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周予同先生在《纬谶中的〈皇〉与〈帝〉》一文的“前言”中,曾将中国现代史学分为“泥古”、“疑古”、“考古”与“释古”四派。该文刊登于《暨南学报》第一卷第一号,民国二十五年二月出版;其后冯友兰先生在马乘风《中国经济史序》中谈及新史学时说:“中国现在史学,有信古、疑古、释古三种趋势。就中释古一种,应系史学之真正目的,而亦是现在中国史学之最新的趋势。”钱穆先生在《国史大纲》的“引论”里,亦将中国近世之史学分为三派,一曰“传统派”,亦称“记诵派”;二曰“革新派”,亦称“宣传派”;三曰“科学派”,亦称“考订派”。钱氏对三派均有相当的批评,则他自己不在三派之中明矣,故而钱氏自成一派,加上三派,亦为四派。1941年初,周予同先生又撰写《五十年来中国之新史学》,先将转变期的中国史学分为“史观”与“史料”两派,前者因观点不同,可分为“儒教史观派”与“超儒教史观派”。儒教史观派又因受汉学古文学派及今文学派的影响而迥然不同,前者属于旧史学的范畴,与转变期的史学无关;后者即转变期的中国史学之首先转变的一派,其时期是在鸦片战争后,是百年来第一派的新史学。而超儒教史观派,因其对于历史方法论与历史哲学的取舍不同,又可再分为“疑古”、“考古”、“释古”三派。“至于‘史料派’,自清末以来,因国内外学者陆续发现、搜集、整理、研究,现在上自数十万年的周口店文化,下至近百年来的外交史料,其材料的丰富,以及对于史学影响的重要,颇有‘附庸蔚为大国’之观,致蔡元培有‘史学本是史料学’的论调。”以上均参见周予同《五十年来中国之新史学》,收朱维铮编《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增订本),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另外,结稿于1946年,由方诗铭、童书业分别起草,由顾颉刚汇总改定的《当代中国史学》一书,虽未对新史学作分派的分析,但却以专题的形式对新史学成绩卓著的五个方面进行了较详细的总结。可参阅。
[2]作者目力所及,专著即有罗志田主编的《20世纪的中国:学术与社会》(史学卷),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许冠三著《新史学九十年》,岳麓书社,2003年版;王学典著《20世纪中国史学评论》,山东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刘新成主编的《历史学百年》,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相关论文更是汗牛充栋,难以细数了。
[3]许冠三先生《新史学九十年》一书,基本上是以学人为个案展开的。许氏将90年新史学大略分为“史学新义”、“考证学派”、“方法学派”、“史料学派”、“史观学派”和“史建学派”几个部分,然后在每一部分下选取二至四人为代表进行分析研究。学派本应有较长的历史源流和沉淀后方能有较明晰的区分,且即便区分,在具体的研究中也往往会出现交叉模糊的面相。以派系人,常有削足适履的感觉。
[4]本文主要就徐中舒先生青少年的学习经历看时代对学人的影响。在上一世纪新史学队伍中,相当数量的学者都有着留学海外的学术渊源,而像徐先生这样完全在国内学习成长的学者并不多见,故应有所谓的“典范”作用。关于徐先生学术成就更为详细的研究,20多年来已有相当数量,亦可参阅拙作:《从书里到书外:徐中舒先生的学术与生平》,载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编:《古今论衡》,第11期,2004年;又收入《川大史学.徐中舒卷》,“代前言”,四川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1]徐中舒先生幼年时的家庭及艰难的身世,我在《徐中舒先生生平编年》(未定稿)中有较详的叙述,可以参看。该文收入《徐中舒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巴蜀书社,1998年版。
[2]参见罗志田:《再造文明的尝试——胡适传(1891-1929)》,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29-41,46页。
[1]该文发表后,引起了学术界尤其是新派学人的关注。1929年1月,当时新史学的重镇——由傅斯年、顾颉刚先生主持的《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周刊》第六卷六十五期将该文全文重载,并有“编者按”云:“此文原刊于《立达》季刊──一九二五年六月出版──当时印得不多,随即绝版。后来徐君又作了五言诗发生时期的讨论一文──载于《东方杂志》第二十四卷第十八号──与此文颇有互相发明的地方。因五言诗发生时期的讨论的发表,就引起读者函询此文的发卖所多起。而某君《古诗十九首之研究》──单行本上海光华书局出版──即系钞袭此文而成(引者注:这里所指“某君”当为贺灵扬,其单行本《古诗十九首之研究》由上海光华书局民国十六年五月印行,即先生此文发表近两年后)。其间割裂增损多失原意。因为重行刊印于此。”据吴天墀先生《为学术、教育毕生尽瘁的徐中舒》一文,是陈寅恪先生向傅斯年介绍的先生:“陈寅恪系第一组组长,他虽是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导师,但当年因病未曾到院,当然徐先生也还未受过他的教。陈寅恪也是看到《古诗十九首考》后才知道徐先生的。”见吴天墀:《吴天墀文史存稿》,四川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且据吴天墀先生说,此事是徐先生亲口对他所述。也许陈寅恪先生确有此荐,但从后来发现的资料看,傅斯年知道徐先生是在其回国之初。傅斯年《〈新获卜辞写本后记〉跋》一文中有“十六年八月,始于上海买王静安君之《观堂集林》读之……。旋见《国学论丛》第一卷第二号(引者按:当为第一卷第一号)徐中舒先生《从古书中推测之殷周民族》一文,至觉倾佩”诸语,傅氏1926年秋归国,1927年秋创设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1928年7月创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也就是在此前后,傅斯年赴上海并与徐先生数次相见,傅氏邀徐先生加盟刚成立的史语所,先生的态度是“前承嘉命,欣然不辞”。
[2]据阎国忠《朱光潜美学思想研究》一书记载:“1925年年初,先后集聚在上海的匡互生、夏丏尊、章锡琛、丰子恺、周为群、叶圣陶、胡愈之、周予同、陈之佛、刘大白、夏衍、以及朱(光潜)先生等到一起组织了一个‘立达学会’,并在江湾筹办了一所‘立达学园’。”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4月版,第285页。
[3]王国维颐和园投水自尽后,徐先生在《追忆王静安先生》一文中如是说:“民国十四年秋,北京清华学校研究院国学门成立,延先生(引者注:指王国维先生)主讲席。余遂决然前往就学,欲以偿积年愿见而无缘相见之大师焉。”载《文学周报》(上海),第五卷一、二期合刊《王国维先生追悼号》。
[4]这一点在徐先生自己晚年应《文史知识》杂志之邀所写的《我的学习之路》一文中也是这样认为的:“在清华国学研究院一年的学习中,我把大部分时间都用在从王国维先生学习古文字,抄写甲骨文、金文,并采用王国维先生提出的‘古史二重证法’,将古文字材料与古代的文献典籍相互映证,互相补充,运用于中国古代史的探索之中。‘从古书中推测之殷周民族’一文,是我在清华国学研究院的毕业论文,也是我对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的开端。”《文史知识》,1987年第6期。
[5]该文发表时更名为《从古书中推测之殷周民族》。载清华学校研究院季刊《国学论丛》第一卷第一号。收入《徐中舒历史论文选辑》,第26-32页。
[6]该文原题目为“徐安淮夷群舒考”,至文章完成时改为《蒲姑、徐奄、淮夷、群舒考》。将蒲姑归入古徐国范围,至晚年先生研究殷、周之际民族迁徙时蒲姑仍是研究的重点对象。该文文稿先生一直珍藏在自己身边,始终未发表,1998年四川大学纪念先生百年诞辰,该遗稿才在《四川大学学报》1998年第3期上发表。
[7]首先提出徐先生治学受李济先生影响这一看法的是陈力先生。参阅陈力:《徐中舒先生与夏文化研究》。载台北中研院史语所70周年纪念文集《新学术之路》,第319-329页。
[1]到了1931年,徐先生已放弃人种学的观点,在《再论仰韶与小屯》一文中他认为:“仰韶与甘肃各地的人类遗骸经步达生博士测验过,也与现代北中国的人种没有什么分别。……汉胡文化的区分,在中国史上不必系于种族的差异,其差异的所在只系于风俗、习惯、语言、文字的不同。”载史语所《安阳发掘报告》第三期,1931年。收入《徐中舒历史论文选辑》,第145-181页。
[2]“徐中舒致傅斯年”,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藏档案,元63-1。史语所所藏档案关于徐先生部分,蒙史语所两任所长杜正胜、王汎森先生同意使用并提供影印件,谨此致谢。
[3]《清华周刊》375期(1926年4月26日)刊出,章熊笔记。又见李光谟先生编:《李济与清华》,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按:是书第87页于该文标题下注明“1926年4月16日在清华大学大学部的演讲”,文末又云“原载《清华周报》第三七五期,1926年4月16日”,可知是将刊出日误记为演讲日,参《清华大学人文科学年谱》,清华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8页。该条材料出处由查晓英女士提供,谨致谢意。
[4]新考古学的知识其实从上世纪初即已传入国内,但主要在以北京为代表的北方地区传播。对于来自上海的徐先生而言,这确实是一门崭新的知识。参阅查晓英:《从地质学到史学的现代中国考古学》,四川大学2003年硕士学位论文。
[1]此点承罗志田先生提示,谨致谢意。由该文中所言“此东西两土之民族,是否为同一民族?此问题在人类学地质学未有新发见以前,吾人实不能加以证明。惟就其分布之迹论,则似宜分为两种民族”大致可知,非“古书”的材料即“人类学及地质学(即考古学)”。参阅上揭查晓英之硕士学位论文。
[2]吴新雷等编纂:《清晖山馆友声集》(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371-373页)。按:原信仅书月日,编纂者将其系于1931年。据信中所言“别来忽已经年”语,当为离开上海赴北平史语所就职之次年,即1930年。徐先生到史语所后发表的第一篇文章为《剥字考》,刊于《史语所集刊》一本四分,刊出时间为1930年(无月份)。则暨南大学此时对徐先生的了解仍为入史语所前,故于此亦可见清华国学研究院之影响。徐先生于1930年曾欲辞去史语所职,故有暨南大学之聘在前,浙江大学之聘在后,经傅斯年及陈寅恪、李济诸先生的全力挽留而未离开史语所。浙大应聘事在史语所傅档元63-8至元63-13刘大白与傅斯年往来电函中有详细记录。辞职之原因可能与陈寅恪先生致傅斯年函称“现在第一组之不甚平安”有关(载《陈寅恪集.书信集》,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39页致傅斯年函十八),然具体为何“不甚平安”已不得而知。
[3]匡互生在“立达、立达学会、立达学刊、立达中学、立达学园”一文中写到:“这里所有的教员虽有十四人之多,但没有一个是由学校用过什么聘书请来的,并且没有一个不是倒赔车费或饭钱的,他们十分之九都是立达学会会员。”蔡端在“匡互生和立达学园”一文中亦说到:“头几年,为了还债,立达同人不论工作多少,每人每月只拿生活费二十元。在匡互生带动下,教师们含辛茹苦为学园耕耘,从无怨言。如是数年,终将债务偿清。”两文均载于《匡互生与立达学园》,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
[1]该讲义署名为“方欣安辑”(方壮猷先生字“欣安”),由暨南大学于1929年10月铅排印行,全一册,184页。目前上海图书馆及上海社会科学院图书馆分别藏有一册。讲义由四部分组成,依次为徐中舒《尚书讲义》40页,王国维《尚书讲义》54页,方欣安《尚书讲义第一编》24页,方欣安选《尚书学讲义》66页。王国维部分系从其《古史新证》、《观堂集林》中选录七篇论著而成,分别题名为“商书参考材料”、“商周书参考材料”,与第一部分紧相配合,应当为先生所选。先生广泛利用甲骨文、金文等新出资料,为所选《尚书》12篇作了简明之解说,并选录《史记》及清人崔述之《商考信录》、《丰镐考信录》、《丰镐考信别录》三种40余篇作为学习《尚书》的参考资料,较为全面地提供了阅读《尚书》的历史背景知识。该讲义印行时先生已赴北平任职于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故编写应在一年前。本条材料由赵灿鹏先生惠赠,特致谢意。
[2]据曹聚仁回忆:“张凤(天放)先生……又是对考古学有兴趣的,不过,我说一句公道话,这一方面,徐中舒先生最高明,张老师就差了一格,卫聚贤就更不成的。”引自曹聚仁《暨南的故事(中)》,见《暨南校史资料选辑》,第一辑,暨南大学华侨研究所,1983年,第73页;原载《热风半月刊》,第八十三期,1957年2月16日。
[3]胡厚宣先生在谈到史语所创建时说:“他(傅斯年)的见解,与清华研究院的精神十分相符,所以清华研究院停办以后,他马上请陈寅恪先生任本所历史组主任,请赵元任先生任语言组主任,请李济先生担任考古组主任,王国维死了,把王先生的高足徐中舒先生请来,梁启超死了,把梁先生的儿子刚从哈佛大学专攻考古学学成回国的梁思永(1904-1954)先生请来,他几乎把清华研究院的全部教师都请来了。吸收了清华研究院的研究方法,而且有所发展。”胡厚宣:“追怀史语所前辈师友考古学与历史学整合的先进经验”,台北中研院史语所会议论文集之四《中国考古学与历史学之整合研究》,1997年7月。本文承胡厚宣先生公子胡正宇先生影印馈赠,特致谢意!
[4]这种喜悦的心情可以从先生1928年12月31日致傅斯年函中清楚看到:“暑间数获展觌,蒙多所启迪,快慰何如!别来数月,公私匆遽,未及奉问,想不见罪也。两年以来,弟在暨南复旦,为教职事牵缠,不获专力学问,深以为苦。每于从公之暇,即将甲骨文及中国史籍方面之材料,略加整理,近始稍稍就绪。而待决问题如‘夏商周三民族之兴替及交合’、‘殷人服象及象的南迁’、‘西南民族的分化’、‘由甲骨文与埃及巴比伦文字的比较以证明甲骨文为商民族所创造的文字’等,纷然杂陈。倘稍得宽闲时间即可一一为之写正。继引由新材料之发见及参考书之增多,更当为进一步之研究。弟自审于学问偏有嗜好而治学态度又适与先生同,以故前承嘉命,欣然不辞。”(“徐中舒致傅斯年”,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藏档案,元63-1)另外,先生1952年在“思想改造运动”中所写的“我的思想检查总结”中亦有相关的记录:“1927、1928两年,我在上海复旦大学、暨南大学和立达学园任教,功课很忙。这时我的接触面渐广,我的读书时间渐少,我有些苦闷。我只想为自己打算找一个作研究工作的地方,希望关起门来,不闻世事来钻牛角尖;我终于在1929年到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四川大学档案馆藏:“徐中舒档案”)20多年后的回忆,仍然使用了“终于到了”这样的语气,且还是在当时的政治气氛下,当年的喜悦可想而知。这种喜悦不仅是“良鸟择木而栖”,更重要的是“自审于学问偏有嗜好而治学态度又适与先生同”,故这应当是徐先生迎来自己能一生为之奋斗的事业和阵地之重大转折的由衷之喜。
[1]徐先生尽管工作不在考古组,却经常参加考古组的活动,可能是因为兴趣所在及担任所秘书职务之关系。《再论小屯与仰韶》文中述“民国十八年十一月李济之先生从安阳来平,携着他的殷虚第三次发掘所得的重要物品。……当李先生开始清检这重要的发见,我得最先的一件一件的见着”;另据胡厚宣先生回忆,当年考古组的合影,徐先生一般都参与其中(胡厚宣:《追怀史语所前辈师友考古学与历史学整合的先进经验》);徐先生亦多次前往殷墟考古发掘工地,张光直先生《〈李济考古学论文选集〉编者后记》(收入张光直:《中国考古学论文集》,三联出版社,1999年版,第434页)一文表一统计殷墟抗战前15次发掘参加人员名单,徐先生仅1935年春参观了侯家庄西北岗工地。张先生所据为当时的不完整记录,而在史语所存傅档中李济、董作宾与傅斯年诸先生的通信中,记录了徐先生在这一期间曾数次前往殷墟发掘工地。
[2]在《耒耜考》一文中,徐先生针对“如果夏、商以前,我们就有像后来的耒耜耕农,那岂不是我们的农业从最初到现在就没有什么演进?从而我们社会上的一切,也完全在停滞之中。我们的历史,只要有几个帝王卿相的号谥,也就可以表示我们文化之古了”这一问题,先生根据当时社会学家对社会历史演进的研究成果,提出:“人类社会的演进,由狩猎、游牧,以至耕稼,应有一定的步骤。……他们曾举出许多野蛮民族,和许多文明民族,都由一定的步骤演进。我们的社会又何独不然?”因此,“我们现在从一两件农具上面试探农业演进的消息。虽是一两件农具的演进,有时影响所及,也足以改变全社会的经济状况,解决历史上的困难问题”。由此可知,“一两件农具的演进”实关乎“全社会的经济状况”。1932年12月26日,《古代狩猎图象考》一文刚一脱稿,傅斯年即在给蔡元培的一封信中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徐中舒先生之著作近有极重之大发见,其所撰狩猎图考一文,论及古代文化之迁流,多人所未道。”(载台北“傅斯年先生百龄纪念筹备会”1995年12月印行之《傅斯年文物资料选辑》,第79页。该书承杜正胜、王汎森先生惠赠,特致谢意)通过古器物的研究来恢复古代东亚大陆社会的文化、生产、生活状况,成为徐先生古史研究的一大特色。1947年11月,先生被提名为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候选人,在“合于院士候选人资格之根据”一栏,先生作为候选人资格的理由是“用古文字与古器物研究古代文化制度”。参见台湾中研院总办事处编:《中央研究院史初稿》第205页,1988年6月。这一理由是先生自己填写或是他人代填,现已无法查明。若是自我认知,说明先生以此为自己学术研究的重点;若是他人的看法,则更表明这一研究方向为先生学术之特长且已成他人的认识。本段所列举徐先生的论文凡未注明出处的均收入中华书局1998年出版的《徐中舒历史论文选辑》中。
[1]梁启超.新史学[M]∥梁启超史学论著四种.长沙:岳麓书社,1998:241-276.
[2]徐中舒.我的思想检查[N].人民川大,65:4,1952-07-14.
[3]钱玄同.给胡适的信[J].新青年,3:6,1917-07-02.
[4]徐中舒.我的学习之路[J].文史知识,1987,(6).
[5]苏云峰.从清华学堂到清华大学,1911-1929[M].北京:三联书店,2001:316.
[6]刘复生.徐中舒先生巴蜀古民族史研究及其启示[J].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4).
[7]徐中舒.《木兰歌再考》补篇[J].东方杂志,23:11.
[8]章克标.记开明书店[M]∥中华文史资料文库(16).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6:545.
[9]赵灿鹏.暨南大学南洋文化事业部的历史沿革[J].东南亚研究,2007,(6).
[10]徐中舒.评《中国文字变迁考》[J].一般(上海),2:3.
[11]徐中舒.静安先生与古文字学[J].文学周报(上海),第五卷一、二期合刊,王国维先生追悼号.
[12]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M].北京:三联书店,2001:266.
[13]葛剑雄.悠悠长水──谭其骧前传[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19.
[14]徐中舒.殷周之际史迹之检讨[J].史语所集刊,7:1,1936.
[15]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M]∥中国现代学术经典.傅斯年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349.
[16]徐中舒.蜀锦[J].说文月刊(重庆),3:7,194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