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关枪与线装书:从“国学书目”论争看民初科学与国学之间的紧张(三)
Machine Gun and Thread bound Chinese Book—The Tensionbetween Science and Chinese Learning in Early RepublicanPeriod from the Dispute of Chinese Learning Bibliography(Ⅲ)
作者：罗志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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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 年卷（期）页码：2003,(02):-85-93
期刊名称：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Journal Name：Journal of Sichuan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Edition）
关键字：整理国故;国学书目;新文化运动;科学精神;物质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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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192 3年初胡适和梁启超为清华学生开具“国学书目” ,引发一场关于整理国故的论争。参与者基本皆新派人物 ,因而也可视为新派内部就此问题整合观念的努力。争论中不论支持还是反对整理国故之人都经常援引“科学”以为助 ,像吴稚晖、康有为这样政治、文化立场都相当不同的老辈此时均特别强调中国急需的是“科学”的物质层面 ,而林玉堂等几位对“国学”认知不甚相同的年轻留学生却更注重“科学”的整体性 (其实是更侧重其“精神与方法”) ,并进而提出了“科学的国学”的口号。这些与学术相关的现象折射出超越于学术的意义 ,应置于近代中国思想演变的历史框架中进行考察。
参考文献
吴稚晖:《一个新信仰的宇宙观及人生观》,《科学与人生观》415-416页,山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横排本。这一看法非吴氏所独有,后来郑振铎也认为,“当着国学爱护者在高唤着‘国学沦亡’时,其实‘国学’并没有真的‘沦亡’,不过一时被忙碌者所忽视,有若冬虫之暂蛰而已。到了春雷一震,‘制礼作乐’的时代一来到,百虫万兽,当然的一切皆要苏生了”。郑振铎:《且慢谈所谓“国学”》,《小说月报》20卷1号(1929年1月),8页。
吴稚晖:《箴洋八股化之理学》,《科学与人生观》308页。梁启超确有类似表述,参见其《为创办文化学院事求助于国中同志》一文(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984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他的顾虑也是相当实际的,“高等学者”须由青年中产生,如果现在不培养青年中一些人这方面的能力(当时梁所谓文化学院并未主张大规模培养国学家),真到了30年后中国在物质文明方面已站住(历史证明吴还太乐观)而产生整理国故的需要时,又从哪里去找有能力整理国故的“高等学者”呢?
严既澄:《国故与人生》,《文学(周报)》119期(1924年4月28日)1页。关于严既澄对整理国故态度的转变,参见罗志田:《从正名到打鬼:民国新派学者对于整理国故的态度转变》,《中国学术》2001年2辑。
本段与下两段,钱玄同:《汉字革命与国故》,《晨报五周年纪念增刊》30-31页。
钱玄同:《林玉堂〈国语罗马字拼音与科学方法〉附记》,《晨报副刊》,1923年9月12日,3版。按钱玄同的态度后来稍趋缓和,他正式表示虽然吴稚晖等人的见解“大致是对的”,但自己更同意于另一派的意见,即认为人类的思想是不断演进而非“凭空发生”的,古书所记载的都是中国历史的材料,“所以我们一切思想决不能不受旧文化的影响,决不能和我们的历史完全脱离关系。因为如此,所以不论我们的历史是光荣的或是耻辱的,我们都应该知道它”,所以应该读古书。总之,“为知道历史”而读古书和“为除旧布新”而读古书,都是“用研究历史的态度来读古书,都是很正常的”(钱玄同:《青年与古书》(1925),《钱玄同文集》第2卷142-145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
本段与下段皆见郭沫若:《整理国故的评价》,《创造周报》第36号(1924年1月13日)2-3页。按郭沫若认为吴稚晖和成仿吾对整理国故的态度是同中有异,吴“所注眼的是功利问题,他以为科学切用于现在的中国,国学不切用,所以应该去此取彼”。而成氏则注意的是方法问题,“以为要有科学的精神才能研究国学”(同文1-2页)。这恐怕是在批评自己“家派”中人时出语婉转而已,成仿吾既视国故为“枯骨”、视整理国故为在“死灰中寻出火烬”,则即使有“科学方法”也难以化腐朽为神奇吧。
本段及以下数段,皆自林玉堂:《科学与经书》,《晨报五周年纪念增刊》21-23页。
本段与下两段,顾颉刚:《一九二六年始刊词》,《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周刊》,2:13(1926年1月6日),7-8页。
刘半农致周作人(启明),1925年1月28日,林语堂致钱玄同,1925年4月7日,均收入《钱玄同文集》,第2卷134-135、158-159页。刘半农大致也是在留学时读线装书者,以林玉堂思想变迁后的观感看,似乎留学生是否读线装书还在其次,根本是不必留学太久。问题在于,何以留学时间一长便更多见中国传统的长处,而回国一看报纸又感觉欧化的必须,环境移人以至如此,且与今日说得热闹的“东方主义”之“妖魔化”中国恰相反,的确值得三思。是当时中西语境的差异真有这样大?还是国内读书人心目中的“欧化”(或西方)与实际的欧洲(或西欧北美)不甚一样?甚至他们认知中的“中国”恐怕也与实际的“中国”不甚一样(所以才会出现短时期内异地则两歧的现象)?或可以说,晚清以来的中国读书人关于“西方”和“中国”的认知无形中受传教士和租界意识影响太深(然并不自觉),后者不仅对中国有“偏见”,其对西方基本价值观念的体认也绝不全面(就租界而言实际上已形成一套与西方基本价值冲突的思维和行为方式);这样充满虚悬意味的“中国”与“西方”(无论是“妖魔化”还是美化)逐渐深入中国士人之心,形成固定的认知后,对“真实”(亦仅相对而言)的“中国”与“西方”反觉不协调,产生出种种的冲突和紧张,并导致观念的频繁转换。这个问题太宽泛,只能另文探讨,一些初步的看法可参见罗志田:《权势转移:近代中国的思想、社会与学术》3-8、18-70页,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与此相对立的看法是,生理学家卢于道却认为“我民族欲求生存,岂仅尽在沙场之上?凡整个国家之文化,皆为国力之所系”。参见卢于道:《为树立科学文化告国人书》,《国风》8卷7期(南京1936年7月)284-285页。
本段与下段,张君劢:《科学与计划政治》,《再生》,新第240期(1948年11月22日)6-7页;《中国之将来———在科学研究》,收程文熙编《中西印哲学文集》上册374-375页,台北学生书局,1981年。
应该指出的是,张君劢在几年后观念又开始转变,逐渐回归到他在20世纪20年代的主张,详另文。
参见罗志田:《传教士与近代中西文化竞争》,《历史研究》,1996年6期。可以说,正是抗日战争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使国人对“科学”的认知发生根本的转变,逐渐从“精神”转向侧重“物质”层面,这一取向到20世纪50年代学习苏联得到彻底的强化。此后“科学”日益由“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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