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念、形态、影响:当下中国互联网媒介平台上的圈子传播现象解析
Concept, Form and Influence: An Analysis of the Circle Communication on the Internet in Contemporary China
作者：朱天;张诚;
Author：
收稿日期： 年卷（期）页码：2014,195(06):-71-80
期刊名称：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Journal Name：Journal of Sichuan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Edition）
关键字：互联网;传播现象;圈子;传播形态;媒介生态
Key words：
基金项目：
中文摘要
文献中可见的对中国社会"圈子"现象的学理考察,肇始于费孝通的"差序格局"理论。该理论将圈子描述为区隔社会成员的边界或范围,圈子也由此具备了一种信息传播的范畴与途径特性。互联网的产生与不断发展,使得传统社会中的圈子有了更为多元的内涵与功能,并且越来越成为当下社会中一种富有内聚力的群体聚集与传播模式。基于这种现状,有必要通过对此前研究成果的梳理,从概念、形态、影响等几个方面,对当下中国互联网媒介平台上的圈子传播现象进行更加深入的探讨与解析。研究表明,建构在当下现实人际关系与互联网交叉平台上的圈子,在实际上促使碎片化的传播受众群体出现有限聚集的同时,对传统的信息生产与传播机制也形成了直接影响。在此形态下,多元生产与定向扩散将成为重要的社会信息流通特征,社会信息的圈层解读与自我审查将对既有社会主流价值的构建机制造成一定影响。同时,互联网圈子传播的发展,强化了线上网络的连结紧密程度及信息流通规模,使其呈现出实体化的趋势。相反,传统大众媒介在动态博弈中将重新界定竞争优势,转向更为多元的公共服务领域。
参考文献
1参见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69-75页。费孝通书中指出,在西方社会,“他们常常由若干人组成一个个的团体。团体是有一定的界限的,谁是团体里的人,谁是团体外的人,不能模糊,一定得分清楚。在团体里的人是一伙,对于团体的关系是相同的,如果同一团体中有组别或等级的分别,那也是事先规定的”。见《乡土中国生育制度》,第25页。
1以反映学界整体研究态势与最新进展的中国知网(CNKI)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数据库为例,截至目前,人文社科领域以“圈子”作为研究主题的学术文献共有4866篇,其中哲学或人文科学领域的文献有1756篇,占36.09%;Ⅰ类社会科学(政治学、法律学等相关学科)领域的文献有479篇,占9.84%;Ⅱ类社会科学(社会学、民族学、教育学等相关学科)领域的有559篇,占11.49%;信息科技(电子信息、新闻传播与信息资源管理等相关学科)领域的有563篇,占11.57%;经济与管理科学(经济学、管理学等相关学科)领域的有1765篇,占36.27%。其中,新闻与传播学科的研究文献有250篇,涉及网络或新媒体的则有56篇,占新闻与传播学科研究文献总数的22.4%,占人文社科研究文献总数的1.15%。
2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1130页。
3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第26页。
4许烺光:《美国人与中国人:两种生活方式的比较》,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年,第13页。
5杨国枢:《中国人的社会取向:社会互动的观点》,杨国枢、余安邦:《中国人的心理与行为:理论与方法篇》,台北:桂冠图书公司,1993年,第106页。
6黄光国、胡先缙等:《中国人的权力游戏》,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5页。
1李梦楠、贾振全:《社会网络理论的发展及研究进展》,《中国管理信息化》2014年第3期。
2英文单词“tie”,其他学术文献中或译为“连带”、“连结”或“关联”。
3Mark S.Granovetter,“The Strength of Weak Ties,”Th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Vol.78,No.6(May,1973),pp.1360-1380.
4皮埃尔·布迪厄、华康德:《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李猛、李康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第162、17、133-134页。
5B(Behavior),代表行为;P(Person),代表个体;E(Environment),代表环境;LS(Life Space),代表生活空间。f(function),代表一个函数关系。参见库尔特·勒温:《拓扑心理学原理》,高觉敷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220页。
6李志超、罗家德:《中国人的社会行为与关系网络特质——一个社会网的观点》,《社会科学战线》2010年第1期。
7其中较有代表性的研究文献包括姜鑫、田志伟:《微博社区内信息传播的“小世界”现象及实证研究——以腾讯微博为例》,《情报科学》2012年第8期;平利、宗利勇:《基于社会网络中心性分析的微博信息传播研究——以sina微博为例》,《图书情报知识》2010年第6期;喻国明、欧亚、张伯明等:《微博:一种新传播形态的考察影响力模型和社会性应用》,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11年。
1彭兰:《Web2.0在中国的发展及其社会意义》,《国际新闻界》2007年第10期。
2本条及表中以下两条概念定义,参见郭玉锦、王欢:《网络社会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93、110、129页。
1图1是一个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分析网络社群的典型案例。该项研究人员使用社会网络分析软件Ucinet进行数据处理,最终以绘图软件Netdraw绘制出一张线上传播网络社群图。该社群图以互联网用户的线上交流行为为观察对象,以腾讯微博为样本采集目标地点,展示出了一个典型的线上网络格局,具备较强的代表性与普适性。因此,在此引用这张社群图作为揭示互联网圈子内部结构的一个图示工具。详见姜鑫、田志伟:《微博社区内信息传播的“小世界”现象及实证研究——以腾讯微博为例》,《情报科学》2012年第8期。
2参见刘军:《社会网络分析导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4-7、58页。
3参见喻国明、欧亚、张伯明等:《微博:一种新传播形态的考察影响力模型和社会性应用》,第15页。
1虽然Twitter是国外的媒介产品,与国内的研究对象间可能存在一定的距离,但基于以下缘由,我们仍认为该研究成果具有较强的参考价值。第一,就媒介环境而言,作为一个强调开放的技术系统,互联网在不同国家、不同地域之间的差异性很小;第二,就产品平台而言,作为社交网络应用的Twitter在我国也有很多的同类相似产品,例如新浪微博,因而不是孤立或个别的现象。因此,虽然中西方互联网用户建立线上人际关系网络的内在动机可能存在差异,但受到互联网规则与产品功能的制约,其外在的形态、信息的轨迹仍然存在很大相似性。同时,在对社群图的理解上,与前文的解读规则一致。详见Akshay Java,et al,“Why We Twitter:Understanding Microblogging Usage and Communities,”http:∥ebiquity.umbc.edu/_file_directory_/papers/369.pdf.
2虚线图形为笔者自行添加,以方便读者理解,与原作者无关,特此说明。
1详见姜鑫、田志伟:《微博社区内信息传播的“小世界”现象及实证研究——以腾讯微博为例》,《情报科学》2012年第8期。
2此处的无限大,是指信息可能触及的线上圈子数量规模可以大至无从计算。
3这里所说的情感型、任务型圈子,是以结圈缘由为依据,对互联网圈子进行归类后所得出的两种主要圈子类型。具体来说,情感型圈子是指以情感为直接诉求而集结成的一类圈子,是内心真有之情的体现及利益一体化的自愿互助,其形成受固有社会关系的影响较深,突出特征是无明显功利性;任务型圈子是指成员基于义务上的应有之责而聚合,以协同合作的方式共同完成一项明确的目标或任务。与情感型圈子相似,任务型圈子受固有社会关系影响较深,但功利导向明显。
4参见周军杰、左美云:《线上线下互动、群体分化与知识共享的关系研究——基于虚拟社区的实证分析》,《中国管理科学》2012年第6期。
1这里所说的兴趣型圈子及工具型圈子,是依据结圈缘由对互联网圈子进行归类后得出的两种次要类型。其中,兴趣型圈子是指以志趣相投而形成的一类“同好”圈子,与情感型相似,突出特征是无明显功利性,但带有明显的社会交往诉求;工具型圈子是指成员从各自的利益出发,以彼此平等互惠的方式聚集在一起,进行信息沟通与共享,与兴趣性圈子相似,该类圈子受固有社会关系影响较小,但功利导向较为明显。
1斯图亚特·霍尔:《编码,解码》,罗钢、刘象愚:《文化研究读本》,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356-358页。
2威尔伯·施拉姆、威廉·波特:《传播学概论》(第二版),何道宽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29-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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