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战场“只剩马特洪恩了”——二战后期美国核战略在中国
On the China's Battlefield,"There Only Remains Matterhorn":American nuclear strategy in China near the end of WWII
作者：胡越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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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 年卷（期）页码：2007,(06):-135-142
期刊名称：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Journal Name：Journal of Sichuan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Edition）
关键字：核战略;马特洪恩计划;曼哈顿计划;B-29轰炸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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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1944年1月26日,美国陆军14航空队指挥官陈纳德在写给罗斯福的信中,专门针对马特洪恩计划宣扬他"空袭理论"的可行性,并抱怨:"自从放弃缅甸计划后,中国战场似乎就只剩马特洪恩计划了。""马特洪恩计划"在当时中国战区的优先地位由此可见。实际上马特洪恩计划与曼哈顿计划(美国第一颗原子弹制造计划)存在着密切的关系。可以说,马特洪恩计划在中国战区处于最优先地位,正是美国核战略优先的体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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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C.L.CHENNAULTto FDR 26 January,1944[Z].Franklin D.Roosevelt Presintial Library and Museum,Box1,Army Air Forces index,26 January,1944.
①世人多将20航空队与陈纳德的“飞虎队”或14航空队混淆。如位于四川大邑县双河镇的大雪塘,因有二战美机坠落而置有一铜制纪念碑,上书“飞虎雄风”。但经鉴定,此处坠落的并非飞虎队或14航空队的战斗机,而是20航空队的B-29轰炸机。另有美国学者卡萝尔.卡特(Carolle J.Carter)更是将20航空队轰炸日本的功劳,直接记在陈纳德14航空队的“账”下(《延安使命》,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年,第2页)。人们对20航空队在华历史的了解程度可见一斑。
②国内涉及马特洪恩计划的研究,大陆有任东来的《1941-1949年美国在中国的军事机构及其沿革》和《被遗忘的危机:1944年中美两国在谈判贷款和在华美军开动问题上的争吵》(《民国档案》,2003年第1期及《抗日战争研究》1995年第1期);台湾有梁敬錞的《开罗会议》(台北,商务印书馆,1974年)、吴相湘的《第二次中日战争史》(台北,综合月刊社,1973年)等。
③国外涉及Operation Matterhorn的研究较多,常见的是美国Maurice Matloff的Strategic Planning for Coalition War-fare 1943-1944,Romanus和Sunderland的Stilwell’s Command Problems,迈克尔.沙勒的《美国十字军在中国》(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赫伯特.菲斯的《中国的纠葛》(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邹傥的《美国在中国的失败》(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等等。
①H.H.Arnold,Global Mission,Harper&RowPubllishers,NewYork,1949,p.476-477。诚如阿诺德所言,天气和地利条件可以是放弃阿留申的原因。但也许是受写作时代的限制,阿诺德并未道明美国这一决策主要是基于对苏联的防范。后来的历史证明,即便美国如此提防,苏联仍得到机会,扣留了3架迫降在苏联境内的B-29轰炸机,并依样仿制出与B-29几乎完全相同的Tu-4远程战略轰炸机,并成为苏联投放核武器的远程战略轰炸机。
②成都是美军走向马里亚纳、塞班基地的必要过渡,美军先从成都出发袭击日本,在其使命完成后再移师马里亚纳群岛。B-29之撤出成都,并非如《1941-1949年美国在中国的军事机构及其沿革》(《民国档案》,2003年,第1期)等文章所称的那样,由“赫尔利向罗斯福建议”,“魏德迈做出结论,B-29应该撤出”,而是美既定方略。
①此数据有多种说法。蒋介石在1944年6月17日给四川省临时委员会的电报中提到:“去冬以来,发动50余万之同胞,修筑多数机场。”吴相湘《第二次中日战争史》中为32万;另还有45万、43万的说法。此处采用四川省档案馆,民国116全宗《四川省特种工程征工处》,第128卷“各县征送民工人数统计表”所显示的数据。与档案记载数据相比,蒋介石所提的50万有夸大的成分,似为增加与美国就机场修建款讨价还价砝码所致。
②B-29飞机并非直接从成都起飞轰炸日本,而是先从印度起飞转至成都又再出发袭击目标,故称成都机场为前进机场(Forward airfields),Tomas A.Siefring:U.S.Air Force in World WarⅡ,Hamlyn,1978年,第162页。
③使用B-29的20航空队有两个司令部:第20轰炸机司令部(20th Bomber Command)和第21轰炸机司令部(21th Bomber Command);前者指挥驻扎在中印地区的58轰炸联队,其下又有分驻在新津、广汉、邛崃和彭山的第40、444、462、468轰炸中队;后者指挥驻扎在马里亚纳群岛的第73、313、314、315轰炸联队。20航空队另外还有一支相对独立的509混合团(Composite Group),广岛、长崎的原子弹即由该团投放。
①Romanus and Sunderland所提的“B-29指挥权问题”,是指该部队由陆军航空司令阿诺德直接指挥,该指挥系统为麦克阿瑟、尼米兹、史迪威、陈纳德等看似应该得到B-29指挥权的军人所不满,并为之争论不休。Stiwill’sCommand Problems,Office of the chief of military history department of army,Washington,D.C.,1956,p16,109-114。
②这种观点对国内学界有主导性的影响。如《1941-1949年美国在中国的军事机构及其沿革》等文就对马计划采取全面否定态度,见《民国档案》,2003年,第1期。
①台湾学者吴相湘认为,中美之间为B-29机场的修建款争吵不已,险些导致中美关系的破裂,真是“义断情疏只为钱”,《第二次中日战争史》(下册),台湾,综合月刊社,1973年版,第957页。
②这是美国军事理论家阿尔弗瑞德.赛耶.马汉(1840-1914)从英国利用海上军事力量成为世界贸易强国而得出的结论,其种种扩张理论对近代美国军事与实践有重大影响。参见John Costello《太平洋战争》,第18页。
①史迪威的被撤,一般只谈到与蒋介石的不和,尚未有考虑过与蒋介石甚为融洽的陈纳德为何也被召回。其实两人有着同样的背景:对华盛顿总战略持异议,却固执己见。史迪威坚信“在亚洲大陆最终必将和日本佬作战”。他这种设想如马歇尔所言,“同华盛顿无须在亚洲大陆对日军发动大规模战役的情况下打败日本的战略是完全对立的,史迪威的任务就是保卫这些新的轰炸机基地”(参见John Costello《太平洋战争》下册第136页),也就是配合20航空队的马特洪恩计划。陈纳德同样固执地认为只要给予他一定量的战斗机,他就可以打败日本(参见陈纳德1944年1月26日写给罗斯福的信),以为20航空队的matterhorn计划效果远不如他的部队之任务。不能服从总战略为两人造就了同一归路———被“召回”。
②中国人对于“迪克西使团”,就像卡萝尔.卡特所描述的“与美国人截然相反”,评价很高,认为它“架起了中共与美国政府联系的桥梁,积累了初步的外交经验”(参见《延安使命》,第22页;徐畅、赵志伟:《“迪克西使团”访问延安评析》,《山东大学学报》,2005年第4期,第73页)。相关研究从我党的角度反映了“使团”的客观历史性质,很遗憾的是没有对使团的客观使命:为在华的美陆军20航空队收集军事情报、气象信息,收回、营救降落在中共势力范围内的B-29轰炸机和飞行员,及美国方面的相关背景进行深入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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