相关的“太平”思想,对汉末党人、隐逸、原始道教的具体影响,主要表现在由这几类人群连接发起的汉末政治-宗教运动中。该问题所涉复杂,参见冯渝杰:《祈望“太平”:理想国家追求与汉末社会运动》,博士学位论文,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2014年。
(44)刘太祥:《汉代游学之风》,《中国史研究》1998年第4期,第42-54页。
(45)方燕:《东汉游学活动初探》,《四川师范大学学报》2000年第3期,第71-75页。相关讨论亦见张鹤泉:《东汉时代的游学风气及社会影响》,《求是学刊》1995年第2期,第104-109页;陈雁:《东汉魏晋时期颍汝、南阳地区的私学与游学》,《文史哲》2000年第1期,第71-75页;聂济冬:《游学与汉末政治》,《山东大学学报》2007年第6期,第70-74页。
(46)《后汉书》卷35,第1207页。
(47)《后汉书》卷81,第2693-2694页。
(48)冯渝杰:《论五斗米道的“官僚性”特质》,《四川大学学报》2016年第1期,第126-134页。
(49)王利器:《风俗通义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428页。有关此则材料的讨论亦见冯渝杰:《铸剑、剑解与道教身体观——“人剑合一”的知识考古》,《人文杂志》2019年第2期,第86-87页。
(50)吉川忠夫:《六朝精神史研究》,第425页。
(51)《后汉书》卷83,第2768-2769页。
(52)冯渝杰:《从黄巾拜郑玄看汉末隐逸与地方秩序的重建》,《文史哲》2017年第2期,第141-154页。
(53)《太平广记》卷293,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第2332页。相关讨论可参乐维(Jean Levi):《官吏和神灵——六朝及唐代小说中官吏与神灵之争》,张立方译,《法国汉学》第3辑,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第32-59页。
(54)以上参见《后汉书》,第2774、1053、1242-1243、1751、1749页。
(55)《太平广记》卷7,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第45页。
(56)《后汉书》卷82下,第2745页。
(57)《博物志》卷5,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65页。
(58)相关讨论请参见徐兴无:《论谶纬文献中的天道圣统》,《谶纬文献与汉代文化构建》,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赵博:《谶纬中孔子为汉制法之说的研究与探讨》,《内蒙古农业大学学报》2009年第1期,第284-287页;冯渝杰:《从“汉家”神化看两汉之际的天命竞夺》,《历史研究》2015年第1期,第22-37页等。
(59)以上参见安居香山、中村璋八辑编:《纬书集成》,吕宗力、栾保群等译,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815、815、988页。
(60)参见冯渝杰:《天命史观与汉魏禅代的神学逻辑》,《人文杂志》2016年第8期,第85-92页。
(61)华喆:《礼是郑学:汉唐间经典诠释变迁史论稿》,北京:三联书店,2018年,第168页。
(62)陈澧指出:“《春秋繁露·符瑞篇》云:‘西狩获麟,受命之符。’是西汉时,《公羊》家已有此说。……韩敕《造孔庙礼器碑》云:‘后制百王,获麟来吐。’史晨《祀孔子奏铭》云:‘西狩获麟,为汉制作。’又云:‘获麟趣作,端门见征,血书著纪,黄玉响应,主为汉制,道审可行。’汉人多以获麟颂扬汉代,何邵公囿于风气,遂以注经也。”参见陈澧:《东塾读书记》,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第204页。
(63)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2353页。
(64)以上参见安居香山、中村璋八辑编:《纬书集成》,第451、580、992页。
(65)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2354页。
(66)陈柱:《公羊家哲学(外一种)》,李静校注,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42-144 页。
(67)详参冯渝杰:《汉末经学通纬旨趣探微:以郑玄、何休为中心》,《经学文献研究集刊》第17辑,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7年,第59-75页。
(68)《文献通考》卷68,华东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2077页。
(69)安居香山、中村璋八辑编:《纬书集成》,第193页。
(70)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2200页。
(71)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2353-2354页。
(72)相关讨论可参见邱锋:《何休“公羊三世说”与谶纬之关系辨析》,《天津社会科学》2012年第4期,第130-134页;段熙仲:《公羊春秋“三世”说探源》,《中华文史论丛》第4辑,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第67-76页。
(73)王明:《太平经合校》,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149、718页。
(74)間嶋潤一:『鄭玄と『周礼』——周の太平国家の構想』,东京:明治书院,2010年,第451、462-463页。
(75)有关汉末宗教、社会思潮转向的讨论请参见冯渝杰:《“致太平”思潮与黄巾初起动机考——兼及原始道教的辅汉情结与终末论说》,《学术月刊》2018年第5期,第138-15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