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创造者对历史的再创造:修改“五四”历史记忆的一次尝试
History Remaking by Historical Makers: an Effort to Modify Historical Memory of the May 4th Movement
作者：罗志田
Author：
收稿日期： 年卷（期）页码：2000,(05):-92-101
期刊名称：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Journal Name：Journal of Sichuan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Edition）
关键字：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历史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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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虽然中外关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研究较多，但我们对五四的历史记忆仍然模糊，这部分是因为五四后不少人有意无意在修订关于五四的历史记忆。在这方面，许多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当事人因常常说其所属的“家派”的话，虽大致是无意的但也影响了后人关于五四的记忆。而像国民党这样的政治力量更是有意为之，曾特别强化五四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的关系，甚至说是国民党领导了这一运动。本文以《世界学生》杂志1942年的“五四特辑”为个案，探索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当事人这些历史的创造者在特意从历史角度纪念五四时如何有意无意地对历史进行了“再创造”。
参考文献
①吴稚晖:《五四产生了两位新先生》,《世界学生》1卷5期(1942年5月),2页,以下吴稚晖语俱出此。
①参见罗志田《林纾的认同危机与民国的新旧之争》,《历史研究》1995年5期;《南北新旧与北伐成功的再诠释》,《新史学》5卷1期(1994年3月)。
①转引自陈序经《中国文化的出路》,商务印书馆,1934年,136
②比如主张学生或者一心读书,或者完全去干政治的胡适在1921年也承认“在变态社会中,学生干政是不可免的”。参见罗志田《再造文明之梦──胡适传 》,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254页。
③杨荫杭这些文字见《申报》1920年12月20日、1921年9月29日、1923年2月3日、2月6日,均收入其《老圃遗文辑》,长江文艺出版社,1993年,163、422、711、713页。
①国民党内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观念显然是不一致的,周策纵已注意到蒋介石在大约同时(1941年7月)公开表述了对新文化运动的否定态度,虽然他对五四学生运动也曾大致肯定。参见周策纵《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中译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473-477页。
①这方面的一点初步探索参见罗志田《〈山海经〉与近代中国史学》,待刊。
②胡适致罗家伦,《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华书局,1979年,上册,503页。此信选辑的编者以为在1928年某时,但以内容看,恐怕在1927年,参见罗志田《前恭后倨:胡适与北伐期间国民党的“党化政治”》,《近代史研究》1997年4期。
①《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第1卷,292、285页。这一点承刘桂生先生提示。
①关于这方面的研究可参阅舒衡哲《五四:民族记忆之鉴》,收入《五四运动与中国文化建设──五四运动七十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选》,上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9年,147-176页。不过此文有太明显的“启蒙”与“政治”(救国)对立并竞争的倾向,实际上两者在多大程度上对立、以及新文化运动的参与者的“启蒙”心态有多么强烈恐怕都还值得进一步探索。最近的尝试可参阅欧阳军喜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与儒学:误解及其他》,《历史研究》1999年3期,该文的结论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不反儒,但是反对封建礼教”。这一论断造成的“误解”恐怕甚于其所破除者,因为“儒学”和“封建礼教”都不是五四人的用语(五四人常说“礼教”,但加上“封建”定语的似乎少见,至少欧阳先生所举例中未见),这样一种使用时人不常用的语汇并加上今日的界定、然后据此来判断历史事实的取向,我很怀疑是否有助于史实的澄清(沿此思路,完全可以借用欧阳先生引用的史料证明五四人并不反“封建”)。试图论证五四人不怎么“反传统”是近二十年相当一部分史家(其中包括一些我非常尊重的学界前辈)的持续努力,这个问题当然不是这里可以简单说得清楚的;但有一点或者值得我们思考,当新文化人反“礼教”时,他们心里是否存在将此与“儒学”区别的意识?如果新文化人不“反儒”,那他们反什么?陈独秀在《新青年》上说:“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如果这样的话还不算“反传统”,那究竟要什么才可以叫做“反传统”?
②不论这次《世界学生》的文章是受国民党“指示”而做还是为了能使国民党接受对五四的纪念而做,都属于根据“当时需要”修改历史记忆的举措,且除顾颉刚外实际上或多或少皆站在国民党立场上立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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