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金川之役起因初探——乾隆帝绥靖川边的努力
Exploring the Causes of the First Jinchuan Campaign——Emperor Qianlong's Efforts to Pacify the Border Area of West Sichuan
作者：徐法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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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 年卷（期）页码：2012,(05):-150-160
期刊名称：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Journal Name：Journal of Sichuan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Edition）
关键字：瞻对战役;金川之役;乾隆皇帝;张广泗;绥靖川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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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乾隆十年至十四年,清廷先后用兵征讨川西土司瞻对与大金川,这两次战役关联密切,可以说瞻对战役的草率完结直接导致了乾隆皇帝对金川用兵。而金川战役尚在进行之时,乾隆帝便与统帅张广泗秘密谋划再次征剿瞻对事,甚而有乘此兵威,将绰斯甲、杂谷等川边地区强而不甚恭顺的土司一齐办理的计划,以此达到绥靖川边,一劳永逸的目的。只是金川未平,为了避免打草惊蛇,树敌过多,上述计划一直秘而不宣。到了战役末期,清军已深陷大金川泥潭,进退不能。乾隆帝不得已,只能纳降撤兵,并运用政治手腕,将一次失败的军事行动粉饰成一场胜利的战争,以保全自己的颜面与朝廷的威严,而其未曾实现的战略目标,也自然为官方所讳言,渐渐隐匿在漫漫的历史长河之中。
参考文献
①民国时期,还没有关于金川之役的专题研究。萧一山只是简单地将战役归因于土司间相互兼并,不遵约束(萧一山:《清代通史》(中卷),上海:中华书局,1925年);孟森则认为乾隆皇帝以大军与土司相角,胜之不武,损耗亦大,预于十全武功之列,皆高宗之侈也(孟森:《清史讲义》,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邓之诚更直斥乾隆帝“妄信满地黄金之说而艳之,出师之始,开卖官捐纳之例,历时二载,屡致偾师,布置敷衍了结之局,可谓以兵为戏者”(邓之诚:《中华两千年史》,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卷五)。上世纪70年代,庄吉发在《清高宗两定金川始末》(《大陆杂志》1973年第1期)一文中详细叙述了金川战役的经过,指出大金川虽恃强劫掠,在性质上仍是一种“蛮触”相争,由来甚久,乾隆帝轻于尝试,兴师征讨,实属小题大做;1989年,雀丹在《评乾隆两度平定金川的实质》(《西藏研究》1989年第2期)一文中指出金川战役真正的缘由是乾隆以番制番政策失败后,惧怕大、小金川土司与汉族及各土司间的密切往来将于皇权统治有患,又因大、小金川内近成都,外连卫藏,地理位置重要,故借土司间的家族纠纷,小题大做,歪曲矛盾的性质,借题发挥,冤错于人;戴逸在1992年出版的《乾隆皇帝及其时代》(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一书中将乾隆十年的瞻对之役视作金川战争的“前奏和诱因”;一年后,他与华立合撰《一场得不偿失的战争———论乾隆朝金川之役》(《历史研究》1993年第3期)一文,认为瞻对与金川问题关系进藏沿途地区的安定,有解决的必要,但不值得大举兴兵,此役实为得不偿失;同年,刘源在《从清代档案看清政府对金川土司的政策》(《中国藏学》1993年第4期)一文中再次强调金川地区是“内地与西藏、青海的接壤地带,不仅是通往西藏之重要通道,也是进驻青海、甘肃之咽喉”,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因而有必要进行整治;2003年,张婷在《试析第一次金川战争爆发的直接原因》(《四川大学学报》增刊2004年5月)一文中指出,封疆边吏贪图兵事之厚利,欺上瞒下,轻启战端,是引发金川战役的重要原因。21世纪以来,关于金川之役的研究还有很多,但对此问题的看法与认识,大致不出前人的范围,此不赘述。
①戴逸、华立:《一场得不偿失的战争———论乾隆朝金川之战》。
②瞻对,今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新龙县,东邻道孚、炉霍,南接里塘,西连白玉,北达甘孜。清时,道孚、炉霍再往东即绰斯甲布及大、小金川地界。
③有清一代,清廷八次用兵瞻对。雍正五年(1727)、八年两次征剿瞻对的经过,参见张秋雯:《清代雍乾两朝之用兵川边瞻对》,《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2,1992年。
④《大清十朝圣训》,卷二七九,饬边疆,北京:燕山出版社,1998年,第4626页。
⑤后据张广泗查明,班滚仍据如郎,尚复肆行滋事。当时捏报焚毙之处,检阅卷宗,有庆复驳回李质粹原咨,李质粹遂添入火光中望见悬缢贼番之言,庆复即据以入告。《清高宗实录》(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卷三〇五,乾隆十二年十二月己卯(二十三日);据程穆衡:《金川纪略》(四川大学图书馆藏手抄善本)记载,盖是时,诸将在行者,羊马成群,香皮细毡珍毳之属,不胜驮载。下至士卒,皆腰有精金、藏佛藏香,以贻其家。谓班滚釜底游鱼,不足介意,俱无心追讨。而庆复既遂所求,亦偷惰求逸,思苟且完局,遂以班滚焚毙上闻。
⑥《清高宗实录》(四),卷二六八,乾隆十一年六月丙寅(初二)。需要指出的是,当时信息全靠驿站传递,由川边往返京城的时间大致都在一个半月左右,而军情如火,军报往往即时递送,前一次奏报可能尚未抵京,新报又紧接上路。乾隆皇帝会在短时间内接到不同的奏报,做出不同的批复。而具文时间与报闻时间至少存在半个多月的时间差,从前线将领上奏军情,到乾隆帝的指示返回前线的时间亦至少需要一个多月(有时会长达两三个月)。《清实录》与《平定金川方略》等史料均以报闻与谕旨发布时日为准编撰,只有第一历史档案馆馆藏硃批奏折注明了具文和报闻时间。因史料存在这样的问题,本文行文中,事件发生的日期与引用史料所注明的日期常常存在着时差。如此处六月初二当为报闻之日,庆复、李质粹上奏的时间可大致推算在五月中旬。类似情况,后文不再注明。
⑦《清高宗实录》(四),卷二六八,乾隆十一年六月丁卯(初三)。
①颇罗鼐,西藏江孜人,本名琐南多结。康熙五十九年(1720)时为拉藏汗助手的颇罗鼐配合阿里总管康济鼐出兵策应进藏清军,击退入侵的准噶尔军。清政府平乱后,以颇罗鼐为四噶伦(总理西藏政务官员)之一,任仔本(审计官),掌管财政。雍正五年噶伦阿尔布巴杀首席噶伦康济鼐,颇罗鼐发后藏、阿里军讨之。六年,阿尔布巴兵败被执,清廷任命颇罗鼐协助驻藏大臣总理政务,并封其为贝子,乾隆四年颇罗鼐被封为郡王。
②《清高宗实录》(四),卷二六八,乾隆十一年五月丙辰(二十一日)。不仅是西藏,十年十一月,云南总督兼管巡抚事张允随酌拨官兵土弁,防堵翁书关等隘卡,以遏瞻对“贼番”奔窜;甘肃安西提督李绳武分遣弁兵,堵御隘口,以防瞻对“逆番”穷窜准噶尔地方。见《清高宗实录》(四),卷二五三,乾隆十年十一月丙戌(十九日)、丁酉(三十日)。
③《清高宗实录》(四),卷二六八,乾隆十一年六月丙寅(初二),六月丁卯(初三)。
④(清)方略馆撰:《平定金川方略》,卷一,乾隆十二年二月丁亥(二十七日),《西藏学汉文文献汇刻》,第一辑,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2年。鲁密章谷,在今丹巴县境内;打箭炉即今康定县。
⑤此地西连康藏,南接云贵,北界青海,东通成都,是汉藏文明的交界地带。“嘉绒”是一意涵丰富而又模糊难解的称谓,现在较为常见的解释是,嘉绒为藏语“夏尔嘉尔莫察瓦绒”这一地名的简称,意为“藏区东方墨尔多神山周围气候温暖潮湿的河谷农区”。详见张原:《“大自在天”的传奇———墨尔多神山与嘉绒人的政治与战争》。
⑥土舍之原始含义,系指土司子弟及族人。详成臻铭:《论明清时期的土舍》,《民族研究》2010年第3期。
⑦有关金川地理位置及历史沿革,参见彭陟焱:《乾隆朝大小金川战役研究》,第一章第二节,北京:民族出版社,2010年。
⑧嘉绒地区在清代有十八土司,除去大、小金川外,还有木坪(在今雅安市宝兴县境内)、革布什咱(也称丹东)、巴旺、巴底(均在今甘孜州丹巴县境内)、绰斯甲布(在今阿坝州金川县境内)、鄂克什(也叫沃日土司,在今小金县境内)、党坝(也称丹坝)、松冈、卓克基、梭磨(以上四土司均在今阿坝州马尔康县境内,常合称为四土)、杂谷(在今阿坝州理县境内)、瓦寺(在今阿坝州汶川县境内)、明正(今甘孜康定县境内)、冷边、沈边(均在今甘孜泸定县境内)、鱼通(今甘孜州康定县境内)。详见彭陟焱:《乾隆朝大小金川之役研究》,第15-16页。
⑨莎罗奔或莎罗奔细均非人名,金川土司子弟出家为喇嘛者即有此称号。康熙年间从岳钟琪征羊峒而受封安抚使的莎罗奔已于乾隆七年病故,莎罗奔细为其弟。
莎罗奔细以其妹阿扣妻小金川土司泽旺,泽旺懦弱,受制于妻。阿扣又与泽旺之弟良尔吉私好,莎罗奔细便勾结良尔吉,袭取小金川,擒泽旺,夺取印信,史称“阿扣事件”。后在川省督抚庆复、纪山等人干预下,放回泽旺,交还印信。
《平定金川方略》,卷一,乾隆十一年十一月丁巳(二十六日);乾隆十二年二月癸酉(十三日)。
《清高宗实录》(四),卷二八四,乾隆十二年二月癸酉(十三日)。
①名义上让庆复回京治理阁务,但在乾隆十二年九月之前,庆复一直留在四川协助张广泗处理军务。“张广泗,汉军镶红旗人,由监生捐纳知府,康熙六十一年选授贵州思州府知府。雍正四年四月调云南楚雄府知府,未赴。时贵州生苗长赛不法,云贵总督鄂尔泰檄广泗会同黔楚文武拎剿,奏调黎平府知府。五年擢贵州按察使。六年正月广泗以兵赴都均府八寨及黎平府之古州,镇违府之上下九股,清水江清平州之大小丹江等处化悔生苗,相机剿抚。六月擢贵州巡抚。十二月,以大小丹江等处生苗平,入奏。雍正七年,准噶尔扰边,授为副将军,随宁远大将军岳钟琪率兵出西路。后参劾岳钟琪,代为统率。十三年,准噶尔乞和,授为湖广总督。高宗即位,苗疆复乱,授广泗经略,赴贵州,将军以下复听节制。”《清史列传》,卷十七,张广泗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
②学界历来有一种观点,认为第一次金川战役因四川巡抚纪山出兵在先,既成事实,乾隆帝不得不批准,失之于轻率。参见Yingcong Dai,“The Qing State,Merchants,and the Military Labor Force in the Jinchuan Campaigns,”Late Imperial China,Vol.22,No.2,(December 2001),p.38.此论似可商榷,纪山或有自己的小算盘,乾隆身为最高决策者,面对重大的军事行动,也不可能没有自己的考虑。战役末期,纪山受罚革职,乾隆曾专门言明“非因其首请用兵之故也。我朝自定鼎以来,综理政务,乾纲独揽,从未有用兵大事臣下得以专主者。……而用兵则出之自朕,若谓此举非是,亦朕之过耳”。《清高宗实录》(五),卷三二三,乾隆十三年八月丁未(二十五日)。
③可见乾隆帝以张广泗替代庆复的另一层用意。《清高宗实录》(四),卷二八六,乾隆十二年三月壬寅(十二日)。
④需特别说明的是,乾隆十二年三月乾隆帝调张广泗入川时,庆复、纪山已先行组织进兵,五月张广泗抵达前线,追查班滚下落、指挥作战并与乾隆帝、军机大臣等就善后事宜展开商议(后详)。三者在时间上是同时进行,相互之间会发生影响,战役期间有关三者的奏报也常常混杂在一起。本文为了行文方便,分别叙述。
⑤《清高宗实录》(四),卷二九七,乾隆十二年八月丁亥(二十九日)。
⑥九月三十日,他在给军机大臣的谕旨中说道:“而班滚狡诈潜逃,暗为勾结(大金川)。近据纪山奏,亦复相同,必须彻底殄除,方无贻患。”《清高宗实录》(四),卷二九九,乾隆十二年九月丁巳(三十日)。
⑦《清高宗实录》(四),卷二九八,乾隆十二年九月辛丑(十四日)。
⑧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宫中档硃批奏折:川陕总督张广泗,奏为询问土司汪结办理瞻对始末缘由奏闻事,乾隆十二年十一月十六日,档卷号04-01-01-0149-063。按:从乾隆十月辛酉上谕(详下一段)可知,张广泗将汪结口供呈奏应早于乾隆十二年十月,但笔者未能找到原折,此折中抄录了汪结所有的供词。
①《清高宗实录》(四),卷三〇〇,乾隆十二年十月辛酉(初四)。
②《清高宗实录》(四),卷三〇二,乾隆十二年十一月甲午(初八)。
③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宫中档硃批奏折:川陕总督张广泗,奏为奉旨宣布袁士弼暂停勾决并参劾袁士弼李质粹才识庸劣事,乾隆十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档卷号04-01-01-0154-045。但乾隆皇帝仍认为“张广泗办理失于欲速,未合机宜,使事情彰著。矢在弦上,不得不发。因命将庆复革职待罪,李质粹交军机大臣会同该部严讯”。《清高宗实录》(四),卷三〇五,乾隆十二年十二月壬午(二十六日)。
④“明年尚应移师瞻对”之语可见此时张广泗对金川之役尚信心十足,但战场上清军已陷入困境,详后。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宫中硃批奏折:四川巡抚纪山,奏为奉命征讨大金川不法土酋惟官军粮运艰难等情形事,乾隆十二年十二月十八日,档卷号04-01-30-0244-024。
⑤《清高宗实录》(五),卷三〇六,乾隆十三年正月乙未(初十)。
⑥“谕,大金川善后一案,令张广泗将其后妥酌奏闻。亦因虑及金川平定之后,一切布置应早为筹划。但今军务尚未告竣,自宜专意征剿。其善后一切,可以从容经畫,不必急遽,反致顾此失彼也。且金川平定之后,又有瞻对进剿之事,不若统俟大局已定,审势而徐为之,以成一劳永逸之举。”《清高宗实录》(五),卷三一〇,乾隆十三年三月丙戌(初二)。
⑦详见前文。此外,讷亲、张广泗、班第等人都曾报告过征剿金川的艰难情形。
⑧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宫中档硃批奏折:川陕总督张广泗,奏为查明咱地安抚司土官丹津罗尔布被杀情由请旨办理事,乾隆十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档卷号04-01-12-0056-0016。
①《清高宗实录》(五),卷二八六,乾隆十二年三月壬寅(十二日)。
②《清高宗实录》(四),卷二九一,乾隆十二年五月乙巳(十六日)。
③大金川曾联络绰斯甲与结隆冲土司一同攻围霍尔章谷等寨,见《平定金川方略》,卷一,乾隆十二年三月己酉(十九日)。
④查绰斯甲应在大金川西北方向,但原文即是“回戈南指”。《清高宗实录》(四),卷二九五,乾隆十二年七月甲寅(二十六日)。
⑤《清高宗实录》(四),卷二九五,乾隆十二年七月甲寅。
⑥直到金川战役结束,乾隆帝也再未提起此事。张广泗更是守口如瓶,四个月后,他奏称:“绰斯甲必应办理,臣从未少露其意,即镇协大员亦无一人知者。”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宫中档硃批奏折:川陕总督张广泗,奏为询问土司汪结办理瞻对始末缘由奏闻事,乾隆十二年十一月十六日,档卷号04-01-01-0149-063。
⑦《清高宗实录》(四),卷二九五,乾隆十二年七月乙卯(二十七日)。
①《清高宗实录》(四),卷二九九,乾隆十二年九月丁巳(三十日)。
②《清高宗实录》(四),卷三〇〇,乾隆十二年十月辛酉(初四),十月丙寅(初九)。
③《清高宗实录》(四),卷三〇五,乾隆十二年十二月壬午(二十六日)。
④川边土司中顽梗者,杂谷、金川为最。杂谷土司苍旺贪狡殊常;大金川土司莎罗奔细性更凶悍。这是清廷早有的认识,参见《清高宗实录》(四),卷二七九,乾隆十一年十一月辛酉条(三十日)。
⑤《清高宗实录》(五),卷三〇九,乾隆十三年二月甲申(三十日)。
①《清高宗实录》(五),卷三一〇,乾隆十三年三月丙戌(初二)。
②第一次金川战役对清廷而言是一场失败的战争,所以战后的处置与战役期间的讨论有相当大的差距,以往研究者往往忽略了战役期间对善后事宜的讨论,因而对乾隆帝发动战争的目的不能有全面的认识,这是本文着眼于第一次金川战役中君臣间善后事宜讨论的重要原因。
③七路军队具体情况是西边四路,一路由松潘镇总兵宋宗璋统兵四千五百名,由丹坝(在其正北)进取勒乌围官寨;一路由参将郎建业等带兵三千五百名,自曾头沟、卡里进攻勒乌围;一路由威茂协副将马良柱率领汉、土官兵三千五百名,由僧格宗进攻刮耳崖;一路由参将买国良、游击高得禄率兵三千名,由丹坝进攻刮耳崖。南边三路,参将蔡允甫率兵由革布什咱(在其西南)攻取正地、古交,然后与西路宋宗璋、郎建业会合,夹攻勒乌围;泰宁协副将张兴、游击陈礼带兵由巴底前进,与西路马良柱、买国良会合攻打刮耳崖;游击罗于朝带兵会同土司汪结由绰斯甲布(在其西北)进发,攻取河西各寨。详见《平定金川方略》,卷三,乾隆十二年七月甲寅条(二十六日)。
④《平定金川方略》,卷三,乾隆十二年九月庚子(十三日)。
⑤《清高宗实录》(四),卷二九九,乾隆十二年九月丁巳(三十日)。
⑥《清高宗实录》(五),卷三〇七,乾隆十三年正月丁未(二十二日)。
⑦“讷亲,满洲镶黄旗人,领侍卫内大臣,二等果毅公音德次子,雍正五年由笔帖士袭公爵,授散品秩大臣,命乾清门行走。九年命为御前大臣,十年授鑾仪使,十一年军机处行走。高宗御极,讷亲更是深受器重。雍正十三年八月,迁镶白旗满洲都统,兼理内务府事务,十月授领侍卫内大臣,命协办总理事务仍兼都统,十二月晋一等公。乾隆元年迁镶黄旗满洲都统,二年正月迁兵部尚书兼议政大臣,十二月以总理议叙赏云骑尉世职。三年(原文为乾隆三十年,有误)正月管理圆事务,二月管理户部三库事务,九月协办户部事务,……十二月调本部尚书,四年五月加太子太保,六年左都御史。十年三月,协办大学士。五月,充五朝国史馆总裁。寻晋保和殿大学士。”《清史列传》,卷二十二,讷亲列传。
①《清高宗实录》(五),卷三一二,乾隆十三年四月甲子(十一日)。
②《清高宗实录》(五),卷三一六,乾隆十三年六月辛酉(初八)。
③“限三日克刮耳崖,将士有谏者,动以军法从事,三军震惧”。昭梿:《啸亭杂录》,北京:中华书局,第14页。
④《平定金川方略》,卷八,乾隆十三年七月壬辰(初十)。
⑤《平定金川方略》,卷八,乾隆十三年七月壬辰(初十)。
⑥《清高宗实录》(五),卷三二一,乾隆十三年闰七月辛未(十九日)。
①《平定金川方略》,卷十一,乾隆十三年八月庚子(十八日)。
②《清高宗实录》(五),卷三二三,乾隆十三年八月丁未(二十五日)。
③乾隆帝特召庄亲王、来保、史贻直、阿克敦、舒赫德及军机大臣等当面宣旨降罪于张广泗、讷亲。见《平定金川方略》,卷十一,乾隆十三年九月丁丑(二十六日)。张广泗、讷亲先后于十三年十二月及十四年正月,以“贻误军机,劳师糜饷”的罪名被处决。乾隆帝处决讷、张二人的原因值得玩味,但与本文主旨无关,当另文探讨。
④《清高宗实录》(五),卷三二八,乾隆十三年十一月癸亥(十三日)。
⑤《平定金川方略》,卷十九,乾隆十三年十二月丁酉(十七日)。
⑥乾隆想要结束战争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民力的疲敝、胜利的无望、政务的废怠、其他地区的灾荒、甚至皇后的逝世都会影响其决策,但最为重要的原因还是耗费过为巨大。当时国库的存银不过3000余万两,高越上奏后,乾隆吃惊地表示“金川小丑,初不意糜费如许物力,两年之间,所用几及二千万”(这个数字有所夸大,应是将高越所说用兵至来年五月需要耗费的850万一并估算在内的结果,第一次金川之役户部核销的数目只有一千万不到,但《清史稿》的编撰者采信了乾隆的预估,记为二千万两,这就是为何第一次金川之役的耗费在史料记载中存在两个数目的原因)。乾隆当然不愿意将大半个国库都丢在“不过一隅”的金川,尤其这尚是一场胜负难料的战争,高越的奏折是令他提前结束金川战役的关键。
⑦《清高宗实录》(五),卷三三二,乾隆十四年正月辛亥(初二)。“准噶尔之事”应指雍正九年,岳钟琪领兵进攻准噶尔,因用兵失误,被张广泗参劾下狱。
⑧傅恒是在乾隆十三年十一月初三由北京起程,十二月二十一日始抵达卡撒军营。
⑨傅恒于乾隆十四年正月二十八日接到十五日乾隆谕令罢兵的圣旨。在这十三天中,乾隆连续降旨要傅恒班师还朝。乾隆帝本拟于十四年三、四月间收局,其为何突然急迫如此,出去耗费巨大的原因外,是否还有其他因素,有待进一步考证。
《清高宗实录》(五),卷三四九,乾隆十四年九月辛未(二十六日)。
①第一次战役后,乾隆帝令满洲士兵组成的“健锐云梯营”,在实胜寺附近建屋居住,“间亦依山为碉,以肖刮耳崖勒歪之境”(注:刮耳崖、勒歪即大金川官寨刮耳崖、勒乌围),供士兵演练云梯攻碉之法。见《实胜寺碑记》,清高宗弘历撰,碑存于北京海淀区实胜寺遗址。仅凭这一材料虽不足以证明乾隆帝此时已有再征金川的打算,但其内心对战争结果的失望与不甘表露无遗。当时的钦天监正刘松龄在写给另一位传教士的信中说道:“为此(金川之役),皇帝在整个中国都被看不起,认为他是一个相当没有决心和胆怯的皇帝。虽然他自己希望老百姓会像一个胜利者那样崇拜他。”刘之言或因其立场与偏见有所夸大,但亦提示出时人可能有的认知。参见高王凌:《刘松龄笔下的乾隆十三年———刘松龄研究之二》,《清史研究》2008年第3期。
②乾隆十七年,清廷在“杂谷事件”中擒杀杂谷土司苍旺,将杂谷改土归流之后,金川更是独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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