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末关于中国考古学走向的争论——以俞伟超和张忠培的观点为中心
A Debate on the Tendency of Chinese Archaeology at the End of the 20th Century ──Focusing on the Views of Mr.Yu Weichao and Zhang Zhongpei
作者：查晓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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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 年卷（期）页码：2003,(01):-101-115
期刊名称：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Journal Name：Journal of Sichuan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Edition）
关键字：中国考古学;20世纪中国学术;考古学与历史学;考古学与人类学;俞伟超;张忠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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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自 2 0世纪 80年代起 ,中国考古学界出现了对本学科的整体反思。俞伟超与张忠培被分别视为“新派”和“传统派”的代表 ,他们的争论成为反思中的焦点。分析两位先生的观点及研究论文后 ,可以发现他们的实际取向相近或可互补。考古学研究应同历史学、人类学更紧密地联合 ,还是应返回资料本身 ,建立自己的理论体系 ?这两种主张以对立的面貌出现有其学术史上的原因。曾为一代学者所熟练运用的多学科结合的研究方法反成为现今学者的未来目标 ,提示出学科设置乃至社会思潮等对学术研究的影响 ,这些均是造成上世纪末考古学反思中产生分歧的因素 ,且对理解中国考古学的未来走向相当重要
参考文献
有学者认为“史前”此命名不妥,参见陈星灿《中国史前考古学史研究(1895-1949)》2-12页,三联书店,1997年。
也有个别的例外,如ColinRenfrew:《巨石建筑遗迹的社会考古学》,周本雄译,王世德校,《科学》1984年第3期。
关于地层学和类型学,张忠培认为“层位学”比“地层学”命名更合理。参见张忠培《中国考古学》214页,科学出版社1999年;类型学又有叫做“形态学”和“标型学”的,参见俞伟超《关于“考古类型学”的问题》,《考古学是什么》54页。本文凡提及此二种方法,均采《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卷》的命名,称“地层学、类型学”。
笔者所见的有关翻译或介绍较少,90年代初有赫俊红译PattyJ.Watson〔美〕的《新考古学之后———考古学的解释:1985》,《东南文化》1992年第1期,以及曹兵武的《考古学的新思维———新考古学述评》,《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93年。
对此译法学界有不同意见。参见何驽《也谈民族志考古学的定义与方法》,《中国文物报》1989-8-18(3)。
参见张忠培等《笔谈“厚今薄古”》,《考古》,1958年第8期;苏秉琦在1987年对此还有生动的回忆,参见《给青年人的话》,《文物天地》,1987年第4期。
俞伟超便认为苏先生的主张在80年代中国考古学界占据主流的位置,参见《中国考古学的现实与理想———俞伟超先生访谈录》,《考古学是什么》229页;关于苏先生探讨考古学理论的情况(主要是90年代)可参见俞伟超《本世纪考古学的一个里程碑》,《中国文明起源新探》6-10页,苏秉琦著,三联书店,1999年。
参见苏秉琦《建立有中国特色的考古学派》,《考古》1995年第6期。但文中也提及有人反对“中国学派”的说法。
张忠培:《地层学与类型学的若干问题》,《文物》1983年第5期;俞伟超:《关于“考古地层学”问题》、《关于“考古类型学”的问题》,此二文1984年9月后曾作为国家文物局主办的田野考古领队培训班讲义使用,收入《考古学是什么》。
俞伟超:《考古学思潮的变化》,《考古学是什么》161页;并参见《新世纪寄语》,《东南文化》2000年第1期。
张忠培:《中国考古学史的几点认识》,《史学史研究》1995年第3期。这一分期有明显的“倒放电影”倾向,1949年后不在中国大陆的李济竟然不在其中,至少是不够全面的。详后。
张忠培:《关于中国考古学的过去、现在与未来的思考》,《中国考古学》第113-118页;《浅谈考古学的局限性》,《故宫博物院院刊》1999年第2期。其《母权制时期私有制的考察》(《史前研究》1984年第1期)一文,将鉴定为男性的小孩墓(姜寨M22、M26、M27、M29)依随葬品的种类重新认定为女性。
张忠培:《关于中国考古学的过去、现在与未来的思考》,《中国考古学》第122、123页;《浅谈考古学与自然科学的关系》,《中国考古学》第148页;《中国考古学的思考与展望》,《中国考古学》第244、245页。臧振华则认为,如果将考古学研究的过程分为资料的获得、处理、分析与解释四个阶段,层位学和类型学的作用“充其量只能达到资料的分析阶段,对于资料的解释,就不太能够有所发挥了”。参其《中国考古学的传承和创新》,《学术史与方法学的省思》第169页,台北中研院史语所,2000年。
如《楚文化研究的新基石———评〈楚国历史文化辞典〉》(《中国文物报》1997年6月8日第2版)、《人类文化研究的趋势》(《古代文明研究通讯》1999年第5期)、《新世纪寄语》(《东南文化》2000年第1期)。
陈星灿指出,事实上他们都注意到了地层的土质土色变化,且李济在发掘方法上比安特生更进一步,是“相当科学”的,反映了“二十年代发掘的较高水平”。参见陈星灿《中国史前考古学史研究(1895-1949)》134-151页。
俞伟超:《关于“考古地层学”问题》,《考古学是什么》第8-10页。夏鼐先生似也有此意,见其《五四运动和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兴起》,《考古》,1979年第3期。
罗志田:《史料的尽量扩充与不看二十四史———民国新史学的一个诡论现象》,《历史研究》2000年第4期。关于徐中舒受王国维和李济的不同影响,参见陈力《徐中舒先生与夏文化研究》,收入杜正胜、王汛森主编《新学术之路: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七十周年纪念文集》第319-329页,台北中研院史语所,1998年。
陈星灿:《试论中国考古学的人类学传统》,《云南社会科学》1991年第4期。按陈先生此文的意图在于提倡中国考古学界运用人类学的材料、观点和方法去解决考古学的问题。
罗志田老师提出,李济在1922年学生时期就撰文讨论“语言-符号对人的思维定势之持续影响”,并提出以此为文化研究的基础,这与清代重小学的学统及后来傅斯年、顾颉刚等提倡的将语言和历史结合研究的取向相通,还值得认真探索。参见李济《中国的若干人类学问题》(1922),收入其《安阳》第282-284页,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ChiLi:“SomeAnthropologicalProblemsofChina”,TheChineseStudentsMonthly,Vol.17,No.4,Apr.1922,pp.325-329.
徐炳昶、苏秉琦:《试论传说材料的整理与传说时代的研究》,《史学集刊》第5期,1947年12月。若对比前引张忠培关于研究史前史要以“大量的古代典籍,尤其是古人类学、考古学和民族学发现的新材料为出发点”的主张,可以看出从徐炳昶到苏秉琦再到张忠培的一脉传承,故张先生特别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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