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汉、宋学关系研究中若干问题的反思
On Some Problems in the Study of the Relation of Hanxue andSongxue in Qing Dynasty
作者：张循;
Author：
收稿日期： 年卷（期）页码：2007,(04):-43-53
期刊名称：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Journal Name：Journal of Sichuan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Edition）
关键字：汉学;宋学;汉、宋关系;汉、宋之争;汉、宋调和
Key words：
基金项目：
中文摘要
汉、宋学关系是清代学术思想史上至关紧要的问题。清末民初以来对此问题的研究已经不少,从既有研究的情况看,还存在四个方面的问题值得关注。其一,汉、宋学关系不仅是精英阶层的“学术思想”的问题;其二,汉、宋学之间的区别未必是壁垒分明的;其三,研究中必须摆脱先入之见,回归清人的语境;其四,应该重新由史料出发,完善与修正既有论述框架。
参考文献
[1]永2,等.四库全书总目[M].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1965:1上.
[2]周予同.中国经学史讲义[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37-47.
[3]朱维铮.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
[4]钱穆.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4:357-359.
[5]汪士铎,汪梅村先生集[M].续修四库全书本,1531册:691上.
[6]何佑森.清代汉、宋之争平议[J].文史哲,1978,(27).
[7]上海崇源艺术品拍卖公司,华东师大古籍研究所.赵之谦《论学丛札》——赵之谦致胡培系尺牍[M].2002:75.
[8]方宗诚,柏堂集前编[M].光绪六年刊本:7b.
[9]胡承珙.求是堂诗集[M].续修四库全书本,1500册:125.
[10]臧庸.拜经堂文集[M].续修四库全书本,1491册.
[11]姚鼐.惜抱轩全集[M].北京:中国书店,1991:226-227.
[12]黄式三.儆居集[M].光绪十四年续刻本:32 a-35 a.
[13]夏炘.景紫堂文集[M].咸丰五年刊本:13 a-b.
[14]李庆.东瀛遗墨——近代中日文化交流稀见史料辑注[G].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15]徐复,等.章太炎全集:四[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119.
[16]江藩.汉学师承记:外二种[M].北京:三联书店,1998.
[17]缪荃孙.艺风堂文集[M].续修四库全书本,1574册:139上.
[18]漆永祥.江藩与《汉学师承记》研究[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379.
[19]程晋芳.勉行堂文集[M].续修四库全书本,1433册:325下.
[20]卢文?.抱经堂文集[M].丛书集成初编本.
[21]魏永生.清中晚期汉、宋学关系研究[D].北京师范大学博士论文,1999:3.
[22]车冬梅.晚清理学学术研究[D].西北大学博士论文,2005:75.
[23]黄爱平.《汉学师承记》与《汉学商兑》——兼论清代中叶的汉、宋之争[J].中国文化研究,1996:冬之卷.
[24]陈澧.东塾续集[M].近代中国史料丛刊本,第762种:186-187.
[25]章太炎,刘师培.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论[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26]王崧.乐山集[M].丛书集成续编本,132册:778下.
[27]王贞仪.德风亭初集[M].丛书集成续编本,133册:825下.
[28]钱大昕.潜研堂文集[M].国学基本丛书本:526下.
[29]谢章铤.赌棋山庄所著书[M].续修四库全书本,1545册:304上.
[30]谭宗浚.希古堂文甲集[M].续修四库全书本,1564册:314下-315上.
[31]缪荃孙编.艺风堂友朋书札[Z].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73.
[32]陈澧.陈兰甫先生澧遗稿[J].岭南学报,1931,二卷二期.
[33]汪宗衍.陈东塾先生年谱[M].近代中国史料丛刊本,第763种:85.
[34]叶德辉.郋园论学书札[Z].丛书集成续编本,88册:651上.
[35]苏舆.翼教丛编[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70.
[36]蒙文通.经史抉原[M].成都:巴蜀书社,1995:12.
[37]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M].北京:三联书店,1997:690.
①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见《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472页。关于清代今文学内部的分派问题,可参看朱维铮先生:《晚清的经今文学》,见氏著《中国经学史十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163-189页;蔡长林先生:《清代今文学派发展的两条路向》,见彭林先生主编:《经学研究论文选》,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75-100页。
①按邓实师从简朝亮,以师承言算是调和汉、宋的朱次琦的再传弟子,但其学乃在乾嘉传统之中。钱穆尝谓:“从(朱次琦)学有简朝亮最著,然似未能承其学,仍是乾嘉经学余绪耳。”(《朱九江学述》,见氏著《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卷八,322页)是故邓实之学也是“乾嘉经学余绪”。
①程秉钊在纪念龚自珍的《乾嘉三忆诗之一》中有按语谓:“按先生没时,余方数岁,……已而与同里胡户部(澍)、会稽赵县尹(之谦)、戴典籍(望)商榷经义。”(见王佩诤点校:《龚自珍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75年,657页)又《绍兴县志资料第一辑.人物列传》记赵氏有云:“生平论学,主金坛段玉裁、高邮王念孙父子及武进庄述祖、刘逢禄。尝言许氏《说文》为读书识字之本,研究尤力,雠校至数过。”(1939年,3023页)则赵氏确尝接触过经学,但无甚成就,若《绍兴县志资料》记其所作之书有:“《六朝别字记》一卷、《悲庵居士诗剩》一卷、《文存》一卷、《四书文》一卷、《补寰宇访碑录》四卷、……《勇庐闲语》、《英吉利广东入城始末记》、《张忠烈(煌言)公年谱》三种。”(3023页)皆与经学无关。
①余嘉锡《四库提要辨正.序录》言及纪昀修改《四库提要》之不足处,有云:“纪氏……自名汉学,深恶性理,遂峻词丑诋,攻击宋儒,而不肯细读其书。”(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47页)又凌廷堪《校礼堂诗集》卷十四《姚江论》有云:“至于《传习》衲子语,浅陋何足容钻研。……平生不识朱与陆,今秋偶放明州船。”(《续修四库全书》本,1480册,96页上)凌氏批评宋明儒,但由这里可见他对宋明儒之学又不肯作虚心的了解。纪、凌二人皆是有真才实学的汉学名家,尚不愿细读宋儒书,则秦、陈二人所言盖非虚语。
②方东树在其《考槃集文录》卷六《答友人书》中抱怨说:“近世风气,但道着一宋字,心中先自有不喜意,必欲抑之排之,以箸其短失而后快于心。乃至宋人并无其事与言,亦必虚构之,以为必当如是云尔,以见宋人之迂固不通,殆若一无所知如此也。”(《续修四库全书》本,1497册,355页上)方氏之言不免意气之见,但若剔除这层意气之辞,也未尝不能得见其时风气之一斑。焦循《易余籥录》卷三有云:“乾隆乙卯乡试,同号生刺刺谈经,大约袒郑康成而左朱考亭。明日题下,为‘旅酬下为上’,是生则深斥朱注之非,以为宾弟子兄弟之子各举觯于其长,非古义。予诘之曰:‘此正郑氏注而朱子依之未易也。君谓郑氏为学者所当守而不可易,然则此独千虑之一失,而宋(朱?)子偶拾之邪?’其人默然。”(《丛书集成续编》本,91册,390页上)按“郑氏注而朱子依之未易”,而是生专斥朱而不言郑,此事正是方东树“必欲抑之排之,以箸其短失而后快于心”一言之注脚。所以不少清儒因不喜宋儒而不读宋儒书,他们树为鹄的以申斥的那个“宋学”与历史上的宋明理学的相关度究竟有多大,就很值得思考了。
①漆先生并认为江藩“误收”程晋芳的原因是他未曾见过程氏的著述,知程氏惟于影响之间,并不深晓其路数(《江藩与〈汉学师承记〉研究》,379-381页)。按此说恐难成立。江藩之书还收有翁方纲,而翁氏好金石碑版之学,于义理之学则公开反复强调必须谨守程、朱之教。他官至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位高名重,江藩绝不可能不知其学问路数,而仍径以之为“汉学”。以此例可见,江藩收程晋芳入记,实非未见其书、不晓其学所可解释。江藩之分别汉、宋自有其标准,他收程、翁等人入记,正好提示了他的标准并非以尊崇程朱、褒奖宋儒与否。这与上文洪榜等人的例子所透露的情况若合符节。
②参看史革新:《晚清理学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博士论文,1992年)、陈居渊:《论晚清儒学的“汉、宋兼采”》(《孔子研究》1997年3期)、王树民:《江藩的学术思想及汉学与宋学之争》(《河北师范大学学报》1999年2期)、张淑红:《〈汉学商兑〉与清中叶的汉、宋之争》(《南开学报》2004年1期)。
①罗检秋先生也曾提出:“江藩……书中将顾炎武附于册末、将程晋芳列为汉学家等做法均属失当。”见氏著:《嘉庆以来汉学传统的衍变与传承》,12页。
①按黄氏《儆居集.杂著四》又有《与严铁桥书》云:“先生以式三说经多回护朱子,谆谆以为言。”31页b。
②若考虑到当事人自己的认知,则问题将更为复杂。蒙文通尝说:“王(闿运)的气量并不窄,他长于词章,如果有人说他词章不好,他也听之;王的经学并非所长,若有人说他不好,他就不高兴。”(见胡昭曦:《谆谆教导,受用终生———缅怀文通师》,《蒙文通教授诞辰百周年学术座谈会纪念册》,四川联合大学,1994年,54页)可见叶德辉说“王闿运为诗文家”纵或是“事实”,但在王氏本人,他却更视自己是一经学家。按,蒙氏所言可能是闻自其师廖平,廖平早年曾从学王闿运于成都尊经书院。
①比如魏永生先生的博士论文《清中晚期汉、宋学关系研究》,北京师范大学,1999年;黄爱平先生的《〈汉学师承记〉与〈汉学商兑〉———兼论清代中叶的汉、宋之争》,《中国文化研究》1996年冬之卷;尚小明先生的《门户之争,还是汉、宋兼采?———析方东树〈汉学商兑〉之立意》,《思想战线》,2001年1期。
①但需要注意的是,钱穆《清儒学案序》同他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在性质上是有所区别的。最近罗志田教授专门指出了这一点,其谓:“学界对钱先生关于清学的论述有些误解,很多人都将其《清儒学案》(自注:书之全稿遗失,其序尚存)与其《近三百年学术史》合而并论。其实两者固有可以共论的关键之处,也明显侧重不同,不能完全混同讨论。盖《清儒学案》系承接《明儒学案》之传统循流而下,自然以理学家派为归依。而《近三百年学术史》虽也强调宋学的重要,究竟是在讨论‘中国学术史’,所照顾的面要宽许多。”(罗志田导读、徐亮工点校,章太炎、刘师培等撰:《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导读》13-14页)正因为二者有此区别,所以在对汉、宋关系的认识上,《学术史》的宋学偏向尚不及《学案序》。《学术史》大要乃谓清初诸儒皆身在宋学的余波之中,专门汉学于乾隆时始稍稍起,而道咸以降则又汉、宋兼采之说渐盛,所以“不识宋学,即无以识近代也”(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正文1页)。如此则清代汉、宋二学乃处于互竞而交织的状态。这与《学案序》将“乾嘉考据之盛”视为“理学进展中应有之一节目”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①不过有些论著同汉、宋问题关系密切。如张寿安的《以礼代理———凌廷堪与清中叶儒学思想之转变》,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漆永祥的《江藩与〈汉学师承记〉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罗检秋的《嘉庆以来汉学传统的演变与传承》,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
【关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