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层时代的研究——汉宋之间医疗史研究的视角问题
The Stratification of the Medical Community:Perspectives of Medical History Research Between Han and Song Dynasties
作者：于赓哲;
Author：
收稿日期： 年卷（期）页码：2018,214(01):-103-109
期刊名称：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Journal Name：Journal of Sichuan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Edition）
关键字：分层;视角;医疗社会史;话语权
Key words：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唐代疾病、医疗史再探”(15FZS035);;
2014年“陕西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青年英才支持计划”
中文摘要
医者如何自我定位以及社会如何定位医者毫无疑问是影响医学发展走向的重要因素。先秦医者并不掌握话语权,他们的定位似乎只有通过"他视角"才可得以展现,至西汉,儒学全面夺取话语权,"他视角"中的"他"已经演变成为儒家,医者技术阶层的命运由此奠定,这就决定了中古时期医者及医学社会地位的低下。在北宋儒医阶层兴起之后,医者地位有较为明显的抬升,而这还是要依靠儒者的推崇,医学价值的依附倾向十分明显。中古时期所谓官方、民间医学的区分是一个人为制造的问题,也是中国自古以来官本位社会的曲折反映。对于今人来说,目视所及多为官方组织与上层社会史料,容易导致研究的侧重。但是就文本本身而言,其实还应该看到每每有出土文献或者其他考古发现总是能展现一种传世文本之外的世界。儒医是对中古时代"士人"与"医者"以及"鬻技"与"医学爱好"诸多分层的一次整合,宋代儒医继承于唐后期爱好医学的士人阶层,但突破了鬻技的心理障碍,从而带来了医人阶层乃至医学的巨变。而局方问题应该说是另一个"分层融合"的例证。
参考文献
(1)中国医学史奠基人陈邦贤在《中国医学史·绪言》(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第2页)中曾将医史研究分为三类,第一类就是医家地位的历史。日本早期医史专家富士川游也曾将医史研究归结为三大任务,包括:1.医学知识的历史;2.医学家在社会中的地位;3.疾病的历史。参见富士川游:《日本医学史》,东京:日新书院,1941年,第4页。
(1)陈元朋:《宋代的儒医——兼评Robert P.Hymes有关宋元医者地位的论点》,《新史学》第6卷第1期,1995年,第179-203页。
(2)罗根泽:《战国前无私家著作说》,顾颉刚等:《古史辨》第四册,海口:海南出版社,2005年,第7-40页。
(3)《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6册,第1780页。
(4)金仕起:《晋平公病案新考:“论病以及国”传统的一则个案分析》,《新史学》2003年第1期,第26页。
(5)金仕起:《论病以及国:周秦汉唐方技与国政关系的一个分析》,博士学位论文,台湾大学历史学研究所,2003年。
(6)冯友兰:《三松堂学术文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第49页。
(7)张岱年、成中英等:《中国思维偏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第190页。
(8)金仕起:《中国古代的医学、医史与政治:以医史文本为中心的一个分析》,台北:元照出版公司,2010年,第2页。
(1)河北威县张偓南旧藏敦煌文书《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佚书》,马继兴等:《敦煌医药文献辑校》,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170页。
(2)祝平一:《宋明之际的医史与儒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77本第3分,2006年9月,第408 页。
(3)林富士:《中国早期道士的医者形象:以〈神仙传〉为主的初步考察》,《世界宗教学刊》2003年第2期,第1页。
(4)例如陈邦贤:《中国医学史》;赵璞珊:《中国古代医学》,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藪內清編:《中國中世科学技術史の研究》,东京:角川书店,1963年;邓宝辉:《唐代的医学》,《食货》复刊第8、9期,1977年,第85-99 页;任育才:《唐代的医疗组织与医学教育》,《中兴大学文史学报》1981年第11期;任育才:《唐代医学的分科与人才培养》,《中兴大学文史学报》1987年第17期;山本德子:《唐代にぉける翰林医官》,《立命館文學》第418-421 卷,1980年,第171-185页;山本德子:《唐代にぁける太医署の太常寺ヘの所屬をめぐつて》,《東洋の科学と技術——藪內清先生頌壽紀念論文集》,京都:同朋舍,1982年;山本德子:《中国中世につじて》,《日本医史学雜誌》第22卷第1号,1976年,第28-38页;山本德子:《唐代官制にぉける医術者の地位》,吉田忠编:《東ァジァの科学》,东京:劲草书房,1982年;山本德子:《唐代史にぉける医》,《布目潮渢博士古稀紀念論集》,东京:汲古书院,1990年,第279-303页;山本德子:《唐代にぉける醫療につぃて——制度史觀点ょり》,《立命館文學》第537 卷,1994年,第116-130页;彭卫:《秦汉时期医制述论》,《中华医史杂志》1988年第2期,第70-74页;丸山裕美子:《日唐医疾令の復原と比较》,《東洋文化》第68卷,1988年,第189-218页;周一谋:《唐代的医事制度与医学教育》,《医古文知识》1991年第1期;王振国编:《中国古代医学教育与考试制度研究》,济南:齐鲁书社,2006年;以及《唐研究》第14卷集中发表的三篇相关文章:陈登武《从〈天圣·医疾令〉看唐宋医疗照护与医事法规》、张耐冬《唐代太医署医学生选取标准》、程锦《唐代医官选任制度探微》。
(1)于赓哲:《〈天圣令〉复原唐〈医疾令〉所见官民医学之分野》,《历史研究》2011年第1期,第49-50页。
(2)李建民:《生命史学——从医疗看中国历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6页。
(3)于赓哲:《“然非有力,不能尽写”——中古医籍受众浅论》,《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第1期。
(4)李建民:《发现古脉——中国古典医学与数术身体观》,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第3页。
(1)陈昊:《读写之间的身体经验与身份认同——唐代至北宋医学文化史述论》,博士学位论文,北京大学历史学系,2011年,第248-249页。
(2)有关印刷术普及对于社会心理、文化传播的巨大影响,可参看钱存训:《印刷术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功能》,《中国书籍、纸墨及印刷史论文集》,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231-244页;辛德勇:《论中国书籍雕版印刷技术产生的社会原因及其时间》,《中国典籍与文化论丛》,第16辑,南京:凤凰出版社,2014年,第4-177页。
(3)相关研究可参阅梁其姿:《宋元明的地方医疗资源初探》,《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3卷,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第219-237页;陈元朋:《两宋的医事制度及其社会功能》,《史原》第20期,台湾大学历史学研究所,1997年,第263-316页;刘淑芬:《唐宋时期僧人、国家和医疗的关系——从药方洞到惠民局》,李建民主编:《从医疗看中国史》,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08年,第145-202页;张哲嘉:《官方医学分科与医学发展:以北宋疾病分类与伤寒研究为线索》,“疾病的历史”会议论文,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2000年6月。
(4)参见陈元朋:《宋代的儒医——兼评Robert P.Hymes有关宋元医者地位的论点》,《新史学》第6卷第1期,1995年;余新忠:《良国良相说源流考论——兼论宋至清医生的社会地位》,《天津社会科学》2011年第4期。
(1)以上参见祝平一:《宋明之际的医史与儒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77本第3分,第413、402、410、419、430页。
(2)参见包弼德:《斯文——唐宋思想的转型》,刘宁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
(3)朱震亨:《局方发挥》,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746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影印,1986年,第676页。
(4)范家伟:《北宋校正医书局新探》,香港:中华书局(香港)有限公司,2014年,第258页。
(5)宋濂:《文宪集》卷八,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23册,第468页。
(6)刘淑芬:《唐宋时期僧人、国家和医疗的关系——从药方洞到惠民局》,李建民主编:《从医疗看中国史》,第145-202页;谢安:《医者意也与即方用药——唐宋时期的士人尚医与医病关系》,博士学位论文,台湾清华大学历史研究所,2013年,第1-114页;孟永亮:《北宋校正医书局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北京中医药大学中医学院,201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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