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隍崇拜在清代知县司法中的影响
The Impact of City God Worship on the Judicial Practice of Qing County Magistrates
作者：赵娓妮;里赞;
Author：
收稿日期： 年卷（期）页码：2013,189(06):-5-13
期刊名称：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Journal Name：Journal of Sichuan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Edition）
关键字：城隍崇拜;知县;司法;清代
Key words：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清代官箴及其在清代地方司法中的影响——以清代四川为例”(11YJA820118)
中文摘要
古代"祀"这一活动表达的是信仰,"祀"被认为是"国之大事"。历史上,有关"祀"的各类礼制大多是逐渐被纳入国家典章制度的。城隍崇拜起源颇古,最初以民间信仰的形式存在并逐渐拥有广泛的影响,但直至明代方正式被纳入祀典,成为国家制度。就清代的史料看来,城隍致祭的影响已超出了严格的祭祀仪式所表达的信仰的范畴。尤其在清代地方司法及行政事务中,城隍崇拜具有不可忽略的影响。
英文摘要
①孙承泽:《春明梦余录》卷二十二《都城隍庙》,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68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1984年;秦蕙田:《五礼通考》卷四十五《吉礼》、《城隍》,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35册。
②邓嗣禹:《城隍考》,《燕京大学史学年报》1935年第2期。
③David Johnson,“The City-God Cults of T'ang and Sung China,”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Vol.45,No.2(1985),pp.363-457.
④滨岛敦俊:《朱元璋政权城隍改制考》,《史学集刊》1995年第4期。
⑤郑土有、王贤淼:《中国城隍信仰》,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
⑥参见雷闻:《唐代地方祠祀的分层与运作——以生祠和城隍神为中心》,《历史研究》2004年第2期;孙传勇:《试论城隍庙的建造依据——兼与郑土有、王贤淼两同志商榷》,《民俗研究》2005年第2期;张晓松:《试论城隍的源流及漳州的城隍信仰》,《漳州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2期;苏智良、姚霏:《庙、信仰与社区——从城隍信仰看近代上海城隍庙社区》,《社会科学》2007年第1期;段建宏:《城隍信仰与明代社会考论》,《求索》2008年第6期;郑国:《近代革命运动与破除迷信——以徐州城隍庙为主的考察》,《合肥师范学院学报》2008年第2期;张显慧、范立舟:《明清时期华南地区的城隍信仰研究》,《江西社会科学》2009年第8期;沙青青:《信仰与权争:1931年高邮“打城隍”风潮之研究》,《近代史研究》2010年第1期。
⑦这方面的讨论参见滨岛敦俊:《朱元璋政权城隍改制考》;赵轶峰:《明初城隍祭祀——滨岛敦俊洪武“三年改制”论商榷》,《求是学刊》2006年第1期;张传勇、于秀萍:《明初城隍祭祀三题——与赵轶峰先生商榷》,《历史教学》(高校版)2007年第8期。
⑧参见郝铁川:《灶王爷、土地爷、城隍爷——中国民间神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吴亦婷:《城隍与古代司法》,《法制与社会》2009年第34期。
①详见萧伯符、李伟:《中国古代民众法律意识是儒家化而非鬼神化——兼与郝铁川教授商榷》,《法商研究》1998年第4期。陈林林认为在城隍与传统司法关系的研究方面,城隍具有一定司法功能,但却并不具威望和权能,“在野史中即使以司法官的面目出现,他也只理阴间的‘官司’”。参见陈林林:《对古代鬼神信仰的一种法文化观察——与郝铁川先生交流》,《法律科学》1999年第5期。
②参见孙承泽:《春明梦余录》,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68册,第255页。
③《清史稿》卷八十二《志五十七·礼一》,台北:洪氏出版社,1981年,第2485页。
④《钦定大清通礼》卷十四《吉礼》,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55册,第225-226页。
⑤《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四百二十七《礼部·大祀》,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3年,第10719页。
⑥参见《钦定大清通礼》卷十四《吉礼》,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55册,第226页。
⑦参见邓嗣禹:《城隍考》,第262页。
⑧各衙门由礼房掌仪注,新官筹备赴任仪式,其仪注均由礼房呈上。仪注依寻各地旧例,其礼仪或存在差异。故《福惠全书》告诫:礼房所呈上任仪注,“或礼有未当,莫遽改易,恐左右未娴熟,反教临时错乱”。见黄六鸿:《福惠全书》卷之二《谒庙行香》,刘俊文主编:《官箴书集成》第3册,合肥:黄山书社,1997年,第242页。
⑨张鉴瀛:《宦乡要则》卷二《赴任》,刘俊文主编:《官箴书集成》第9册,第120页。
潘月山:《未信编》上集卷之五《筮任》,刘俊文主编:《官箴书集成》第3册,第133页。
潘月山:《未信编》上集卷之五《筮任》,刘俊文主编:《官箴书集成》第3册,第134页。
①张鉴瀛:《宦乡要则》卷二《赴任》,刘俊文主编:《官箴书集成》第9册,第120页。
②黄六鸿:《福惠全书》卷之二《入境》、《斋宿》,刘俊文主编:《官箴书集成》第3册,第236-237页。
③张鉴瀛:《宦乡要则》卷二《赴任》,刘俊文主编:《官箴书集成》第9册,第120页;另见潘月山《未信编》上集卷之五《筮任》,刘俊文主编:《官箴书集成》第3册,第135页。
④黄六鸿:《福惠全书》卷之二《谒庙行香》,刘俊文主编:《官箴书集成》第3册,第242页;另见《外官新任辑要》(著者不详)之《大略需知》,刘俊文主编:《官箴书集成》第6册,第744页。
⑤秦蕙田:《五礼通考》卷四十五《吉礼》,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35册,第1154页。此类祷文可参见黄六鸿:《福惠全书》卷之二十四《蝗灾告城隍文》、《旱灾告城隍文》,刘俊文主编:《官箴书集成》第3册,第488-489页。
⑥顾禄:《清嘉录》卷三《犯人香》,《续修四库全书》第1262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736页。
⑦邓嗣禹:《城隍考》,第262页。
⑧《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四百四十四《礼部·群祀》,第10969-10972页。
⑨在中国传统祭祀观念之下,凡祭祀的对象皆对人有护佑之功,故祭祀的首要动机或出发点是报功、报恩。
①孙承泽:《春明梦余录》卷二十二《都城隍庙》,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68册,第255页。
②本段引述见秦蕙田:《五礼通考》卷四十五《吉礼四十五》,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35册,第1160页。
③汪辉祖言:“朝廷庙祀之神无一不当敬礼,而城隍神尤为本境之主。”参见汪辉祖:《学治臆说》卷上《敬城隍神》,刘俊文主编:《官箴书集成》第5册,第280页。
④戴兆佳:《天台治略》卷之九《到城告城隍文》,刘俊文主编:《官箴书集成》第4册,第207页。
⑤黄六鸿:《福惠全书》卷之二十四《敬礼城隍》,刘俊文主编:《官箴书集成》第3册,第488页。
①刘衡:《州县须知》附《居官》之《到任谒城隍神誓文》,刘俊文主编:《官箴书集成》第6册,第88页。
②黄六鸿:《福惠全书》卷之二《入境》、《斋宿》,刘俊文主编:《官箴书集成》第3册,第236-237页。
③戴杰:《敬简堂学治杂录》卷一《重修城隍庙记》,刘俊文主编:《官箴书集成》第9册,第42页。
④秦蕙田:《五礼通考》卷四十五《吉礼四十五》,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35册,第1154页。
⑤汪辉祖:《学治臆说》卷上《敬城隍神》,刘俊文主编:《官箴书集成》第5册,第280页。
⑥禇瑛:《州县初仕小补》卷上《回署排衙》,刘俊文主编:《官箴书集成》第8册,第746页。
⑦明清代以来,各府州县每岁春清明日、秋七月十五日、冬十月一日有祭无祀鬼神的祀典,称为“祭戊”。祭祀仪式于城隍庙举行,原因在于,城隍职“幽”,有安抚冤魂游鬼之责。
①凡案卷引述中出现的引号部分,为案件原文,下同。
②《为具告董天寿等指会抵借银两欺孤昧撇抗还事》,光绪二十一年,清代南部县衙档案,全宗号1,目录号12,案卷号807,四川省南充市档案馆藏。
③《为具告敬子扬套银掣拿悔抗事》,光绪二十三年,清代南部县衙档案,全总号1,目录号13,案卷号983,四川省南充市档案馆藏。
④《具禀杨春培违禁私开烧房以麦煮酒恃凶赌事》,光绪二十二年,南部县正堂清全宗档案,全宗号1,目录号13,案卷号582,四川省南充市档案馆藏。
⑤邓嗣禹即总结“崇拜城隍的用意”为“政治利用之法”。参见邓嗣禹:《城隍考》,第273、274-276页。
①全句为“观天下之神道,而四时不忒。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见《周易正义》卷三《彖卦》,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36页。
②郭沫若就曾追溯“神道设教”的起源,认为它是“统治的工具”和“愚民的政策”,“是周人发明出来的新思想”。参见郭沫若:《青铜时代》,《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260页。
③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王云五主编:《万有文库》第一集一千种,北京:商务印书馆,1930年,第201页。
④冯友兰先生也指出古代天地、宗庙祭祀之外,“人之所以祭祀诸神,亦皆报本返始之义”。参见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第427页。
⑤杨联陞:《报——中国社会关系的一个基础》,刘梦溪主编:《中国现代学术经典·杨联陞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861页。
⑥朱熹释孔子“敬鬼神而远之”,认为“敬而远之”是指“不可亵渎,不可媚”。参见《朱子语类》卷三十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271页。
⑦《礼记正义》卷四十七《祭义》,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下册,第1592-1593页。
⑧钱穆:《略论中国宗教》,《现代中国学术论衡》,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第17页。
⑨参见《明神宗显皇帝实录》卷之一百六十,(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校印本,第2933-2935页;《大明会典》卷八十四,载《续修四库全书》第791册,第498页。
①柳堂:《宰惠纪略五卷》卷四,刘俊文主编:《官箴书集成》,第9册,第513-514页。
②钱穆讲到古代祭祀制度的等级性时,也曾讲:“我们不能由此误会,以谓中国古代的宗教,只是一种政治性的,为上层统治阶级所利用。当知中国人观念里的上帝,实在是人类大群体所公共的,一面不与小我私人直接相感通,此连最高统治者的帝王也包括在内。”见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年,第46页。
③《尚书正义》卷八《汤诰第三》,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上册,第162页。
④周石藩:《共城从政录一卷》之《烧香说》,刘俊文主编:《官箴书集成》第6册,第287页。
⑤《元史》卷第七十二《志第二十三·祭祀一》,杨家骆主编:《新校本元史并附编二种(三)》,台北:鼎文书局,1986年,第1799页。
⑥刘衡:《平平言》卷四《禁烧香聚众》,刘俊文主编:《官箴书集成》第7册,第710页。
⑦觉罗乌尔通阿:《居官日省录》卷之五《敬神》,刘俊文主编:《官箴书集成》第8册,第147页。
⑧汪辉祖:《学治臆说》卷下《敬土神》,刘俊文主编:《官箴书集成》第5册,第281页。
⑨这里所谓士大夫的正统祭祀观应当是一种典范性的提倡,并不意味着每个普通官吏的祭祀观中只有“理”而无“利”。阴骘观的流行说明官吏亦常怀祸福之念,难免功利的计较,但这并非一个传统士大夫的正确立场。有关阴骘观及其对清代司法的影响,可参阅赵娓妮:《阴骘观与清代官吏的案件裁断》,《近代法评论》2010年第12期。
上一条：中国宪法学研究与学术共同体的使命——纪念1982宪法颁行30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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