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英文原文发表在Frontiers of History in China(《中国历史学前沿》),2013年第2期。
②《九江儒林乡志》卷十四,1883年,第6b-7a页。
③同广西当地很多土司一样,泗城的岑氏家族声称他们的祖先是来自中原的汉人,曾经参与了狄青(1008—1061年)平侬智高之乱的战役(1025—1055年)。《泗城岑氏家谱序》卷八,《西林岑氏族谱》,1888年,第3b-4a页。关于侬智高,参见James Anderson,The Rebel Den of Nung Tri Cao:Loyalty and Identity along the Sino-Vietnamese Frontier,Seattle: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2007.泗城于雍正五年(1727年)由土司制变为流官制(改土归流)。《清史稿》,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4297页。
④光绪《南海氏族》卷二《主簿司》,第5b页;《南海九江乡志》卷二,1657年,第5b页。关于珠江三角洲各谱系后裔的主张,参见David Faure,“The Lineage as a Cultural Invention:The Case of the Pearl River Delta,”Morden China,Vol.15,No.1(1989),pp.8-14.
①陈春声:《市场机制与社会变迁:18世纪广东米价分析》,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22页;David Faure,Emperor and Ancestor:State and Lineage in South China,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7,pp.207-214 ;Robert B.Marks,Tigers,Rice,Silk,and Silt:Environment and Economy in Late Imperial South China,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p.191.
②西江流域还包括贵州南部和云南东部,本文对此不作探讨。宾长初:《广西近代圩镇的综合考察》,钟文典主编:《广西近代圩镇研究》,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22页;刘文俊:《农业与广西近代圩镇》,钟文典主编:《广西近代圩镇研究》,第107页。
③Steven B.Miles,The Sea of Learning:Mobility and Identity in Nineteenth-Century Guangzhou,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6,pp.44-45,239-243.
④Chen Yong,“The Internal Origins of Chinese Emigration to California Reconsidered,”Western Historical Quarterly,Vol.28,No.4(1997),pp.522,546;Adam McKeown,Chinese Migrant Networks and Cultural Change:Peru,Chicago,Hawaii,1900-1936,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1,p.66;Michael Szonyi,“Mothers,Sons and Lovers:Fidelity and Frugality in the Overseas Chinese Divided Family before 1949,”Journal of Chinese Overseas,Vol.1,No.1(2005),p.60;Philip A.Kuhn,Chinese among Others:Emigration in Modern Times,Lanham:Rowman&Littlefield Publishers,Inc.,2008,p.15.
⑤G.William Skinner,“Mobility Strategies in Late Imperial China:A Regional Systems Analysis,”in Carol A.Smith,ed.,Regional Analysis,Vol.I,Economic Systems,New York:Academic Press,1976,p.328;Skinner,The C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pp.212,216,282;李挺:《交通与广西近代圩镇研究》,钟文典主编:《广西近代圩镇研究》,第342-344 页;James C.Scott,The Art of Not Being Governed:An Anarchist History of Upland Southeast Asia,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2009,p.45.
⑥Marks,Tigers,Rice,Silk,and Silt,p.14.虽然强调自然地理的制约,但施坚雅在一些地方也指出移民在区域一体化中的作用。Skinner,“Mobility Strategies in Late Imperial China,”p.360.
⑦施坚雅所描述的经济中心地区的等级结构在宾长初的著作中有所体现,后者认为基本圩镇和中心市镇是连接农村和城市的桥梁。宾长初:《广西近代圩镇的综合考察》,钟文典主编:《广西近代圩镇研究》,第59-60、79页。
①陈春声:《市场机制与社会变迁:18世纪广东米价分析》,第39页;Marks,Tigers,Rice,Silk,and Silt,pp.190-192,264.
②S.M.Haslam,The Riverscape and the River,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8,pp.7,53-54.
③在关于唐宋时期城隍崇拜形成的研究中,结合其来源,大卫·强生指出主要有三种类型的城隍爷。其中两类让我们想到了关于岑时发的传说:有些城隍爷是之前备受爱戴的官员,另一些则是开拓移民区域并成为地方性的铁腕人物。David Johnson,“The City-God Cults in Tang and Sung China,”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Vol.45,No.2(1985),p.424.
④《南海九江乡志》卷三,第4b-13b页。明代九江本地人到广西任职的显著例子,包括一名1457年的进士,他担任的职务有按察佥事和提督学政;他的儿子是1497年的岁贡生,被任命为北流县县学训导;还有一名1522年的举人任全州知州;一名1534年的举人授南直隶某县知县改宣化知县(亦是南宁府治所在);一名1600年的举人曾担任永宁知州。《南海九江乡志》卷三,第1a、6b、7a、11a、14b页;《关树德堂家谱》卷二十,1897年,第16b-17a页。
⑤《南海九江朱氏家谱》,1869年,卷六,第4a、48a页;卷十一,第9b-10a页。
⑥《南海九江朱氏家谱》卷十一,第105a-b页。
⑦《九江儒林乡志》卷十二,第9a页。
⑧郭裴:《粤大记》,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605页。
⑨《横州志》卷九,1746年,第20a页。《南海九江乡志》卷三,第6b页;卷四,第3b-4a页。
《南海九江朱氏家谱》卷四,第35b-36a页;《南海九江乡志》卷五,第17b页。
《南海九江朱氏家谱》卷六,第51b页;卷十一,第48a-b页。《南海九江乡志》卷四,第19a-b页。在1800年的广西地方志中,朱光祖列在万历年间(1573—1620年)。《广西通志》卷三十二,1800年,第24b页。
《南海九江乡志》卷三,第13b页;卷四,第23-24b页。《新宁州志》,1878年,台北:成文出版社,1975年重印,第262页;《九江儒林乡志》卷二十一,第10a-b页。
①《南海九江朱氏家谱》卷六,第51b页;《南海九江乡志》卷四,第19a页。
②《南海九江乡志》卷三,第7b-8a页。
③关沛因丁忧未赴容县上任。《关树德堂家谱》卷六,1897年,第14a页;卷二十,第12b页。《南海九江乡志》卷三,第9b页;卷四,第11a页。
④《明熹宗实录》卷二十三,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1966年,第10a页;《南海九江乡志》卷三,第2b-3a页。
⑤鉴于墓志铭的作者是土生土长的博罗县人,该地位于珠江三角洲的东部边缘,我更倾向于更为宽泛地用“乡人士”来指称我们所说的“广东人”,而不是九江镇当地人。《九江儒林乡志》卷七,第21a-24a页。
⑥《梧州府志》卷十三,1631年,第12b页;《广西通志》卷七十二,1800年,第20a页;《南海九江乡志》卷三,第9b、14a页;《九江儒林乡志》卷十,第25b页。
⑦《南海九江朱氏家谱》卷六,第63a页;卷十一,第15b页。他还有个表亲朱学章,同为泷水县学庠生。《南海九江朱氏家谱》卷四,第5b-7a页;卷六,第63b页。
⑧关于明代广西附近瑶和其他族群的分类,参见Leo K.Shin,The Making of the Chinese State:Ethnicity and Expansion on the Ming Borderland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6,pp.140-157;Steven B.Miles,“Imperial Discourse,Regional Elite,and Local Landscape on the South China Frontier,”Journal of Early Modern History,Vol.12,No.2(2008),pp.99-136.
⑨这些西宁生员包括朱湻和朱润兄弟(1602年岁贡);后者后来编纂了西宁第一部地方志,于1592年出版。他们的两位侄子通过新西宁县县学也取得了生员的地位。《南海九江朱氏家谱》卷六,第63b-67a页。
①《南海九江朱氏家谱》卷八,第85b页。其余在西宁获得功名的九江人包括三位岁贡:关要(1608或1609年)、岑翔凤(1624或1625年)和黄国英(1634或1637年)。西宁(前者)和九江(后者)地方志中对日期的记载不完全一致。《南海九江乡志》卷三,第16a-b页;《西宁县志》卷九,1830年,第3b-4a页。
②例子参见《南海九江朱氏家谱》卷六,第65a页;《南海九江乡志》卷二,第12b页。《九江儒林乡志》卷十三,第16a-b页;卷十七,第2a-b页。
③《西宁县志》卷九,第6a页。
④《九江儒林乡志》卷十,第39b-40a页。
⑤西林在1718年编纂地方志时还没有县学。同年,西林的第一位生员被分配到上面的府学,那时还是思恩府。《九江儒林乡志》卷十四,第10a页;《西林县志》,前言。
⑥《苍梧县志》卷四,1874年,第35a、38a页。
⑦明之纲和朱文彬葬于九江。《九江儒林乡志》卷六,第26b、27b页。
⑧藤县志载1861年藤县举人李锡爵是一位顺德县人,顺德在九江下游。《九江儒林乡志》卷十,第55b-57b页;《柳州县志》卷七,1932年,第23页;《藤县志》,1908年,台北:成文出版社,1968年,第487页;《桂平县志》卷四十二,1920年,第10b页;《同治六年举行丁卯科广西乡试题名录》,第2b页。
⑨《关树德堂家谱》卷九,第92a页;卷十一,第37a;卷十四,第6a页。
(南海九江关氏)《世系录》,1934年手抄本,第74-79页。
Benjamin A.Elman,A Cultural History of Civil Examinations in Late Imperial China,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0,pp.168-169;王日根、张学立:《清代科场冒籍与土客冲突》,《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1期;岸本美绪:《冒捐冒考诉讼与清代地方社会》,邱澎生、陈熙远编:《明清法律运作中的权力与文化》,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9年,第145-173页。
①《梧州府志》卷二,第33b页。
②《明中宪大夫镇远郡侯莲水陈君配孺人唐氏合葬墓志铭》,广州沙北村陈家祠石刻;《南海九江朱氏家谱》卷十一,第108a页;《南海九江乡志》卷四,第27b页。
③关于三角洲对广西粮食的日益依赖,参见Marks,Tigers,Rice,Silk,and Silt,pp.252-264;陈春声:《市场机制与社会变迁:18世纪广东米价分析》,第79-82页。这种经济关系让人联想到遍及东南亚的上游-下游交换模式,在该模式中下游地区专注于手工业和贸易,而上游地区的人则专注于农业生产。例如湄公河,参见Andrew Walker,The Legend of the Golden Boat:Regulation,Trade and Traders in the Borderlands of Laos,Thailand,China and Burma,Honolulu: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1999,p.39.
④《南海九江乡志》卷一,第21a页。很多船只运送的是从上游收购的、准备销往三角洲地区的粮食。《南海九江乡志》卷一,第29b页。
⑤《九江儒林乡志》卷十八,第15a、22b页。
⑥简朝亮:《读书堂集》卷七,1903年,第30a页。
⑦《龙州县志》,1927年,广西壮族自治区图书馆藏手抄本,第384页。
⑧《奉宪禁止拦封九江民船勒石永遵》,梧州中山公园石刻,1780年;Steven B.Miles,“From Small Fry to Big Fish:Representing the Rise of Jiujiang Township,Nanhai County,1395-1657,”Ming Studies,Vol.48(2003),pp.73-75.
①《南海九江乡志》卷四,第54a;卷五,第1b页。
②宾长初:《广西近代圩镇的综合考察》,钟文典主编:《广西近代圩镇研究》,第20、24-25页;吴小凤:《明代广西城市圩市建设研究》,《广西民族研究》2004年第2期。
③刘文俊:《农业与广西近代圩镇》,钟文典主编:《广西近代圩镇研究》,第151页。
④《重建粤东会馆题名碑记》,苍梧(龙圩)粤东会馆石刻,1788年。
⑤《列圣宫增建后楼》,南平县大安镇粤东会馆嘉庆年间石刻;“Qiying to Davis,”Nov.11,1844,British National Archives,FO682/1977/143;《平南县志》卷五,1835年,第11b-12a页;《平南县志》卷七,1884年,第22a页。
⑥广西壮族自治区通志馆编:《太平天国革命在广西调查资料汇编》,南宁: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出版社,1962年,第249-251页。
⑦2008年6月20日于南海九江镇沙滘村永昌里所记田野笔记。
⑧《九江儒林乡志》卷四,第59a页。
⑨朱廷贵原名朱庭桂,写法不同但是在官话和广东话中发音相同。《南海九江朱氏家谱》卷五,第85a页。
朱次琦:《朱九江先生集》卷九,《近代中国史料丛刊》,台北:文海出版社,1967年,第10a页。
西江支流地区推动了两个地区之间的贸易,一端是越南北部的高平和谅山,另一端是龙州。A.P.A.Bouinais,The Lungchow Region:Its Frontier River Roads,Towns and Marts,China Maritime Customs,Special Series 39,1923,pp.4-7.
朱次琦:《朱九江先生集》卷九,第10a-11a页。同广西大多数重要的商业地区一样,龙州也有一个粤东会馆,成立于1707年,在1796年和1837年两次重修。《龙州县志》,第93、394页。张姓在九江是一个非常普遍和相当有名望的姓氏。见《九江儒林乡志》;光绪《南海氏族》卷二《主簿司》,第4a-b页。
①《九江儒林乡志》卷十五,第5b-6a页。另一位活跃在广西和越南的商人是关谅(或是关亮)(1764?—1818?),他青年时代经商,“尝以一舟往来两粤间”;他的弟弟关理(1767?—1842?)年轻时旅居越南(安南),年老后退休返回九江。关理的大儿子关升元应该在越南经营过贸易;关升元和他的夫人张氏葬于三角洲的老家,关升元的两个妾,陈氏()和阮氏()均葬于越南。《关树德堂家谱》卷六,第53a-54a页;卷十七,第36a-37 b页。
②王庚武为我们提供了关于旅居者和定居者之间差异的经典论述。Wang Gungwu,“Sojourning:The Chinese Experience in Southeast Asia,”in Anthony Reid,ed.,Sojourners and Settlers:Histories of Southeast Asia and the Chinese,St.Leonards,Australia:Asian Studies Association of Australia and Allen&Unwin,1996,pp.1-14。关于国内迁移,G·威廉·施坚雅区分了永久性外迁移民同人才与土特产的出口的差异。Skinner,“Mobility Strategies in Late Imperial China,”p.335.
③九江曾氏家族移居广西的案例中提及,有一个人大约在清初迁至平乐府荔浦县,还有兄弟五人很可能在18世纪因移至广西而闻名。《武城曾氏重修族谱》,1879年,《彦恩房系》,第2b页,《即观房系》,第2a-b页。
④2010年6月24日于苍梧县石桥镇所记田野笔记;《苍梧石桥明氏家谱》,未题名手抄本,年代不明。在这个家谱中九江祖先的名字同我在九江永昌里查阅的手抄本家谱一致。《广东南海九江明氏族谱》,年代不明。共和国时期的地方志确认,明氏家族同时有人定居在东安和苍梧县城。《苍梧县志》之《明氏篇》,1941年,第2a页。
⑤《苍梧县志》卷四,1874年,第31a页。另一个九江人刘荣光在19世纪50年代初以东安镇户籍成为恩贡,苍梧地方志认为其确切时间是1851年,九江地方志认为是1852年。《苍梧县志》卷四,1874年,第36b页;《九江儒林乡志》卷十,第53b页。
⑥《九江儒林乡志》卷五,第26b-27a页。1874年苍梧地方志的编纂者提到,“鱼花”是在分布在西江梧州沿岸几十里的鱼埠里收获的。《苍梧县志》卷六,1874年,第7b页。
⑦《南海九江朱氏家谱》卷四,第5b、22a-24a、74a-b、77b页。
①历史学家麦思杰好心地将他在五通庙中的消息人士介绍给我。
②最受九江邓氏关注的祖先是邓“南阳”。光绪《南海氏族》卷二《主簿司》,第7a页。邓氏祠堂一位消息人士声称,他的祖先来自珠玑巷的九江村。这两条传说似乎可以合为一体,即从广东北部珠玑巷向珠江三角洲的九江迁徙的传说,以及从九江到长洲迁移的传说。2008年5月22日于梧州市长洲区与麦思杰调查所得田野笔记;《南阳邓氏族谱源流考》,1999年,第28页。
③《苍梧县志》之《民事篇》,1941年,第35a页。
④2007年6月24日于平南县武林镇所记田野笔记;《朱氏族谱,九江-武林支系》,年代不明,第13页。
⑤朱方辉:《羲晋公诗文集》,南宁,2003年再版,第192页。
⑥早在明代武林和丹竹就是重要的市集。吴小凤:《明代广西城市圩市建设研究》,《广西民族研究》2004年第2 期。
⑦《平南县志》卷十,1884年,第12b页。
⑧见平南县丹竹镇列圣庙里的对联、招牌和柱子上的铭文;2008年于平南县丹竹镇所记田野笔记,《关五福堂族谱》,1994年,第1-3页。关学锦在1884年的平南地方志中被称为监生,他通过自己的儿子关景贤获得殊荣。《平南县志》卷十五,1884年,第18a页。
⑨宾长初:《广西近代圩镇的综合考察》,钟文典主编:《广西近代圩镇研究》,第42页。包括甘棠在内的老永淳县部分地区现在已经被纳入宾阳县。
《关氏宗支列代全图》,1876年,1990年手抄本;2008年7月26日于宾阳县甘棠镇所记田野笔记;《永淳县志》册一,1924年,第38a-b页;《钦加军民府衔补授永淳县正堂加五级纪录五次蒋为晓谕永远革黜抽收漏规而安商旅事》,宾阳县甘棠镇大庙石刻,1874年2月6日。
①2007年6月25日于平凤所记田野笔记;《南海深村蔡氏家谱》卷七,1875年,第4b-5a、9b-10b、22a-24 a页;卷九,第55b页。
②宾长初:《广西近代圩镇的综合考察》,钟文典主编:《广西近代圩镇研究》,第6-7、48页。
③黄滨:《广东商人与广西近代圩镇》,钟文典主编:《广西近代圩镇研究》,第359-361、377页。
④见钟文典主编:《广西近代圩镇研究》,第59-60、342-350页。
⑤例如,在其关于密西西比河流域的城镇研究中,蒂莫西·R·马奥尼认为“城市并非组织严密的功能等级的单元,而是同周边体系不断交互作用的特定区域”。Timothy R.Mahoney,“Urban History in a Regional Context:River Towns on the Upper Mississippi,1840-1860,”The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Vol.72,No.2(1985),p.319.
①研究现代中国海外移民的历史学家们有力地证明,建立在“跨国”实践之上的多方位研究能够使我们获取更为全面的理解。Madeline Y.Hsu,Dreaming of Gold,Dreaming of Home:Transnationalism and Migration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South China,1882-1943,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0;McKeown,Chinese Migrant Networks and Cultural Change.关于最近跨区域历史的例子,参见Du Yongtao,“Translocal Lineage and the Romance of Homeland Attachment:The Pans of Suzhou in Qing China,”Late Imperial China,Vol.27,No.1(2006),pp.31-65.如同彼得·波尔提醒我们的那样,即使在赞美特定的地方性区域的同时,中华帝国晚期的地区史仍将该地区置于包括其他地域在内的更大的帝国疆域之内。Peter K.Bol,“The Rise of Local History:History,Geography,and Culture in Southern Song and Yuan Wuzhou,”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Vol.61,No.1(2001),p.7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