催熟民族国家:两次世界大战与中国的国家建构
Ripening Nation-State: The Two World Wars and China's Modern Nation-State Construction
作者：任剑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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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 年卷（期）页码：2020,231(06):-5-20
期刊名称：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Journal Name：Journal of Sichuan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Edition）
关键字：民族国家;世界大战;国家建构;动力机制;中国
Key wo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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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中国的现代国家建构,具有内生与外生两种交互作用的动力。在内生力量方面,经济社会的变迁是一个动力,而内战也是不可忽视的驱动力量。在外生力量方面,国际经贸往来固然发挥着推动作用,但两次世界大战对中国建构民族国家也发挥了显著的推进作用。一者,"婴儿"民国在形式上确立的民族国家还需要坐实于国族建构与现代政体的平台上,以成熟起来。二者,两次大战让中国从一个长期的战败国转变为战胜国,进入国际条约体系的处境有了结构性的改变:此前,中国以民族国家身份加入国际体系的条件是给定的,因此中国总是处在挣脱国际条约体系束缚的修约与废约被动状态,传统帝国机制并没有受到根本撼动;此后,中国便以争取民族国家的正当权益的态势进入国际社会,或寻求收回丧失的国家权益,或致力建构新型国际秩序,已经在形式上建构起来的国家终于坐实为民族国家的机制。简言之,两次世界大战让中国在民族国家的政治理念、制度建构与国际交往方面进入成熟状态,从而真正作别了传统帝国,转进为民族国家。
英文摘要
(1)明清两朝,在外交关系上,大致采取的都是和平交际的方式,但对主动来华的国外人士寻求交往的意愿,基本上是迟疑与拒绝的。两朝的海禁政策便是明显的标志。参见何茂春:《中国外交通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第291-296、367-370页。
(2)王尔敏:《弱国的外交——面对列强环伺的晚清世局》,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2页。
(3)吴芳思等:《谁背叛了中国:中国与一战》,张宇扬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20页。
(4)转引自吴芳思等:《谁背叛了中国:中国与一战》,第139-140页。
(5)吴芳思等:《谁背叛了中国:中国与一战》,第189页。
(6)参见胡德坤等:《中国抗战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历史地位》,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13年,第12-14页。
(7)参见吴芳思等:《谁背叛了中国:中国与一战》,第167-190页。较为详细的叙述,可见徐国琦:《中国与大战:寻求新的国家认同与国际化》,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277-310页。两位论者都强调,由于中国在一战后拒绝与日本直接谈判山东问题,转向西方国家寻求外交帮助,不过结果归于失败,推动中国迅速转向苏俄,让中国社会走向激进化。这对此后中国的现代民族国家建设发生了明显不利的影响。但此问题必须作为另一个论题专门处理,故此处存而不论。
(8)1945年的雅尔塔会议,以及随之达成并由苏联、美国与英国签署的《关于日本的协定》,对中国加入战胜国的战后秩序重建是一个摧毁性打击。对一个跻身大国队伍的战胜国中国来说,由于国力不够强盛,因此仍然不足以展现自己在国际社会中的自主性。而且这也预示了战后中国会在苏美的世界霸权争夺中偿付更大的代价。这对中国真正建成自主的、立于立宪民主政体基石上的规范民族国家,发生了长期的负面影响。这也是一个需要另外单独处理的重大论题。参见诺曼·里奇:《大国外交:从第一次世界大战至今》,时殷弘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222-224页。
(9)其时丘吉尔蔑视性地视中国为“美国那边的装饰性一票”,可以看作是中国的国际地位并未得到全面承认的一说(诺曼·里奇:《大国外交:从第一次世界大战至今》,第225页)。但这并不颠覆中国加入联合国主导阵营的事实。关于战后中国在联合国初建阶段所做出的贡献,可参见李铁城主编:《联合国的历程》,北京: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3年,第76-90页。
(10)天下,本是中国古代超越现实皇权体系的一种政治理想。因此,它与国家是两个层次的概念,天下常常是矫正国家的高位概念。但在民族国家体系的比较框架中,天下成为概观中国古代国家的一个抽象理念,因此具有了与民族国家相比较而在的特性。天下国家这一似乎悖反的组合概念,因此流行。参见王柯:《民族与国家: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思想的谱系》,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第5-30页。
(11)杨念群指出,五四运动让民族主义的热情再起,激发了公众的政治参与情绪,让“广场故事”有了新的含义;同时,它孕育出一批受过新式教育的新型知识分子,掀起一场中国的文艺复兴运动。参见杨念群:《五四的另一面:“社会”观念的形成与新型组织的诞生》,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257页。
(12)一战后中国社会对威尔逊总统十四条的欢呼,就已经将这样的国际理念传布开去。二战胜利让国统区和延安都欢欣鼓舞,战后中国局部担负起国际社会的领导权,更让中国社会感到巨大鼓舞,激发起中国公众的国家荣誉感。二战胜利后中国社会的欣喜反应,可参见金冲及:《二十世纪中国史纲》第二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552-554页。二战后中国参与国际事务的情况,可参见何茂春:《中国外交通史》,第696页。
(13)参见斯蒂芬·范·埃弗拉:《战争的原因》,何曜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3-5页。
(14)参见任剑涛:《典范及其蜕变:中国建构的“西方”》,《社会科学》2015年第11期,第3-17页。
(15)此如韩愈所指出的,“孔子之作《春秋》也,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原道》)。
(16)其时满族权臣指出,“立宪之道全在上下一心,内外一气,……宪政之基在弭隐患,满汉之界宜归大同”(《两江总督端方代奏李鸿才条陈化满汉畛域办法八条折》,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915页)。孙中山也指出,“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方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宣言书》,张苹等编:《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孙中山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49页)。
(17)列文森在论及梁启超时,对中国人近代以来在中外接触与冲撞的过程中所形成的这种心理矛盾,分析得颇为深刻。他指出,“由于看到其他国度的价值,在理智上疏远了本国的文化传统;由于受历史的制约,在感情上仍然与本国传统相联系。”约瑟夫·阿·勒文森:《梁启超与中国近代思想》,刘伟、刘丽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4页。
(18)在改革开放时期,中国建构民族国家的成就有目共睹。在此情景中,有人重新倡导回归天下体系,并以为这才足以超越西方的国际体系。这可能是一种误导。恰恰只有中国处在民族国家体系之中,并寻求进入国际经济体系的时候,才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国家发展成就。中国的疾速发展,不是挑战、而是融入民族国家体系的结果。参见任剑涛:《当代中国的国际理念:融入“世界”,抑或重启“天下”?》,《山西师大学报》2020年第5期,第1-15页。
(19)这是对战争的一个简明定义。关于何谓战争,词典定义更为复杂一些。不过对战争的一般解释,仍然强调它是国家或帝国为控制范围展开的武装冲突。但战争的具体形式非常多样,诸如国内战争、游击战争、有限战争、总体战、贸易战、解放战争、宣传战、阶级战争等等。参见Iain Mclean and Alistair Mcmillan,The Concise Oxford Dictionary of Politics,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9,p.555.笔者所用的战争概念,是在国家与帝国之间争夺控制范围展开的武装冲突的一般意义上使用的。
(20)参见罗伯特·吉尔平:《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宋新宁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90页。
(21)参见刘德斌主编:《国际关系史》,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53页。
(22)参见何茂春:《中国外交通史》,第437-460页。
(23)这种惰性化的反应,从晚清的拒斥西方、以夷制夷等理路上呈现出来。参见费正清等编:《剑桥中国晚清史》下卷,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译室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第182-185页。
(24)黑船来航,直接的后果是佩里代表美国实现了环绕世界的蒸汽机航行,对日本来说开放了两个港口。“然而,来自外部的这一微小刺激使两百年来安于孤立与停滞的日本政治体制发生了激变,并由此开始对外领土扩张,改变了与中国、朝鲜、俄国与近邻国家的关系,引起了全球规模的国际关系巨变”。参见三谷博:《黑船来航》,张宪生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第1页。
(25)参见费正清等编:《剑桥中国晚清史》下卷,第二、五、七章。
(26)参见任剑涛在《当代中国的国际理念:融入“世界”,抑或重启“天下”?》一文中对中国重启天下体系,拒斥西方国家的世界体系所做的关联分析。
(27)迈克尔·沃尔泽反对关于战争的现实主义主张,他就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国际秩序重建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盟国的政策告诉我们,一场正义战争之后的政体改造是正当的”。参见迈克尔·沃尔:《正义与非正义战争》,任辉献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5页。
(28)参见任剑涛:《“中西之争”的全球史呈像》,《四川大学学报》2019年第5期,第49-68页。
(29)如“柔远人,则四方归之,怀诸侯,则天下畏之”(《中庸》)。再如“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论语·季氏》)。
(30)如“戎狄无亲而贪,不如伐之”(《左传》)。对中国古代建构的世界秩序的述评,可参见杨联陞:《从历史看中国的世界秩序》,《国史探微》,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1-14页。
(31)参见任剑涛:《迟到的建构 :国族与国家的错位与接榫》,《探索与争鸣》2020年第2期,第13-16页。
(32)凯恩斯:《〈凡尔赛和约〉的经济后果》,李井奎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1页。
(33)一战断送了德意志第二帝国,催生了摇摇欲坠的魏玛共和国,整个过程中德国充满了战败的压抑感,因此寻机报复性崛起的德国人,很容易接受纳粹主义的宣传煽动。希特勒就此赤裸裸地号召重建帝国,“对我们来说,毁灭德意志第二帝国的那场革命只不过是一次惊人的分娩动作,它召唤着第三帝国的形成。我们打算重新缔造一个能让每位德国人热爱并依恋的国家,建立一个令每位国民敬仰的政府,制定与德国人民的道德准则相称的法律,任命一位人人心悦诚服的领袖”。转引自理查德·J.埃文斯:《第三帝国的到来》,赖丽薇译,北京:九州出版社,2020年,第491页。
(34)参见诺曼·里奇:《大国外交:从第一次世界大战至今》,第242-248页。
(35)《习近平:维护和巩固二战胜利成果》,http://www.china.com.cn/news/2015-10/14/content_36805638.htm,2020年10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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