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关于梁漱溟和“东方文化派”的关系,参见罗志田:《异化的保守者:梁漱溟与“东方文化派”》,《社会科学战线》2016年第3期。
(2)下面的讨论实侧重中国,然遵循梁漱溟的表述习惯,更多把东方和中国当作同义词使用。若言东方而包括印度时,会特别指明。
(3)钱穆曾说:“东西文化孰得孰失、孰优孰劣,此一问题围困住近一百年来之全中国人。”钱穆:《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北京:三联书店,2005年,第46页。
(4)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梁漱溟全集》第1卷,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380-383、525-528页。
(5)张佛泉就说,“梁先生的思想方式和政治哲学上称为历史学派的(Historical School)几乎完全是一样”。见张佛泉:《从立宪谈到社会改造》(1934年),《自由与权利:宪政的中国言说》,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259页。
(1)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梁漱溟全集》第1卷,第526页;梁漱溟:《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1930年),《梁漱溟全集》第5卷,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63-67页。
(2)韦政通已提出,说谁比谁早熟,必须假定中西文化走在同一条路上;如果中西文化各自走不同的路,中国文化“早熟说”就无意义了。参见韦政通:《评梁漱溟“中国文化早熟”说》,《现代学苑》第12期(1965年3月),第10页。
(3)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1949年),《梁漱溟全集》第3卷,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260页。
(4)白芝浩:《物理与政理》,钟建闳译,上海:商务印书馆,1933年,第44页。
(5)太虚:《致吴稚晖先生书》,《海潮音》第9卷第1期(1928年2月),第12页。
(6)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梁漱溟全集》第1卷,第439页。
(7)本段与下段,参见艾恺:《世界范围内的反现代化思潮——论文化守成主义》,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71-172页。
(8)梁漱溟后来论及儒释道三家时说:“既然学术是社会的产物,社会尚未发展到较高阶段,引入较深的人生问题,何以竟然有三家之学出现?我无可回答。我只认识得如上陈说的事实存在,而于各旧著中一向称之为文化早熟而已。”梁漱溟:《人心与人生》(1960—1975年),《梁漱溟全集》第3卷,第654页。
(1)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梁漱溟全集》第1卷,第529页。
(2)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梁漱溟全集》第1卷,第486页。
(3)参见罗志田:《文明与文化:后五四时代梁漱溟与胡适的争论》,《四川大学学报》2017年第3期。
(4)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梁漱溟全集》第1卷,第472页。
(5)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梁漱溟全集》第1卷,第529页。
(6)本段与下段,参见梁漱溟:《试论中国社会的历史发展属于马克思所谓亚洲社会生产方式》(1974年),《梁漱溟全集》第7卷,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68、270页。
(7)梁漱溟:《今天我们应当如何评价孔子》(1974年),《梁漱溟全集》第7卷,第292、301页。
(1)常燕生:《文化与国家》,《国论月刊》第1卷第2期(1935年8月),第9页。
(2)梁漱溟:《中国——理性之国》(1970年完成),《梁漱溟全集》第4卷,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217页。
(3)参见罗志田:《学问真性情:梁漱溟的批评与被批评》,《读书》2017年第7期。
(4)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梁漱溟全集》第1卷,第448页。
(1)这是梁漱溟对西方德谟克拉西的概括,见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梁漱溟全集》第1卷,第367-369页。
(2)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梁漱溟全集》第1卷,第343页;梁漱溟:《如何成为今天的我》(1928年),《梁漱溟全集》第4卷,第853页。
(3)梁漱溟:《朝话·中西学术之不同》(1932—1936年),《梁漱溟全集》第2卷,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132页。
(4)当然,梁漱溟也试图把中国的文化翻身说成是为了人类,而不仅是为了中国自己。他那著名的文化发展三段论,就是为全人类设计的。
(5)梁漱溟:《唯识述义·初版序言》(1920年),《梁漱溟全集》第1卷,第251页。
(6)本段与下段,参见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梁漱溟全集》第1卷,第407页。
(1)本段与下段,参见梁漱溟:《唯识述义》(第1册,1920年),《梁漱溟全集》第1卷,第277-280页。
(2)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梁漱溟全集》第1卷,第445页。
(3)比照欧洲的文艺复兴,以批评的态度“重新拿出”中国文化,是梁漱溟文化翻身理论的一个核心主张。说详罗志田:《文化翻身:梁漱溟的憧憬与困窘》,《近代史研究》2016年第6期。
(4)梁漱溟关于中医认识的演变,其实是他关于“解释系统”思考的核心,前已略述于《文化翻身:梁漱溟的憧憬与困窘》(《近代史研究》2016年第6期)一文中,敬请参看,下面对此只稍作补充。
(5)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梁漱溟全集》第1卷,第354-355、357-359、444页。
(6)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梁漱溟全集》第1卷,第358页。
(7)梁漱溟讲、陈政记:《中西医学比较观》(1922年1月),《梁漱溟全集》第4卷,第678-679页。
(8)本段与下段,参见梁漱溟:《中国——理性之国》,《梁漱溟全集》第4卷,第412-414、466-467页。
(1)梁漱溟:《人心与人生》,《梁漱溟全集》第3卷,第655页。
(2)梁漱溟:《朝话·中西学术之不同》,《梁漱溟全集》第2卷,第127-132页。
(3)严复:《救亡决论》(1895年),王栻主编:《严复集》,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1册,第52页。
(4)王国维:《〈东洋史要〉序》(1899年),《王国维全集》,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2009年,第14卷,第2页。
(5)参见王汎森:《晚清的政治概念与“新史学”》,《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台北:台北联经出版公司,2003年,第214-220页。
(6)梁漱溟讲、陈政记:《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讲演录》,《梁漱溟全集》第4卷,第580页。
(7)就像科学常被视为西人的专长,文字则是中国人的最爱。严复就曾以文字对应于自然来辨析中西文化的异同,他说:“吾国所谓学,自晚周秦汉以来,大经不离言词文字而已。求其仰观俯察,近取诸身,远取诸物,如西人所谓学于自然者,不多遘也。”严复:《〈阳明先生集要三种〉序》(1906—1907年),王栻主编:《严复集》,第2册,第237页。
(8)如梁漱溟回顾在山东邹平办乡村建设研究院时天天黎明起来领着年轻人作朝会,便注意到自己讲话,初时“声音低微而沉着,话亦简切;到后来则有些变了,声音较大,话亦较长”(梁漱溟:《朝话·朝会的来历及其意义》,《梁漱溟全集》第2卷,第41页)。这样的细节,很多人可能以为不值一提,梁漱溟却觉得必须表出,特别能体现他对表述的重视。
(9)梁漱溟讲、陈政记:《吾人的生活与家庭》(1922年1月),《梁漱溟全集》第4卷,第681页。
(1)梁漱溟:《朝话·东方学术之根本》,《梁漱溟全集》第2卷,第136页。
(2)参见罗志田:《中国传统的负面整体化:清季民初反传统倾向的演化》,《中华文史论丛》第72辑(2003年6月)。
(3)梁漱溟:《朝话·东方学术之根本》,《梁漱溟全集》第2卷,第136页。
(4)说详罗志田:《曲线救文化:梁漱溟代中国“旧化”出头辨析》,《思想史》第7期(2017年7月)。
(5)本段与下段,参见梁漱溟:《唯识述义·初版序言》,《梁漱溟全集》第1卷,第251页。按下段最后一句引文中“所讲的话”原作“所讲话的”,从文义改。
(6)参见胡适:《新思潮的意义》(1919年11月),《胡适全集》,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1册,第691-700页。
(7)梁漱溟:《朝话·真力量要从乡村酝酿出来》,《梁漱溟全集》第2卷,第96页。
(1)Joseph R.Levenson,Confucian China and Its Modern Fate,Vol.1,Berkeley&Los Angel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68,pp.156-163.
(2)梁启超:《十种德性相反相成义》(1901年),《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五》,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影印,第45页。
(3)参见罗志田:《权势转移:近代中国的思想与社会》(修订版),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
(4)参见E.A.Kracke,Jr,.“Sung Society:Change within Tradition,”Far Eastern Quarterly,Vol.14,No.4,Aug.1955,pp.479-488.费正清将此扩充到更长的时段,强调近代以前中国旧秩序的“成熟”或惰性使其只能允许在传统之内转变。John K.Fairbank,ed.,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Vol.10,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8,p.6;费正清:《导言:旧秩序》,《剑桥中国晚清史(1800—1911),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译室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上卷,第9-11页。并参见罗志田:《权势转移:近代中国的思想与社会》(修订版),第1-2页(原序页)。
(5)胡适:《充分世界化与全盘西化》(1935年6月),《胡适全集》,第4册,第585页。
(6)此承北京大学哲学系李猛教授提示。
(7)Alasdair C.MacI ntyre,After Virtue:A Study in Moral Theory,Notre Dame,Ind.: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1984,pp.1-3.还可参见此书中译本阿拉斯代尔·麦金太尔:《德性之后》,龚群、戴扬毅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第3-4页。
(8)可参见熊十力所说,“下流之水,既离其源,便自成一种流,而与源异”。熊十力:《读经示要》(1944年),《熊十力全集》,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3卷,第673页。
(1)本段与下段,参见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梁漱溟全集》第3卷,第288页。
(2)按梁漱溟说过,近代中国的“社会事实以演自中国数千年特殊历史者为本,而社会意识以感发于西洋近代潮流者为强”,其“事实所归落与意识所趋向,两不相应”。梁漱溟:《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梁漱溟全集》第5卷,第283-284页。
(3)其实梁漱溟对西洋的认知带有一定的想象,他所说的自由、民主和国家等,在西洋的“辨认”并不那么容易,迄今仍在进行中。而类似封建、阶级等,也不过是一时少有人关注,也未曾“辨认”清楚。
(4)庄泽宣:《中国民族的出路与中国教育的出路》,《教育研究》第33期(1932年2月),第55-56页。
(5)刘国钧发言,见《首都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座谈会纪事》,《文化建设》第1卷第6期(1935年3月),第10页。
(6)陈嘉异:《与王鸿一梁漱溟两君讨论中国文化暨党治乡治基本问题(再续)》,《新晨报》(北平)1930年5月12日,第1张第3版。
(1)葛宇心:《往东走?往西走?——再质梁漱溟先生》,《新晨报》1930年7月7日,第2张第7版。
(2)远生:《国人之公毒》,《东方杂志》第13卷第1号(1916年1月),第1-12页。
(3)黄炎培发言,见《中国本位文化建设座谈会纪事》,《文化建设》第1卷第5期(1935年2月),第15页。
(4)陶希圣:《为什么否认现在的中国》(1935年4月),《中国本位文化建设讨论集》,上海:文化建设月刊社编印,1936年,第244页。
(5)胡适:《今日思想界的一个大弊病》(1935年5月),《胡适全集》第22册,第299-302页。
(6)例如,“四书”“五经”就从曾经规范人伦的道义载体变为过去“学术思想”的载体及当时“学术思想”的对象,完全是个充满颠覆意味的转变。说详罗志田:《近代读书人的思想世界与治学取向》,北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5-11页。
(1)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梁漱溟全集》第1卷,第539页。
(2)梁漱溟:《朝话·东方学术之根本》,《梁漱溟全集》第2卷,第133-134页。
(3)李大钊:《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1918年7月),李大钊研究会编:《李大钊全集》,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卷,第214、223页。
(4)李麦麦:《评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中国文化问题导言》,上海:辛垦书店,1936年,第209页。
(5)参见李济:《中国人类学的若干问题》,原载The Chinese StudentsMonthly,Vol.17,No.4,1922,收入张光直主编:《李济文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5卷,第305页;李济:《民族学发展之前途与比较法应用之限制》(1939年讲,1941年发表),张光直主编:《李济文集》第1卷,第250-259页;张光直:《连续与破裂:一个文明起源新说的草稿》,《中国青铜时代》,第2集,台北: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90年,第131-143页;另见徐苹方、张光直:《中国文明的形成及其在世界文明史上的地位》,《燕京学报》新6期(1999年5月),第8-16页。
(6)梁漱溟:《东方学术概观(未完旧稿)》(约1961年)、《东方学术概观》(1975年),《梁漱溟全集》第7卷,第368-399、324-367页。具体的讨论参见罗志田:《近代“道出于二”语境下学科认同的困惑》,《天津社会科学》2015年第1期。
(1)梁漱溟:《认真读书改造世界观》(1971年),《梁漱溟全集》第7卷,第232页。
(2)梁漱溟:《读熊著各书书后》(1961年),《梁漱溟全集》第7卷,第754页。
(3)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梁漱溟全集》第1卷,第539页。
(4)梁漱溟:《略记当年师友会合之缘》(1962年起,1976年续),《梁漱溟全集》第7卷,第412页。
(5)梁漱溟:《主编本刊之自白》(1930年),《梁漱溟全集》第5卷,第21-22页。按本刊即《村治》。
(6)罗志田:《近代读书人的思想世界与治学取向》,第2页。
(1)梁漱溟:《朝话·谈规矩》,《梁漱溟全集》第2卷,第107页;梁漱溟:《请大家研究社会问题》,《梁漱溟全集》第5卷,第363页。
(2)本段与下段,参见梁漱溟:《朝话·谈规矩》,《梁漱溟全集》第2卷,第10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