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哲学史到思想史——胡适的英文《中国思想史大纲》草稿
From the History of Philosophy to the Intellectual History——On the Draft of Hu Shis An Outline of Chinese Intellectual History
作者：王汎森;
Author：
收稿日期： 年卷（期）页码：2017,210(03):-5-13
期刊名称：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Journal Name：Journal of Sichuan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Edition）
关键字：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中国思想史大纲》;哲学史;思想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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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台北中研院胡适纪念馆收藏了一份胡适的英文《中国思想史大纲》。从《中国哲学史大纲》到《中国思想史大纲》,反映了胡适的两种重要转变。第一是"去哲学化",胡适中年后疏离"哲学",逐渐由"哲学史"转向"思想史"。除了受到傅斯年的某些影响外,与时代思潮恐怕也有关联。这个转变使他与哲学这一重要的学术领域日渐分道扬镳,似乎也因此不能在思想、哲学的战场上与当时的左派思潮作一对抗。第二是胡适在若干重要学术论旨上的巨大改变,如史料批判、疑古精神、东西方哲学互证等等。以胡适在近代思想史上的枢纽地位,他上述两方面转变所带来的影响是非常重大的,值得我们注意。
英文摘要
(1)这些纸片有的一页只有一行字,多的也只有几行。其中,古代有643页,中古(200B.C.-1000A.D.)有268页,中古宗教(300A.D.-1000A.D.)有237页,理学(1050A.D.-1650A.D.)有326页,反理学(1645A.D.-1945A.D.)有80页。
(2)胡适纪念馆藏号:HS-NK05-209-001。
(3)这一份《大纲》是1944年秋天到1945年春天胡适应邀在哈佛大学讲课时,写在“拍纸簿”上面,连缀而成的一份大纲。当时上课的情形,杨联陞先生的日记,及周一良、赵元任等先生都有记述。中研院的胡适纪念馆中有一封信可以说明,当时麦克米伦公司曾来函邀约,希望胡适将书交给公司出版。胡适的答信说:“每逢谈到这本书时,我总是非常难为情的。因为它只是一份笔记纸排比而成的大纲而已。”这份《大纲》是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出版之后25年学术工作的一个比较整体的呈现,这中间当然也吸收许多胡适有关中国思想史的著作,包括《中国中古思想史长编》《戴东原的哲学》等。胡适一直想完成一部《中国思想史》,这份大纲应该是他在这方面最后一次的尝试。
(1)他写《说儒》时,很受傅斯年《周东封与殷遗民》跟《夷夏东西说》的影响,我在文章里面举了很多档案资料,可以看得出来。还有若干方面,其中最后一点,讲到胡适后来对哲学的态度,或许跟这个有关。见《傅斯年对胡适文史观点的影响》,收入王汎森:《傅斯年:中国近代历史与政治中的个体生命》,王晓冰译,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13年,第309-332页。
(2)江勇振:《舍我其谁:胡适》,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11年,第277、278页。“我有时称我自己为历史家,有时称我自己是一个中国思想史家,但从来就没有自称为哲学家”。他有意淡化主修哲学,对韦莲司女士说“最讨厌抽象的思考方式”。
(3)狭间直树:『西周のオランダ留學と西洋近代學術の移植:「近代東アジア文明圈」形成史:學術篇』,『東方学報』,册86(京都:2011年8月),第131-176页。
(4)王国维:《奏定经学科大学文学科大学章程书后》,《王国维全集》第14卷,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9年,第32-40页。
(5)後藤延子:「蔡元培の哲学:民国的人間像の行動原理」,『人文科学論集』,号13(1979年3月),第167-168页。
(6)泡尔生《伦理学原理》的批语,现在《毛泽东早期文稿:1912.6-1920.11》(长沙:湖南出版社,1990年)里可以看得出来,当然里面有很多毛泽东自己的想法。
(1)胡书批评谢无量,但是他没有提陈介石,可能陈介石的《中国哲学史》在北大当时只是讲义,不像谢无量的《中国哲学史》是印本。
(2)关于“哲学”在五四前后学科中的地位,以及《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的问题,可参考罗志田:《大纲与史:民国学术观念的典范转移》,《历史研究》2000年第1期。
(3)胡适:《自记》,《中国古代哲学史》: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78年,第1页。
(4)已收入王汎森、潘光哲、吴政上主编:《傅斯年遗札》第1卷,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2011年,第43-52页。
(5)见胡适:《胡适全集》,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23卷,第435页。
(1)见胡适:《胡适全集》,第8卷,第6-8页。
(2)王汎森:《傅斯年对胡适文史观点的影响》,第309-332页。
(3)朱执信在《学者的良心》中纪录,章士钊1919年9月间在上海寰球中国学生会演说,被四面八方攻击,弄到最后,只好对外表示---用朱执信的话说:“(章氏)从大病以来,已有觉悟,现在不去欧洲留学,真没发言的余地。”见《朱执信集》,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下集,第660页。
(4)这个口号必定给一般人留下重大的印象。相关讨论请参考Simon Glendinning,“The End of Philosophy as Metaphysics,”Rom Harré,“Positivist Thought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Alan Richardson,“The Scientific World Conception:Logical Positivism,”in Thomas Baldwin ed.,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Philosophy 1870-1945,Cambridge,UK;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3,pp.565-577,11-26,391-400.
(5)这在近代科学初兴的年代已经常见,如Locke说过,哲学家只是负责清理地基,等着如牛顿、波义耳之类的大师负责建造知识大厦。此处请教了钱永祥教授,特此铭谢。
(6)参考Leszek Kolakowski,The Alienation of Reason:A History of Positivist Thought,NY:Anchor Books,Doubleday,1969.尤其是第五章。
(7)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编:《胡适著译系年目录与分类索引》,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7页。
(8)钱穆:《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北京:三联书店,2005年,第161页。
(9)林祥主编:《世纪老人的话:任继愈卷》,沈阳:辽宁出版社,1999年,第47页。
(1)见耿云志编:《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合肥:黄山书社,1994年,第7册,第38页。
(2)见《胡适口述自传》,唐德刚译注,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39页。
(3)见胡适:《胡适全集》,第7卷,第271页。
(4)夏德1911年10月15日为陈焕章《孔门理财学》一书所写的序中说:“Western readers will find in his book the representation of Confucianism from the purely Confucianist point of view by an author who is a Confucianist himself and has had the advantage of sifting his ideas through the methods of western science.”见陈焕章:《孔门理财学》(英文版),长沙:岳麓书社,2005年,第vii页。夏德认为该书出自一个真正的儒者,真正代表了儒家的观点,语气中充满肯定与同情。而《孔门理财学》以晚清今文家的“三统”“三世”说为框架,从伏羲一路讲下来。夏德本人的The Ancient History of China to the End of the Chóu Dynasty(New York:The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08)也是从伏羲讲起的,此书最开头的部分有一个中心主题是“西来说”的问题,当时西来说甚嚣尘上。中国人自认为中国文明源自陕甘地区,源自本地,并无西来之迹象。夏德此书从盘古、天皇、地皇、人皇、伏羲、女娲、神农、黄帝、仓颉、少昊等(讲起),不过他有一个清楚的观念,认为前述是“神话与传说”,但是无论如何,他认为这是应该传述的历史。而这些与胡适英文的《先秦名学史》显然有所不同。《先秦名学史》从先秦诸子写下来,不提伏羲这些人物,这与夏德、陈焕章他们的书出入很大,但胡适那一篇带有“截断众流”意味的宣言性的序,是1927年他回中国路上短期滞留日本时所写的。其中提到,人们不晓得中国受传统的重压是如何巨大。此外胡适批评《管子》《晏子春秋》还有其他许多可疑的古书,即使《庄》《荀》也是部分接受而已。他说自己刻意不引《尚书》等---除非是他认为可信的篇章,对于经书他基本上全取高度批判性的态度,并说从头到尾,决不引用任何不能确信无疑的古书。这一篇英文序的态度,与胡适在1919年《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中所宣扬的史料批判观点一致。在《中国哲学史大纲》中,他痛斥人们高谈“邃古哲学”“唐虞哲学”,“全不问用何史料”,“唐虞夏商的事实,今有根据,止有一部《尚书》。但《尚书》是否可作史料,正难决定”,“(《尚书》)无论如何没有史料的价值”。见胡适:《中国古代哲学史》,第20-21页。夏德有一份用德文写成的第三人称的简单的自传(Friedric Hirth,“Biographisches nach eigenen Aufzeichnungen”),在这份自传中,并未提及他对儒家或孔教的看法,对他在哥大时期所言亦不多,仅大致说明所开课程,当然亦未有胡适的名字。夏德自传提及与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之私交,传中指出康有为在纽约停留期间,常常拜访夏德。此处要谢谢萧高彦兄及杨尚儒代为释读这份德文自传。
(1)江勇振《舍我其谁:胡适》一书中说,胡适曾说Creighton(江译为克雷登)“那种客观地对付历史上各阶段的思想史的态度,给我留下了一个极深的印象,也重新唤起了我对哲学,特别是中国哲学的兴趣”(第307页)。江勇振认为,《中国哲学史大纲》主要受克雷登的影响,不是杜威。克雷登的哲学史课程主题,包括了“本世纪的思辨问题,特别是进化观念的哲学意义及其重要性”(第286页)。
(2)在一开始胡适就对写这本书的用意讲得很清楚,他要谈知识论、谈本体论、谈伦理学、谈教育哲学、政治哲学等。
(3)参看傅斯年:《马叙伦著〈庄子札记〉》,原刊《新潮》第1卷第1号(1919年1月1日),收入《傅斯年全集》,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0年,第4册,总第1420-1425页;马叙伦:《释〈新潮〉中评〈庄子札记〉》,《北京大学日刊》第190、191、192期(1919年1月)。
(4)参看胡适:《实验主义》《杜威先生与中国》,《胡适全集》,第1卷,第277-323、360-362页。
(5)胡适:《中国古代哲学史》,第12、22页。
(6)钱穆在北大与胡适共事时,曾面质胡适这个问题,见钱穆:《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第158页。
(1)胡适:《中国古代哲学史》,第28-29页。
(2)但后来他并非没有写过思想史方面的论文,现在《胡适全集》里面好几册都是思想史方面的。然而,因为这份《大纲》中比较系统地讲,可以比较清楚看出他这25年里的变化。
(3)他非常不满意冯友兰从孔子讲起。冯友兰的《中国哲学简史》出来的时候,杨联陞当时已经在哈佛任教,在美国发表了一个英文书评,胡适给他信说,你下笔太轻了,要再重一点,这本书太糟了。见胡适纪念馆编:《论学谈诗二十年:胡适杨联陞往来书札》,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8年,第99页。
(4)胡适:《中国古代哲学史》,第22页。
(5)“The Indianization of China:A Case Study in Cultural Borrowing,”收入《胡适全集》,第37卷,第328-364页。
(1)梅光迪:《致胡适信四十六通》第三函,收入罗岗等编:《梅光迪文录》,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113-116页。胡适很年轻与梅光迪认识的时候,梅光迪就已经认为胡适会是天下第一的人物。
(2)顾颉刚编:《古史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一册,第22页。
(3)胡适:《中国古代哲学史》,第29页。
(4)胡适:《中国古代哲学史》,第5页。
(5)我觉得后来胡适从哲学史转为思想史,有一个重要的地方跟当时其他做哲学史的不大一样。当时偏向哲学的人,似乎认为既然这些东西都可以用西方的哲学标准来做,所以是有现代价值的。胡适改做思想史,并不表示他认为这些思想都有价值,他主要是在做一个史学家的工作,把每一个时代的思想变化写下来。所以这是两种不同的态度。
(1)参见王汎森:《傅斯年:中国近代历史与政治中的个体生命》,第244-250页。
(2)贺麟:《文化与人生》: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第85页。
(3)林祥主编:《世纪老人的话:任继愈卷》,第46-47页。
上一条：基于竞争的价值理论:青年恩格斯对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初步探索——恩格斯《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中的价值理论评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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