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以区分的新旧:民初国学派别的异与同
Hard to Differentiate the Old from the New: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among Schools of Chinese Learning in the Early Republican Period
作者：罗志田
Author：
收稿日期： 年卷（期）页码：2001,(06):-99-107
期刊名称：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Journal Name：Journal of Sichuan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Edition）
关键字：国学;国故学;国学机构;新旧之分;古学
Key words：
基金项目：
中文摘要
在民初趋新学者的认知中 ,2 0世纪 2 0年代的国学机构有三类 ,即赛先生的“国学”、冬烘先生的“国学”和神怪先生的“国学” ,分别以北京大学国学研究所、无锡国学专修馆和上海同善社的国学专修馆为代表 ,前者总试图区分于后二者。但当时还有一些较难纳入这三类的国学机构 ,比如东南大学的国学研究院就与北大国学研究所异中有同。而更年少的新人物甚至连北大派国学也不予承认 ,他们认为治国学者皆不“科学”。与趋新学人意愿相反的是 ,由于各类国学机构研究的对象接近 ,整理国故客观上多少起到了沟通新旧的作用 ;但新派对旧派有意识的排拒远胜于基本是无意识的沟通 ,“国学”一名终于不立 ,不得不在反对声中逐渐淡出思想和学术的主流
参考文献
①本段与下段,曹聚仁:《春雷初动中之国故学》,收入许啸天辑:《国故学讨论集》(以下径引书名),上海书店影印群学社1927年版,第1集,88、84-85页
参见刘龙心《学科体制与近代中国史学的建立》,《20世纪的中国:学术与社会(史学卷)》,519-523页。引文皆自朱希祖《北京大学史学系过去之略史与将来之希望》,收入《北京大学卅一周年纪念刊》,甚谢刘龙心小姐赐赠此文的复印件。
按:据张彭春所说,研究院的《章程》最初可能是张起草的:“改造清华的思想大半出于我。因为文字不便,都让别人用为己有去了。所谓研究院、专门科草案,都是我拟的。现在用我意思的人,一点也不承认谁是产生他们的”(张彭春:《日程草案》,即其日记,1925年10月7日。原件藏美国哈佛燕京图书馆,我所用的是台北中研院近代史所的微缩胶卷)。按张氏最重国文和国学基础知识,倾向于《学衡》,所以研究院章程最初非吴宓起草而能得吴之认可,惟定稿必经吴宓手,盖张已承认自己中文“文字不便”也。
下面的讨论请先参阅桑兵《晚清民国时期的国学研究与西学》,《历史研究》1996年5期;陈以爱《中国现代学术研究机构的兴起———以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为中心的探讨(1922-1927)》,台北政治大学,1999年,396-404页;刘龙心《学科体制与近代中国史学的建立》,收入罗志田主编《20世纪的中国:学术与社会(史学卷)》,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554-564页
本段与以下数段,顾实起草、国文系通过提出:《国立东南大学国学院整理国学计划书》(癸亥四月),《国学丛刊》,1:4(1923年12月),121-127页。本文承刘龙心小姐代为复制,谨此致谢。
顾实:《发刊辞》,《国学丛刊》,1:1(1923年1月),1-2页,以下几段同。本文承苏位智教授赐赠,谨此致谢
今日一些西方学者颇愿讨论“国家民族”观念对20世纪中国学术的影响,甚至试图纠正这一影响。然东南大学国学院的《整理国学计划书》提示我们,拟做新式专史的科学派确实明显受到“国家民族”观念的影响,他们拟撰的历史也的确以国家或民族为单位;而欲补修二十四史之所无或重修其中较差的断代史者在治学上恐未必受到太多“国家民族”观念的影响,他们根本连梁启超在20世纪初年对“旧史学”的攻击也置诸脑后了。若从较长远的观念看,当时作为“旧史学”代表的柯劭之《新元史》,其时代冲击力固不如王国维的古史研究和顾颉刚发动的《古史辨》,然实际的学术成就却不容低估。进而言之,当趋新的傅斯年主张研究断代史而强烈反对讲通史(参见钱穆的回忆)时,这位也曾提出“不国不故”主张的学者是否无意中更接近顾实所说的“以国故理董国故”而疏离于所谓“国家民族”观念呢?后来张东荪提倡“必须以民族国家主义为标准来估量一切”,却指责当时“一班整理国故的人们完全见不及此”(详后),也很有提示意义。
不过这正是曹聚仁试图纠正的观念,曹氏认为“国故”与“中国学术史”不同,国故仅限于中华民族,“而中国学术史则凡在中国地域所曾有之学术,皆所必载”。参见曹聚仁:《国故学之意义与价值》,《国故学讨论集》,73-74页
按顾氏在此次《发刊词》中说“考据家、性理家、词章家,固有当认为国学之钜子;然犹有大者,则群经百家之奥义、圣哲英豪之遗型,尤当尊为国学之精神”。这里对所谓“国学钜子”与“国学精神”的区分值得注意,既然意在后者,则该会该刊主要并非为了学术上的“自由研究”甚明。
本段与下段,顾实:《发刊词》,《国学辑林》第1期(1926年9月),1-2页
顾氏因而强调,北大的是“研究国学的人”,老学究们则是“国粹论者”,故“我们也当然不能把国学一名轻易送给他们”。顾颉刚:《一九二六年始刊词》,《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周刊》,2:13(1926年1月6日),3—4页
到人生经历增加而心态也更平和后,罗家伦的观念也有改变,他后来说,当年在北大读书时的“真正国学大师如刘申叔(师培)、黄季刚(侃)、陈伯(汉章)几位先生,也非常之赞赏孟真”(罗家伦:《元气淋漓的傅孟真》,收入王为松编《傅斯年印象》,学林出版社,1997年,3页)。这三位治学其实也有不少新方法和新眼光,但在五四前后则是“守旧”的典范。罗氏后来使用的“真正”二字特别意味深长。
本段与下段,熊十力致蔡元培,1920年春;罗家伦致熊子真,1920年5月28日,《新潮》2卷4号(1920年5月),上海书店1986年影印本,828-829、837-839页[1]罗志田.民初趋新学者眼中的国学之“资格”与排他性[J].福建论坛,2001,(5).
[2]胡适.《国学季刊》发刊宣言[A].胡适文存二集:卷一[M].亚东图书馆,1924.2.
[3]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A].史料论略及其他[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47-48.
[4]张寄谦.哈佛燕京学社[J].近代史研究,1990,(3).
[5]陶飞亚,吴梓明.燕京大学的国学教育与研究[J].学人,第13辑(1998-03).
[6]吴宓.清华开办研究院之旨趣及经过[A].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清华大学史料选编第1卷[Z].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1.374—375.
[7]史地学报,2卷4号(1923),139;2卷5号,119.
[8]陈以爱.中国现代学术研究机构的兴起———以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为中心的探讨(1922-1927)[M].台北政治大学,1999.396-398.
[9]刘龙心.学科体制与近代中国史学的建立[A].罗志田主编.20世纪的中国:学术与社会(史学卷)[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560-561.
[10]吴文祺.重新估定国故学之价值[A].许啸天辑:国故学讨论集[C].第1集.上海:上海书店影印群学社,1927.
[11]天均.评东南大学国学院整理国学计划书[N].晨报副刊,1924-03-30(4).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影印本.
[12]陶然.国学院之不通[N].晨报副刊,1924-03-27(4).
[13]ZM :顾实先生之妙文[N].晨报副刊,1924-04-17(4).
[14]傅斯年.“新获卜辞写本后记”跋[A].傅斯年全集:第3册[M].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80.225.
[15]成仿吾.国学运动的我见[J].创造周报,第28号(1923-11-18),2.
[16]张东荪.现代的中国怎样要孔子?[J].正风半月刊.收入罗荣渠主编.从西化到现代化[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408-409.
[17]叔谅.中国之史学运动与地学运动[J].史地学报,2卷3号(1923),13.
[18]傅斯年.清代学问的门径书几种[J].新潮,1卷4号(1919-04),702.
[19]吕思勉.经子解题[M].上海:华东师大出版社,1995.106.
①前引蔡尚思先说“国学便是一国的学术。其在中国,就叫做中国的学术”;接着又说“中国的固有文化,都不能出此国学二字范围外”。便明显将“学术”与“文化”替换使用,正体现了两术语间的转折和过渡
【关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