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同样的主张在明治时期的日本已出现。柄谷行人指出,近代日本的“文言一致运动”看起来是要追求书面语的口语化,但其“本质”实是“文字改革和汉语的否定”。柄谷行人:《内面之发现》,《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赵京华译,北京:三联书店,2003年,第36页。中国的语文革新运动直接受到日本影响,思路相近,柄谷的议论在一定程度上对中国也是适用的。不过,白话文比拼音化来得成功这一事实也表明,文体改革和文字改革都是“言文一致”的嫡生子,很难把其“实质”归结为其中的某一种。当然,汉字的意义对中日两国是不同的,这一判断是否适合于日本,笔者难以断定。
②博山:《全国初等小学均宜改用通俗文以统一国语议》,《东方杂志》第8卷第3号(1911年5月23日),第9-10页。
①在近年的成果中,刘进才注意到中国现代语言运动中“书写符号变革”和“文体变革”的关系,并专章梳理了废汉字思潮的发展,其中也注意到本文第一节所述废汉语的讨论,但对于白话文运动和废汉字思潮的互动过程,并无实质论述,见刘进才:《语言运动与中国现代文学》,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38-83页。桑兵指出白话文在从废汉字到制造汉语拼音文字的过程中扮演了一个逻辑上“承上启下”的角色,但对这段历史的曲折性论述不多,见桑兵:《文与言的分与合——重估五四时期的白话文》,《社会科学战线》2010年第10期。
③朱经(朱经农):《新文学问题之讨论》,《新青年》第5卷第2号(1918年8月15日),第163页。
④朱氏原函所举第四种意见的代表人物是钟文鳌。此人是美国清华学生监督处书记,基督徒,曾在留美学生里宣传废汉字、改用拼音字母(胡适:《中国新文学运动小史.逼上梁山》,《胡适文集》第1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40页)。但他那时身在国外,除了几个留学生,几乎没有什么人知道他,自然谈不上影响力。
①本段和下段,钱玄同:《中国今后之文字问题》,《新青年》第4卷第4号(1918年4月15日),第352-355页。
②吴稚晖:《编造中国新语凡例》,《吴稚晖先生全集》第5卷,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1969年,第35-36页;钱玄同:《中国今后之文字问题》,《新青年》第4卷第4号,第355页。
③钱玄同:《钱玄同日记》第2册(1908年9月27日),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619页。
④钱玄同:《对于朱我农君两信的意见》,《新青年》第5卷第4号(1918年10月15日),第425-426页。
⑤钱玄同:《中国文字与Esperanto》附言,《新青年》第5卷第5号(1918年11月15日),第543页。
⑥姚寄人:《中国文字与Esperanto》,《新青年》第5卷第5号,第540页。
⑦胡天月:《中国文字与ESPERANTO》;钱玄同附言,《新青年》第5卷第5号,第544页。
①本段和下段,吴稚晖:《补救中国文字之方法若何》,《新青年》第5卷第5号,第485-486、491、492、501-502、507页。
②李思纯:《汉字与今后的中国文字》,《李思纯文集.论文小说日记卷》,成都:巴蜀书社,2009年,第946页。
③陈独秀:《中国今后之文字问题》附言,《新青年》第4卷第4号,第356页。
④任鸿隽:《新文学问题之讨论》,《新青年》第5卷第2号,第170页。原文“除非”二字下衍一“人”字,本文删去。
⑤胡适:《中国今后之文字问题》附言,《新青年》第4卷第4号,第356-357页。
朱经(朱经农):《新文学问题之讨论》;胡适附言,第163-164、166页。
傅斯年:《汉语改用拼音文字的初步谈》,《新潮》第1卷第3号(1919年3月1日),第394页。
张月镰:《汉文改革之讨论》,《新青年》第5卷第5号,534-536页。
傅斯年:《汉语改用拼音文字的初步谈》,《新潮》第1卷第3号,第397页。
钱玄同:《革新文学及改良文字》附言,《新青年》第5卷第2号,第177页。
钱玄同:《对于朱我农君两信的意见》,《新青年》第5卷第4号,第428页。
钱玄同:《写白话与用国音》附言,《新青年》第6卷第6号(1919年11月1日),第649页。
钱玄同:《致周作人》,《钱玄同文集》第6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64-65页。
钱玄同:《中国文字与Esperanto》附言,《新青年》第5卷第5号,第542页。
黎锦熙:《汉字革命军前进的一条大路》,《国语月刊》第1卷第7期(1923年8月20日),第36-37页。
任鸿隽:《新文学问题之讨论》,《新青年》第5卷第2号,第170页。
钱玄同:《中国今后之文字问题》,《新青年》第4卷第4号,第353页。
⑤如前所述,钱玄同废汉文的基本理由在清末已经由吴稚晖等人提出。不过,那时吴说的实际影响并不大,唯一值得注意的只是引发了章太炎和刘师培的几篇回应文章(关于此问题,参考罗志田:《国家与学术:清末民初关于“国学”的思想论争》第4章,北京:三联书店,2003年;彭春凌:《以“一返方言”抵抗“汉字统一”与“万国新语”——章太炎关于语言文字问题的论争(1906—1911)》,《近代史研究》2008年第2期)。要待新文化运动时期,随着白话文运动的开展,这一观点才真正产生反响。
⑥傅斯年:《汉语改用拼音文字的初步谈》,《新潮》第1卷第3号,第394页。
①郭惜龄:《写白话与用国音》,《新青年》第6卷第6号,第648-649页。
②孙中山:《建国方略》,《孙中山全集》第6卷,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181、180页。按此段原出1919年春出版的《孙文学说(卷一行易知难)》,后编入《建国方略》。
③《廖仲恺致胡适函》,1919年7月19日,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编:《胡适来往书信选》,香港:中华书局香港分局,1983年,第62页。
④吕芳上:《革命之再起——中国国民党改组前对新思潮的回应(1914—1924)》,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89年,第359页。
⑤梅光迪:《致胡适信四十六通.第三十七函》,《梅光迪文录》,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170页。
①胡先骕:《中国文学改良论》,《胡先骕文存》上卷,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1995年,第2页。
②余景陶:《小学读经与学习文言文》,见任重编:《文言、白话、大众话论战集》,上海:民众读物出版社,1934年,第23-24页(类页)。
③胡适:《胡适日记全编》第1册,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416页。同一时期赵元任亦云:中国方言“文法比起书面语的文法来要有规律得多”,因“书面语更多地依赖现成的词组”而阻碍了其发展。见赵元任《中国语言的问题》,原载《中国留美学生月报》1916年第5期,收《赵元任语言学论文集》,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年,第672-673页。此时胡适与赵元任就语言文字改革问题交流甚多,此论或是二人共识。
④胡适在梅光迪信中的批语,见《梅光迪文录》,第170页。
⑤胡适:《国语文法概论》,《胡适文集》第2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338、340-348页。此文是根据1921年7月和8月在《新青年》第9卷第3、4号连载的《国语文法的研究法》修改而成,收入1921年底出版的《胡适文存》时添入《国语的进化》一段,并改为此题;这里引用的文字都出自新添部分。由此看来,胡适虽然一直对孙说不满,具体的意见应是在1921年下半年思考成熟的。
⑥胡适:《国语文学史》,《胡适文集》第8卷,第22页。
⑦胡适:《新文学运动之意义》、《白话文运动》、《白话文的意义》,分别见《胡适文集》第12卷,第25、47、81页。
⑧胡颂平:《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1960年3月4日,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5年,第51页。
⑨胡适:《国语文法概论》,《胡适文集》第2卷,第342-343页。
本段和下段,黎锦熙:《国语学大概》,《晨报副刊》1922年12月31日,第2版。
傅斯年:《中国古代文学史讲义》,《傅斯年全集》第2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15-16页。文中自注已删。
傅斯年:《中国古代文学史讲义》,《傅斯年全集》第2卷,第18页。
傅斯年:《战国子家叙论》,《傅斯年全集》第2卷,第252页。
傅斯年:《中国古代文学史讲义》,《傅斯年全集》第2卷,第18-20页。
傅斯年:《汉语改用拼音文字的初步谈》,《新潮》第1卷第3号,第405页。
傅斯年:《怎么做白话文》,《新潮》第1卷第2号,1919年2月1日,第178、180页。
傅斯年:《性命古训辨证》,《傅斯年全集》第2卷,第562页。
周作人:《国语》,陈子善、张铁荣编:《周作人集外文》上集,海口: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1995年,第354页。
周作人:《国语改造的意见》,《东方杂志》第19卷第17号(1922年9月10日),第9、10页。
长濑诚:《中国文学与用语》,朱自清译,《朱自清全集》第3卷,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67页。
朱自清:《新语言》,《朱自清全集》第8卷,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3年,第292页。
⑦佚名:《中国文字改革运动前途展望》,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第5-12293号。这份文稿写在教育部的公函信笺上,作者与具体时间皆不详,从内容和文件所放位置推断,当是教育部主持的某一期国语讲习班的讲义或讲稿的一部分,时间应在1940年代中后期。
⑧瞿秋白:《罗马字的中国文还是肉麻字中国文》,《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3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第212页。
⑨施翊之:《文字革命的问题》,见倪海曙编:《中国语文的新生》,上海:时代书报出版社,1949年,第442页。
①瞿秋白:《罗马字的中国文还是肉麻字中国文》,《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3卷,第216页。黑体字原文有着重符号。
赵元任:《中国语言的问题》,《赵元任语言学论文集》,第708页。
王造时:《中国问题的分析》,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年,第75页。
陆志苇:《谈中国语文改革》,见倪海曙编:《中国语文的新生》,第425页。
周建人:《论为甚么要用拼音字》,见倪海曙编:《中国语文的新生》,第402页。
①钱玄同:《高元〈国音学〉序》,《钱玄同文集》第3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0-12页。
瞿秋白:《鬼门关以外的战争》,《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3卷,第168页。
施効人:《表意字与中国语的特性》,见倪海曙编:《中国语文的新生》,第453页。
胡愈之:《有毒文谈》,《胡愈之文集》第3卷,北京:三联书店,1996年,第554-555页。
⑤《一九四六年七月上海时代日报“语文”周刊征求各界对于中国文字拼音化的意见》,见倪海曙编:《中国语文的新生》,第537页。
⑥黎维崧:《读“废止中国字,用拼音文字”惹起的话》,见李中昊编:《文字历史观和革命论》,北平:文化学社,1931年,第438页。
瞿秋白:《汉字和中国的言语》,《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3卷,第264、269页。
齐沧田:《中国文字也应该赶快民主化!》,见倪海曙编:《中国语文的新生》,第411页。
施効人:《表意字与中国语的特性》,见倪海曙编:《中国语文的新生》,第449页。
瞿秋白:《汉字和中国的言语》,《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3卷,第264页。
施翊之:《文字革命的问题》,见倪海曙编:《中国语文的新生》,第442页。
绀弩:《四声是不是天然的存在》,见倪海曙编:《中国语文的新生》,第216页。
沈兼士:《国语问题之历史的研究》,《沈兼士学术论文集》,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33页。
胡愈之:《新文字运动的危机》,《胡愈之文集》第3卷,第458-459页。
应人:《中国文字拼音化与中国统一语》,见倪海曙编:《中国语文的新生》,第202页。
上官公仆:《区际语和语文统一的问题》,见倪海曙编:《中国语文的新生》,第512-513页。
瞿秋白:《汉字和中国的言语》,《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3卷,第270-271页。黑体字原文有着重符号。
瞿秋白:《罗马字的中国文还是肉麻字中国文》,《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3卷,第212页。
胡愈之:《有毒文谈》,《胡愈之文集》第3卷,第553-555页。
庄泽宣:《解决中国言文问题的几条途径》,《晨报副刊》1923年8月22日,第3版。
温锡田:《“连书”什么“词类”》译后记,见《赵元任语言学论文集》,第409页。
瞿秋白:《再论大众文艺答止敬》,《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3卷,第37页。
瞿秋白:《普通中国话的字眼的研究》,《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3卷,第240-241页。
叶籁士:《一个拉丁化论者对于汉字拜物主义者的驳斥》,见倪海曙编:《中国语文的新生》,第92页。
齐沧田:《中国文字也应该赶快民主化!》,见倪海曙编:《中国语文的新生》,第413页。
②《国语新字运动会成立宣言》,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第5-12295号。国语罗马字是经国民政府认可颁布的。按官方解释,国语罗马字的主要用途是为汉字注音,不能作为单独的文字使用。不过,实际推动罗马字的人,不少都把它看做了汉语拼音文字。这份宣言的作者就是其中一位。
③赵元任:《国语罗马字的研究》,《国语月刊》第1卷第7期,第91页。
④吕叔湘:《汉字和拼音字的比较——汉字改革一夕谈》,《吕叔湘文集》第4卷,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114页。
沈兼士:《国语问题之历史的研究》,《沈兼士学术论文集》,第30-31页。
瞿秋白:《鬼门关以外的战争》,《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3卷,第168页。
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金明馆丛稿二编》,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第28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