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广东通事及其角色特征之分析
An Analysis of Cantonese Tongshi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heir Roles in Modern Period
作者：周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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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 年卷（期）页码：2005,(03):-130-135
期刊名称：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Journal Name：Journal of Sichuan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Edition）
关键字：广东通事;翻译;洋泾浜英语;晚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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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近代通事最初是随葡萄牙人16世纪东来广东澳门后才出现的,持续到18世纪上半叶。之后至19世纪上半叶,由于英国人的对华交往后来者居上以及英语在世界上的影响增大,中国的英语翻译开始替代澳门葡语翻译以及拉丁教义图书和科学文化图书的翻译;而洋泾浜英语作为一种独特的言语形式首先流传于当时中西贸易口岸——广东地区,开埠后才被广东通事带到上海一带。本文重点分析“广东通事”的角色特征及其演变过程,从而揭示出近代中西交往的一些特点。
参考文献
[1]据明·叶权等在澳门所见,“岛中夷屋居者,皆佛朗机人,乃大西洋之一国。”当他们进屋参观后,发现屋内挂有耶稣受难和圣母玛丽娅怀中抱着男婴之画像,因不明白这两幅画的意思,于是便指着圣母玛丽娅怀中抱着男婴的画像问:“‘一美妇人俯抱裸男子不知何谓?’通事为余言不了了。”几日后又来到“番人”家,“见六、七岁小儿啼哭,余问通事,‘番人所生耶?’通事回答说:‘非。是今年人从东莞拐来买者,思父母哭耳。’番人多者养五、六人,女子多者十余人,俱此类也”。见叶权等撰《贤博编、粤剑编、原李耳载》中《游岭南记》,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44-46页。
[2]为方便研究起见,一些学者把16世纪到18世纪上半叶的“通事”归类为“岭南通事”,18世纪下半叶至19世纪上半叶活跃于广州的“通事”归类为“广东通事”,鸦片战争后不久游荡在上海洋泾浜一带的“通事”归类为“露天通事”或“口译临时工”。至于“翻译官”和“翻译家”的提法是稍后的事情。从葡萄牙殖民者1557年获得在澳门的永久居住权到1715年前后广州英语出现时是“岭南通事”活跃的时期,他们主要操澳门葡语,也有一些来自台湾操荷兰语的通事活跃在台湾与岭南地区之间。马士曾提到,最初来中国进行贸易的英国大班“首先需要具备葡萄牙文的知识”,“1637年,第一次来的英国人,除了通过一位只懂中葡语言的通事,就无法与中国人打交道”。从18世纪中叶广州英语开始流行到鸦片战争后五口通商口岸开埠时是“广东通事”活跃的时期,他们主要操广州英语即广东洋泾浜英语,活跃在广东珠江三角洲一带。从鸦片战争后五口通商口岸开埠到洋务运动时是游荡于上海洋泾浜一带的“露天通事”活跃的时期。洋务运动期间开始出现经过正规培训的“翻译”和“翻译官”,他们多少带有点官方的性质。至于“翻译家”则是在清末民国初才出现的,主要活跃于文学和学术界。见[美]马士著、区宗华等译校《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2卷合订本,第65页。
[1]在1637年英国人第一次来中国广东地区的时候,他们找不到懂英语的中国通事,只好通过一位只懂中葡语言的通事与中国人打交道。最初不熟悉中国情况的英国人要到广州去见中国官吏难于物色中文翻译,因为“在英国全国找不到一个懂中文的人”,只好叫葡萄牙人陪同,“在那里有几个葡萄牙的黑人逃亡犯为中国人做翻译”。见[英]斯当东著、叶笃义译《英使谒见乾隆纪实》,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19页、第35页。
[2]广州、漳州、宁波和云台山等四口被称为“粤、闽、浙、江”四海关。自18世纪初叶以来,外国商船渐渐只抵达粤海关,而很少问津其他三个海关。所谓“公行”也称“十三行”,指早年清政府官方所特许的垄断性商业组织,与在广州的十三个外国商馆或十三行夷馆彼此靠近,有利于迅速办理交易事务。而早在宋朝时,广州就是中外贸易的市场和允许外国船只停泊的口岸。见[美]亨特著、沈正帮等译校《旧中国杂记》,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34、235页;另见于语和、庾良辰主编《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史》,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55页和吴建雍著《十八世纪的中国与世界·对外关系卷》,沈阳:辽海出版社,1999年版,第87页。
[1]容闳(1828-1912),广东香山人,近代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近代第一个留学美国的中国人。少时入澳门马礼逊学堂,1847年随美国传教士、马礼逊学校校长布朗渡海求学,1850年考入美国耶鲁大学,后入美国籍。1855年回国,曾为上海宝顺洋行采购丝茶,后历任中国留美学生监督、驻美副使。著有《西学东渐记》等。见《辞海(缩印本)》,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0年版,第1796页。
[2]见于语和等主编《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史》,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124页。另,裨治文(E.C.Bridgman,1801-1861),第一位来华的美国新教传教士。1830年到广州,从马礼逊学汉语;1839年任林则徐译员,曾到虎门参观焚烧鸦片;1847年迁上海,曾创办并主编《中国丛报》(ChineseRepository);1843年任美国专使顾盛(CalebCushing,1800-1879)的译员兼秘书,次年参加订立《望厦条约》。见《辞海(缩印本)》,第1802页。
[4]伯驾(PeterPaker,1804-1888),美国新教传教士兼外交官。1834年来华,在广州设眼科医院;1839年任林则徐的译审;1844年,作为译员协助美国专使顾盛(CalebCushing,1800-1879)强迫清政府订立《望厦条约》。1855-1857年任美国驻华公使。见《辞海(缩印本)》第232页。
[5]布朗(Rev.SamuelRobbinsBrown,生卒年不详),美国传教士,曾任设在澳门的马礼逊学校的校长,1847年1月因健康缘故返美,容闳、黄胜、黄宽三人随之渡海求学,由此开始了近代中国留学生史。见《中国与欧洲文化交流志——第10典(中外文化交流)》,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81页。
[2]唐廷枢(1832-1892),广东香山(今中山)人,清末买办。著有6卷本的《华英音释》,即《英语集全》的原稿名。见《辞海(缩印本)》,第856页;另见吴义雄:《“广州英语”与19世纪中叶以前的中西交往》。
[3]理雅各(JamesLegge,1815-1897),出生于苏格兰的英国传教士,19世纪著名的西方汉学家。来华前曾从伦敦大学教授吉德学习汉语。1840年1月到达南洋马六甲,担任伦敦传教会在那里开设的英华书院的院长;1843年,随英华书院迁至香港。曾资助中国著名学者王韬赴欧并与之合作翻译中国古籍。1846年,其夫人在香港创办“英华女校”。见于语和等主编《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史》第128页。
[4]徐润(1838-1911),广东香山人,清末大买办。见《辞海(缩印本)》第802页。
[5]陈启源(1825-1905),清末资本家,广东南海人,1854年去南洋经商,遍历南洋各埠,1873年回国,在广东南海县简村创办继昌隆机器缫丝厂。该厂为中国第一个民营资本主义性质的企业。见陶有伦:《试论早期买办阶级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安徽史学》1995年第3期;另见《辞海(缩印本)》第431页。
[6]吴健彰(1815-1870),广东香山人,清末大买办。初为广州十三行“同顺行”商人,鸦片战争后,捐资得道员衔,在上海当美国花旗昌洋行买办;1848年,在英美支持下,出任苏松太道兼江海关监督,并勾结英、法、美镇压上海小刀会起义军,后被革职。见《辞海(缩印本)》第732页。
[7]郑观应(1842-1921),广东香山人,中国近代改良主义者。曾当英商宝顺、太古洋行买办,捐资得道员衔。历任上海机器织布局总办、轮船招商局会办,汉阳铁厂和粤汉铁路公司总办等。著有《易言》、《盛世危言》等。见《辞海(缩印本)》第448页。
[8]叶澄衷(1840-1899),浙江镇海人,清末资本家。初在上海码头为商贩,与外轮贸易,后在上海、汉口等地办厂,1899年在上海办澄衷学堂。见《辞海(缩印本)》第724页。
[1]由宁波人冯泽夫编著,几名在上海的宁波人士合资刻印的《英语注释》问世于1860年,预示了上海洋泾浜英语的诞生。而出版于1879年,由常州人杨勋编著的《英字指南》标志着上海洋泾浜英语的确立。编著者冯泽夫在自序中道出了编书的原因是“至道光壬寅年,奉旨五口通商,贸易日盛,而以上海为大宗。……向有《英话》一书,所注均系广音,好学者仍无把握”。同样,由上海人曹骧编译的《英字入门》,赋予已经流传的上海洋泾浜英语以书面形式。他在序中所陈述的编书理由也是当时缺乏以上海话注音的英语读本:“今方通商之国,莫甚于欧罗巴洲,而欧洲中,因推英国为巨擘,其余如俄普法荷等国之商人,大半皆能识英字,道英语者,无他,欲其贸易之盛,懋迁至广,不得不学之。……迩来各口岸习英字语者,日新月盛,我国人之研究西学者,往往有所撰述,……大抵皆殚精竭虑,足以嘉惠后学,然所注均非沪音,我邑人之欲习者,终以未易学步为憾。”冯泽夫在自序中又称:在开埠之初的上海等通商口岸,能操一口“夷语”的通事倍受青睐,而通事者仍系广东籍居多。以上说明,洋泾浜英语已从广东一带传入上海一带,或至少可以这样讲,英语的市场需求在上海一带大大增加,而且以粤语和闽语注音的英语词汇话集已不能适应上海、宁波等口岸。另外,比起大买办唐廷枢,编著者冯泽夫、曹骧和杨勋在历史上名不见经传,因此有关他们的记载极少。见周振鹤著《随无涯之旅》,北京:三联书店,1996年年版,第200-204页;另见曹骧编译《英字入门》“序言”部分,上海文英书局1904年版。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2]杨勋(少坪),生活在19世纪后半叶的中国,常州人,上海广方言馆科班出身,曾亲受林乐知等西方人之教育。由于系科班出身,故其所编《英字指南》比起前人的《英语集全》、《英语注释》和《英字入门》在发音释义上自然更正宗,并且他在注音时不像前人那样仅用一地之地方音,而是以江浙地区通用的吴语语音标注。见周振鹤著《随无涯之旅》第205-206页。
[3]早在鸦片战争前的1832年,来华英籍普鲁士传教士郭士立(CharlesGutzlaff,1803-1851)就提出:“只有打开上海这个大门,才能发展西方贸易。”见冯天瑜著《(千岁丸)上海行——日本人一八六二年的中国观察》,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91-9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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