②大陆学者中葛兆光可为一个代表,其两卷本《中国思想史》(复旦大学出版社,1998、2000年)的长篇“导论”皆着重讨论“思想史的写法”。海外学者中王森最近也有连续的论述,参见其《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研究的若干思考》,《新史学》(台北)14卷4期(2003年12月);“思想史研究的反思”,四川大学喜马拉雅讲座,2004年9月15日。
③参见蒙文通:《治学杂语》,收入蒙默编:《蒙文通学记》,三联书店,1993年,1、6页;《中国史学史》,收入《经史抉原》(《蒙文通文集》第3卷),巴蜀书社,1995年,254-255页。
④参见蒙文通:《经史抉原·评〈学史散篇〉》,403页;《经史抉原·中国史学史》,222页。
②参见蒙文通:《治学杂语》,3页。
④试比较胡适同一文中所说“你要想读佛家唯识宗的书吗?最好多读点论理学、心理学、比较宗教学、变态心理学”(胡适:《读书》,《胡适文集》,第4册),可知他注重的是“跨学科”知识,而不是思想学术的社会视角。
①钱穆并说,有一个专治明史的北大历史系毕业生,傅斯年甚至“不许其上窥元代,下涉清世”。参见钱穆:《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三联书店,1998年,168-169页。
②据法文本翻译的此书中译本这句话意思相当不同:“不应该把话语推到起源的遥远出场;而是应该在审定它的游戏中探讨它。”见《知识考古学》,谢强、马月译,三联书店,1998年,30页。
④该章程并要求,不论是治正史学的还是治通鉴学的,除相互参考外,“并须参考外国史”。可知当年章程制定者的学术眼光不仅通达,且已相当“现代”,确可称为“新史学”。参见《奏定学堂章程·大学堂章程》(1904年颁行),收入北京大学校史研究室编:《北京大学史料》,第1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104页。
①《明儒学案》、《宋元学案》等更多是理学书而非历史书,所论是理学的“学术”及学脉本身,而未必是今人所认知的“学术史”。此点前贤早已述及,然今人多不注意,参见蒙文通:《治学杂语》,5页。
②这方面的一个代表是蒙先生的《中国历代农产量的扩大和赋役制度及学术思想的演变》,《四川大学学报》1957年第2期,收入《古史甄微》(《蒙文通文集》第5卷),巴蜀书社,1999年,253-380页。
③如在研讨近代“国学”之时,如果把“中国学术”和“西方学术”看作两个“社群”,则从社会角度考察前者怎样因应后者的冲击、怎样调整和确立自身的学科认同,以及“国学”作为一个类型或门类的学问怎样为社会所认知,学人自身怎样看待其研究对象等面相,都可以告诉我们更多有关“国学”的信息,这些信息又反过来增进我们对特定时代所谓“国学”的理解。在看到民初一些本不承认“国学”是“学”的趋新学人却把相当数量和类型的人排除在“国学”范围之外时,对他们与“国学”相关的复杂心态自会有更加深入的认识(参见罗志田:《国家与学术:清季民初关于“国学”的思想论争》,三联书店,2003年,第8章)。另一方面,以西学为蓝本的新学术在中国的成长发展历程中又时时与“国学”有许多剪不断、理还乱的关联,当然也包括相互竞争,导致我们今日学术研究中产生相当一些“中国特色”,也是非常值得探索的现象。
④参见顾洪编:《顾颉刚学术文化随笔》,中国青年出版社,1998年,368页。
⑤傅斯年文初刊于史语所集刊,罗根泽文收入他自己编的《古史辨》第四册,均引在王森文中,参见王森:《对〈文史通义·言公〉篇的新认识》,收入《自由主义与人文传统:林毓生先生七秩寿庆论文集》,台北允晨文化公司,2005年(印刷中)。
①这方面具体的论述见蒙文通:《古学甄微·儒家政治思想之发展》、《经史抉原·孔子和今文学》。
②蒙文通:《经学抉原·附:议蜀学》、《井研廖季平师与近代今文学》、《廖季平先生与清代汉学》、《井研廖师与汉代今古文学》、《廖季平先生传》,均收入《经史抉原》,101-145页,引文在119、120、114页。
③参见蒙文通:《古学甄微·儒家政治思想之发展》,177-188页;《经史抉原·孔子与今文学》,177-199页,引文在176页。
①关于文本和语境的互动关系,西人所论甚多,窃以为从史学的角度讲得最好的,还是剑桥大学的Quentin Skinner。其主要相关论述均收在JamesTully,ed.,MeaningandContext:QuentinSkinnerandhisCritics,Princeton,N.J.:PrincetonUniversityPress,1988.
③关于西方的“新文化史”,可参阅Hunt,ed.,TheNewCulturalHistory;PeterBurke,ed.,NewPerspectivesonHistoricalWriting,UniversityPark,Pa.:PennsylvaniaStateUniversityPress,1992.尽管后者的范围不止于“新文化史”,其中不少内容实际构成对前者的补充。当然,“新文化史”似乎愈来愈体现出其与“后学”那“剪不断,理还乱”的关联,参见VictoriaE.BonnellandLynnHunt,eds.,BeyondtheCulturalTurn:NewDirectionsintheStudyofSocietyandCluture,BerkeleyandLosAngeles: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1999.
④参见RobertDarnton,“TheSocialHistoryofIdeas”,inidem,TheKissofLamourette:ReflectionsinCulturalHistory,NewYork:Norton,1990,pp.219-52;FritzK.Ringer,“TheIntellectualField,IntellectualHistoryandtheSociologyofKnowledge,”TheoryandSociety,vol.19(1990),pp.269-94.柏克(PeterBurke)近年关于16-18世纪“知识”的“社会史”颇可参考(ASocialHistoryofKnowledge,Cambridge,UK:PolityPress,2000,此书已有中译本:《知识社会史》,贾士蘅译,台北麦田出版社,2003年),尽管其讨论的“知识”不全是我们思想史通常处理的“思想”,倒有些接近梁启超和钱穆那两本《近三百年学术史》所说的“学术”。
③薛语引在胡适1923年4月3日的日记,见《胡适日记全编》,曹伯言整理,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
4册,7页。当然,从清季革命党人开始,就有人将“斯道已大明,无烦著作”解释为朝廷以尊朱学来限制或“控制”士人思想的举措,虽不无所见,至少未必皆如此。
①说详罗志田:《清季民初经学的边缘化与史学的走向中心》,《权势转移:近代中国的思想、社会与学术》,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307-308页。
③外篇的基本意思已见于《史无定向:思想史的社会视角稗说》(《开放时代》2003年5期)一文,大致是在该文一些内容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特此说明。
④如章太炎在1902年即说,“心理、社会、宗教各论”,皆能“发明天则”,故“于作史尤为要领”。章太炎:《中国通史略例》,《章太炎全集》,第3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331页。此后类似的表述不绝于耳,海峡对岸通常将这一取向称为“科际整合”,近年热情似已较大陆稍减,发展情形也不甚同,本文所论主要为大陆的现象。
⑤这类正名努力表现得比较明显的是社会史,各种相关看法可参见周积明、宋德金主编的《中国社会史论》,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3-218页。
②如严耕望所说,“专不一定能精,能精则一定有相当的专”。当然,他也不忘指出,专精必须与博通相结合;“非有相当博通,就不可能专而能精”。严耕望:《治史三书》,7页。
③他的原话是“Therepresentationsofthesocialworldthemselvesaretheconstituentsofsocialreality.”出自其1982年的论文“IntellectualHistoryorSocioculturalHistory?TheFrenchTrajectories,”转引自Hunt,“Introduction:History,Culture,andText,”inidem,ed.,TheNewCulturalHistory,p.7。几年后夏悌埃在界定其所用“文化”一词的定义时进一步申述了这一见解,参见RogerChartier,“Introduction”,inhisTheCulturalUsesofPrintinEarly ModernFrance,trans.byLydiaG.Cochrane,Princeton,N.J.:PrincetonUniversityPress,1987,p.11.
④探讨“社会”和“社会史”的涵义是近年大陆学界一个“热点”,历年社会史学术研讨会的综述中皆常见为“社会史”正名的论文(参见前引周积明、宋德金主编的《中国社会史论》,3-218页)。一种比较有代表性的看法是只有运用某种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才可以算得上“社会史”,否则便只能算以社会为研究对象的普通史学;即使是后者,也渐已形成某种众皆认可的认知,即应该以社群(通常隐约带有大众化的或反精英的意味)和特定范围的“社会现象”为研究对象。不少读者受此影响,对“社会史”已具有某种预设性的期待,未见其所预期的内容便感觉未曾看到“社会”。而西方的走向似更复杂,其“新史学”的自下而上取向与所谓“语言学转向”大致同时而暗相牾,盖“语言学转向”的影响正在于“文本”之上,很容易偏重于上层精英文本,有意无意间可能导致对平民大众的忽视(参见WilliamH.Sewell,Jr.,“WhateverHappenedtothe‘Social’inSocialHistory,”inJoanW.ScottandDebraKeates,eds,SchoolsofThought:Twenty-FiveYearsofInterpretiveSocialScience,Princeton,N.J.PrincetonUni versityPress,2001,pp.209-226)。这一牾很可能是侧重精英文本的思想史在西方衰落的一个原因,故当辅之以从社会视角观察思想的“外层解读”取向,而前引恽敬提出的通过察凡庶以知圣贤的路径更提示出一种“上下通”且互不排斥的思路。
①章学诚:《文史通义·文德》,60页。英国史家柯林武德也特别提倡与昔人“心通意会”的治史取向,参见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何兆武、张文杰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242-250页。关于柯林武德与中国历史思想特别是章学诚思想的相通之处,参见余英时:《章实斋和柯灵乌的历史思想》,收入其《历史与思想》,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76年,167-221页。
②王东杰的《国中的“异乡”: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旅外川人认知中的全国与四川》(《历史研究》2002年第3期)从另一侧面揭示了几百年后另一时段旅外川人与在籍川人对时事见解的异同,可以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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