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文通先生佚文《〈西洋近世史〉序》书后
Notes on Meng Wen-tong's Scattered Writing "A Preface to A Modern History of the Western World"
作者：赵灿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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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 年卷（期）页码：2008,(01):-141-144
期刊名称：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Journal Name：Journal of Sichuan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Edition）
关键字：蒙文通;张仲琳;《西洋近世史》;新文化运动;中国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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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蒙文通先生1932年任教于河南大学历史系时,为同事张仲琳教授编著的《西洋近世史》作序,对新文化运动与中国现代史学的发展情势,提出自己明确的看法,并特别指出借鉴西方史学的必要性。该序是蒙先生在文化观点上持"文化保守主义"立场的直接证明,为考察其生平与学术思想的重要文献。
参考文献
[1]蒙默.蒙文通先生年谱[C]∥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蒙文通先生诞辰110周年纪念文集.北京:线装书局,2005.
[2]王汎森.从经学向史学的过渡——廖平与蒙文通的例子[J].历史研究,2005,(2).
[3]蒙文通.治学杂语[M]∥蒙默编.蒙文通学记,北京:三联书店,1993.
[4]张仲琳.西洋近世史[M].北平:京城印书局,1932.
①关于现代中国史学断代分科研究风气的兴起,可参看罗志田主编:《20世纪的中国:学术与社会.史学卷》,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四编《学科体制与近代中国史学的建立》;刘龙心:《学术与制度——学科体制与现代中国史学的建立》,新星出版社,2007年,第三章第二节。依笔者浅见,由此进而及于考据与通识、新与旧的交错关系,是中国现代史学史的几个关键问题之一,就目前研究情况来看,似还有进一步探讨的空间。
①俞樾:《春在堂随笔》,卷一第10页,江苏人民出版社,1984年;卢冀野《序》有“判命著书”之语。张仲琳在其例言里自陈“作者焚膏继晷伏案握管之苦心”,卢序亦以“勤慎”称之。
②张氏此书问世后二年,四川大学历史系教授何鲁之(1891-1968年)著《欧洲近古史》(商务印书馆,1934年,第7-8页),曾徵引其论拿破仑一段。
③北京图书馆编:《民国时期总书目:1911-1949:历史.传记.考古.地理》第37页。此书出版当年,冯友兰(时任清华大学文学院长)曾获张氏赠阅一本(蔡仲德:《冯友兰先生年谱初编》,1932年,第128页),该本是否仍存于世,不详。
④王汎森:《从经学向史学的过渡——廖平与蒙文通的例子》,《历史研究》2005年第2期。蒙先生于1933-1935年间,任教于北京大学历史系(蒙默:《蒙文通先生年谱》,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编:《蒙文通先生诞辰110周年纪念文集》),后因故未获北大续聘。个中原由,颇耐人寻味。钱穆先生曾指出蒙先生与胡适疏远是一个原因,“文通在北大历史系任教有年,而始终未去适之家一次,此亦稀有之事也”(钱穆:《师友杂忆》,三联书店,1998年,第179页)。蒙先生性格爽朗,喜好交游,他之所以始终未拜访文学院长胡适,固有士人清高自守的因素,但应与他对胡适等人所代表的新文化运动的批评立场关系最大。再者,傅斯年的干涉是蒙先生被解聘的主导原因。据陶元甘先生回忆:“老师曾在北京大学历史系任教授,因为无法与霸气盎然的傅斯年融洽相处,失去讲席……顾颉刚先生觉得傅太过分了,推荐他到河北女师学院(在天津)任教……”(陶元甘:《蒙文通老师的美德》,政协四川省盐亭县委员会编印:《盐亭县文史资料选辑》第10辑)。此说系蒙先生门人陶元珍先生(陶元甘先生兄长)转述,他于1935年考入北大文科研究所史学部(国立北京大学注册组编印:《国立北京大学学生一览(民国二十四年度)》),且寓居蒙宅,所述应属可信。按傅氏于1929-1935年间兼任北大教授(《傅斯年先生年谱简编》,欧阳哲生编:《傅斯年全集》(7),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校长蒋梦麟曾自述:“‘九.一八’事变后,北平正在多事之秋,我的‘参谋’就是适之和孟真两位。事无大小,都就商于两位。”(转引自石兴泽:《学林风景:傅斯年与他同时代的人》,河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钱穆先生《师友杂忆》(第169页)也说:“(历史系)系主任陈受颐……实际并不任系务,乃由孟真幕后主持。”足证蒙先生被北大解聘一事,与胡、傅二氏最有关系。除了文化观点的差异,史学主张的相左也是一个不应忽略的因素。本来蒙先生的《古史甄微》与傅斯年约略同时发表的《夷夏东西说》,同为提倡中国古史多元观的开创性名作(参见王汎森上揭文)。但蒙先生治史卑视考订、推重“通识”,与傅氏“……历史学只是史料学,利用自然科学供给我们的一切工具,整理一切可逢着的史料……”的史学纲领之间(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欧阳哲生编:《傅斯年全集》(3)),存在着难以跨越的巨大鸿沟,即使二人在古史领域有再多的共同语言,亦未能避免关系的破裂。
⑤罗志田先生以“历时性和共时性”解释蒙先生治史的“通识”意识(罗志田:《事不孤起,必有其邻:蒙文通先生与思想史的社会视角》,《四川大学学报》2005年第4期),则近乎“创造的诠释学”的解读方式(语出傅伟勋:《从西方哲学到禅佛教》,三联书店,1989年,第31-32、273-274、415页),可以参看。
①黄杰《关于张居正历史遗迹的调查》(《华中师院学报》(哲社版)1985年第1期)说,调查中见有江陵张氏族人祖传张居正画像,“据说,它是由张居正家守门的人保存下来的。后来也自称张姓后代,数传而至张仲琳,从字辈来算,当是张居正的第十三代孙。前清时科考未第,曾以此像邀功,补为最末一名府生。民国后,曾留学英国,后任安徽省教育厅长。有人认为,张仲琳一支,不是张居正的亲后代。又有人说,他所藏的画像是用一斗米换来的。这可能是出于挖苦之辞,未尽可信”。张居正画像今藏湖北省荆州市博物馆,上有1938年2-3月间,民国元老、湖北省政府委员张难先(1874-1968年)题词:“戊寅春出巡荆郢,既谒江陵文忠公墓,复蒙哲裔仲琳先生示公画像……”(张难先:《题张江陵画像》,严昌洪等编:《张难先文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703页)。按江陵县县志编纂委员会编纂《江陵县志.张健传》(湖北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765-766页)说:“其父是张居正陵园的守墓人……抗日战争爆发,(张健)寓居荆州城。江陵沦陷,张滞留荆沙。”
②江陵县县志编纂委员会编纂:《江陵县志》第765-766页;湖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湖北省志人物志稿》,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年,第1793页;王郁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纪略》,政协武汉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印:《武汉文史资料》1986年第2辑;卢冀野:《序》,张仲琳:《西洋近世史》;蒙文通:《序》,出处同前;张仲琳:《西洋近世史.例言》;《北京高等师范学校第二次毕业生调查录》,《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校友会杂志》第一辑,1916年4月(按该文谓张氏“留学美国”,则为误记);《国立京师大学校师范部毕业同学录.毕业同学录》,国立京师大学校师范部,1927年,第6页。张氏一生,除大学教授外,并曾从政,如1926年在广州参加革命,任国民革命军第八军政治部副主任(江陵县县志编纂委员会编纂:《江陵县志》,第766页);1927年任安徽省政务委员会委员兼教育科科长(郭卿友主编:《中华民国时期军政职官志》,甘肃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730-731页);而抗战期间滞留乡里,于1942年任伪江陵县合作社社长(秦仲祥:《荆沙沦陷时期的伪组织及其内幕》,政协湖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印:《湖北文史资料》,1986年第3辑),则为声名之玷。
③梁实秋《正朔》文后,有题记(1986年作)说:“上文发表后,收到张仲琳先生函及附件……”(梁实秋:《雅舍散文》,文化艺术出版社,1998年),该文系梁氏于1949年后在台湾期间所写,故知张仲琳晚年赴台。
④《北大师大教授张健先生编辑〈最新俄国史〉之内容概略》(《北京大学日刊》第一四九四号,1924年6月14日,第三版):“是书编辑内容自俄国建国以至今日,凡关于鞑靼人之侵入,莫斯科立国之始末,农民生活之状况;政府与官吏之腐败,国内出产与工商业之发达,以及托尔斯泰、马克思学说之影响;与夫李林等之世界改革计书,无不言之极详,诚为研究东方史学之新纪元。兹定于本年暑假出版,钦慕之余,特为介绍。北京大学史学会启。”
⑤参见北京图书馆编:《民国时期总书目:1911-1949:历史.传记.考古.地理》,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4年,第396-397页。张氏所著,较查良鑑著《俄国现代史》(商务印书馆,1930年)、娄壮行编《俄国史》(中华书局,1935年)、顾谷宜著《俄国史纲要》(中国与苏俄杂志社,1935年)、张明养著《俄国革命》(开明书店,1936年)、何汉文著《俄国史》(商务印书馆,1939年)诸种,时间要早十余年,但不见传本,疑未刊印行世。后出诸书所列参考书目皆未收录张氏此书。
⑥现代中国学者所撰西方近代史专著,以李泰棻(1897-1972年)编译《西洋近百年史》为最早(商务印书馆,1922年),在张氏之前,有何炳松编译《近世欧洲史》(商务印书馆,1925年)、朱公振编著《近百年世界史》(世界书局,1929年)、钱然编著《近百年世界史纲要》(广益书局,1929年)、徐澄编《世界近代史略》(中华书局,1930年)、陈此生编《西洋最近五十年史》(北新书局,1931年),与张氏此书同年出版者有许毅编辑《世界近世史》(百城书局,1932年)、李温民编《世界近世史》(文化学社,1932年)等,参见北京图书馆编:《民国时期总书目:1911-1949:历史.传记.考古.地理》,第37-38页。
①赵灿鹏:《蒙文通先生〈书目答问补正〉案语拾遗———附蒙文通先生佚著辑目》,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编:《蒙文通先生诞辰110周年纪念文集》,北京:线装书局,2005年。该文中,笔者对蒙先生1929-1930年间,订正范希曾《书目答问补正》经部的工作,略作考察,当时曾怀疑“事隔七十余年之后,不知范氏稿本,也即蒙先生的批校本,是否还存于世间”,近知范氏稿本五册,仍藏南京图书馆古籍部(馆藏号:112844),该本当即蒙先生批校之本。蒙先生佚文,所见尚有《中国中古时期西南民族之北上》(旅外石室同学总会编辑出版:《石室学报》第九期,1935年)一篇,1936年11月3日、15日致顾颉刚先生书二通(《通讯一束》之一三二、一三三,《禹贡》半月刊,第六卷第十期,1937年1月16日),及1959年2月致四川民族调查组关于羌族史的意见书摘要(李绍明编著:《羌族历史问题》,阿坝州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等编印,199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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