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时期“中国特殊性”的建构及其特征——兼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提出的思想背景
The Interpretation of "Chineseness" in the May 4th Movement Period and Its Characteristics:Reflections on the Ideological Background for the Localization of Marxism in China
作者：彭膺昊;
Author：
收稿日期： 年卷（期）页码：2011,(03):-140-144
期刊名称：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Journal Name：Journal of Sichuan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Edition）
关键字：五四运动;“中国特殊性”;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Key words：
基金项目：
中文摘要
"中国特殊性"一直是近代以来中国思想和政治实践中的核心概念,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对"中国特殊性"的集中阐述,包含了一种独特的文化决定论和普遍主义观念,这些特点为马克思主义的崛起奠定了基础,也构成了民族主义运动中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思想背景。
参考文献
[1]梁启超.梁启超选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833-834.
[2]严复.严复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6:132.
[3]陈独秀.吾人最后之觉悟[J].新青年,1916,:6.
[4]梁漱溟.梁漱溟全集(卷二)[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0:162.
[5]陈序经.中国文化之出路[J].文化月刊,1934,1:7.
[6]林毓生.中国意识的危机——“五四”时期激烈的反传统主义[M].穆善培,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6:16.
[7]汪晖.汪晖自选集[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307.
[8]克罗齐.历史学的理论与实际[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209.
[9]郭颍颐.中国现代思想中的唯科学主义(1900-1950)[M].雷颐,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0:35-36.
①参见林毓生:《中国意识的危机———“五四”时期激烈的反传统主义》,穆善培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86年。对于这一问题的研究,罗志田也认为之所以民初的读书人往往惯于从“物质”看到“文明”,是由“政教相连的中国传统对‘学’的强调”所致。罗志田:《国家与学术:清季民初关于“国学”的思想论争》,北京:三联书店,2003年,第1页。
②康有为在争论定孔教为国教的过程中,以孔教的文化性来定义为“中国”的核心,所以他说“有孔教,乃有中国;散孔教,是无中国矣”。康有为:《拟中华民国宪法草案》,《康有为全集》(第10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220页。
③瞿秋白认为:“真正能做改造社会———创立新社会的———第一步,只有真正有实力的‘文化运动’。”瞿秋白:《文化运动———新社会》(1920年3月6日),原载《新社会》旬刊第十五号(1920年3月21日),收入《瞿秋白文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70页。
④陈序经说:“良以把文化来分做物质精神两方面,乃是我们为了便利研究起见而发生的主观的观念,并非文化本身上有物质精神之分,因为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是不能分开,所以物质文化的演化是随着精神文化的演化。我们差不多可以说物质的文化是精神文化的表现。”陈序经:《东西文化观》,广州《民国日报》(副刊),1928年11月17日。
①关于“固有文化”及其一系列的衍生的“固有文明”、“固有道德”等名词见于当时的各种名流中。早在1916年,杜亚泉在评论中西文化观的时候就说:“盖吾人意见,以为西洋文明与吾国固有之文明,乃性质之异,而非程度之差。”见杜亚泉:《静的文明与动的文明》,《东方杂志》(1916年10月),许纪霖等编:《杜亚泉文存》,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338页。梁启超在“一战”之后访游欧洲,重估中西文明的价值,重新注意中国自身的特性,但这时他已经被认为转向保守了,1920年他也说:“吾认为不必学他人之竞争主义,不如就固有之特性而修正扩充之也。”梁启超:《在中国公学之演说》,《申报》,1920年3月14日。何键在1929年针对兴孔说:“总理在三民主义内主张恢复我国固有道德,恢复我国固有文化,以树立中华民族的精神。这种主张,是何等的伟大,我们要发扬民族主义,便要遵照总理的遗教努力。这也是我们纪念孔子的一点意思。”见何键:《孔子诞辰纪念演讲》(1929年8月27日),《何键言论集》,第27页。于右任评价蒋介石的新生活运动时说:“承继总理复兴民族的遗教,为了提高民族精神,发扬民族历史、文化和恢复民族固有美德。……发起新生活运动,以中国固有道德‘礼义廉耻’四维,做新生活运动的中心!”见于右任:《新生活运动与民族复兴》,《革命文献》第六十八辑:《新生活运动史料》,第121页。学衡派的梅光迪也说:“被引进的学说必须适用于中国,即与中国固有文化之精神不相背驰。”见梅光迪:《现今西洋人文主义》,《学衡》1922年第8期。汪叔潜在评价当时的五四运动中新旧之争时,简明扼要地定义新旧:“所谓新者无他,即外来之西洋文化也;所谓旧者无他,即中国固有之文化也。”见汪叔潜:《新旧问题》,载《青年杂志》第1卷第1号。
【关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