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五斗米道的“官僚性”特质
The Bureaucratic Nature of the Wudoumi Sect of Daoism
作者：冯渝杰;
Author：
收稿日期： 年卷（期）页码：2016,202(01):-126-134
期刊名称：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Journal Name：Journal of Sichuan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Edition）
关键字：五斗米道;官僚性;宗教乌托邦;“汉家”解体;太平
Key words：
基金项目：2015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汉末宗教思潮与‘汉家’秩序之解体研究”(15CZS020);;
四川大学2015年青年教师科研启动基金项目“汉末宗教、术数与汉魏禅代再研究”(2082704184127)
中文摘要
对五斗米道"师君"、"祭酒"、"鬼卒"等教内称号以及"义舍"、"三原"、"行刑"等教内组织制度的深度剖析,可以明确五斗米道大范围效仿汉制的"官僚性"特质。据此可判断,五斗米道立教之纲或当脱胎于"汉家"之制,因而具有明显的在世"官僚性"特质;与此同时,出于宗教立教之考量,五斗米道又对这层"官僚性"赋予独特的宗教内涵,故也呈现出一定的出世特性。五斗米道刻意汲取汉制的现象,不仅具体反映出五斗米道的宗教乌托邦追求,更从实证层面揭示"汉家神学"对原始道教的内在形塑作用,以及原始道教从精神角度保存"汉家"秩序的宏阔愿景。这一点正是原始道教发起汉末宗教-政治运动,重建"太平"理想秩序的逻辑起点。
参考文献
1 Michel Strickmann,Chinese Magical Medicine,ed.by Bernard Faure,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2,p.5.另亦可参索安:《从墓葬的葬仪文书看汉代宗教的轨迹》,赵宏勃译,《法国汉学》第7辑,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137页。
2 索安:《国之重宝与道教秘宝——谶纬所见道教的渊源》,刘屹译,《法国汉学》第4辑,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第44页。
3 索安:《从墓葬的葬仪文书看汉代宗教的轨迹》,第137页。
1Barend J.Ter Haar,Ritual and Mythology of the Chinese Triads:Creating an Identity,Leiden:E.J.Brill,1998,p.315.转引自王大为:《一个西方学者关于中国秘密社会史研究的看法》,曹新宇译,《清史研究》2000年第2期。
2Peter Nickerson,Taoism,Bureaucracy,and Popular Religion in Early Medieval China,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8;Lai Chi Tim,“The Demon Statutes of Nu-qing and the Problem of the Bureaucratization of the Netherworld in Early Heavenly Master Daoism,”Toung Pao,Vol.88,2003,pp.251-281,收入黎志添编著:《道教研究与中国宗教文化》,香港:中华书局,2003年,第2-36页。
3在诸多探讨彼世官僚制组织形式的声音中,也有学者尝试提出中国神灵空间的“非官僚制”特征。比较典型者,如夏维明(Meir Shahar)和魏乐博(Robert K.Weller)认为:“中国的超自然界并非仅仅是中国政治体系的工具,亦非其社会等级结构的简单物化。我们现在知道,神系的官僚制层面仅是其诸多层面之一。……在神灵本身的形象之中,官僚主义的意象与社会违抗和离经叛道同时并存。”这种观点当然有利于我们深入思考中国宗教神灵秩序及其隐喻来源的复杂性,然而正如伯夷(Stephen R.Bokenkamp)所指出,“夏维明和魏乐博认为标志非官僚神灵的许多特征,对我来说并非不可能是日常中国政体中实际任职官僚的特征”。引文皆见伯夷:《道教神系》,《道教研究论集》,孙齐译,上海:中西书局,2015年,第109、110页。
4“前汉”“后汉”抑或“西汉”“东汉”皆乃后人的划分,按照东汉人自己的说法,东汉的建立即为“汉家”的“中兴”,“汉统”并未断裂。如《论衡》言:“五代皆一受命,唯汉独再,此则天命于汉厚也。如审《论衡》之言,生禀自然,此亦汉家所禀厚也。绝而复属,死而复生。世有死而复生之人,人必谓之神。汉统绝而复属,光武存亡,可谓优矣。”黄晖:《记衡校释》卷19《恢国篇》,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831页。
5考察可知,“五斗米道”这一称呼,当为时人对汉末西部宗教团体的俗称、他称(原因可能为入教时需交纳五斗米的教义),官府及正统史籍则一般呼为“米贼”“米巫”“米道”“鬼道”等,教内典籍及少数遗迹显示他们可能自称为“正一盟威之道”,或简称“正一道”,又有称为“天师道”者,皆存在一定程度的争议。相关讨论可参阅刘仲宇:《从盟威到授箓——早期道教入道方式探索》,刘仲宇、吉宏忠编:《正一道研究·第一辑》,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12年。本文仍取时人约定俗成(因为更少偏见)的“五斗米”之称。
6《三国志》卷8《张鲁传》,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263页。东部乃四战之地,容易被围剿而难以割据,这亦是太平道被镇压,五斗米道能割据的一个重要原因。
1《三国志》卷8《张鲁传》,第264-265页。并见《后汉书》卷75《刘焉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2437页,文字略异。
2姜生:《曹操与原始道教》,《历史研究》2011年第1期。
3《正一法文天师教戒科经·大道家令戒》,《道藏》第18册,北京:文物出版社、上海:上海书店、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236页。胡适、陈世骧、吉冈义丰、大渊忍尔、柳存仁、饶宗颐等认为《大道家令戒》成书于曹魏时期;汤用彤、唐长孺认为成于十六国元魏时期;杨联陞初主元魏成书说,后归曹魏说;小林正美则认为出于刘宋末。本文赞成曹魏成书说。相关学术史总结及研究可参阅马承玉:《〈正一法文天师教戒科经〉的时代及与〈老子想尔注〉的关系》,《中国道教》2005年第2期。
4《三国志》卷8《张鲁传》,第263-264页。
1洪适:《隶释·隶续》,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309页。
2文物编辑委员会编:《安徽亳县发现一批汉代字砖和石刻》,《文物资料丛刊》2,北京:文物出版社,1978年,第142-175页。
3相关讨论参见刘昭瑞:《“老鬼”与南北朝时期老子的神化》,《历史研究》2005年第2期。
4邓晔称“辅汉将军”之事见于《汉书》卷99、又见《东观汉记》卷9,《后汉书》卷1、卷16、卷17皆记为“复汉将军邓晔、辅汉将军于匡”。公孙述、张步、李通、王岑、王宠之事分别见于《后汉书》卷13、卷12、卷15、卷13、卷50。有关两汉之际“篡汉”与“复汉”思潮及运动的详细讨论请参阅冯渝杰:《从“汉家”神化看两汉之际的天命竞夺》,《历史研究》2015年第1期。至于蕴藉于“辅汉”之内的神学动机,可参阅冯渝杰:《印象与真相:黄巾运动有关历史书写辨证》,“历史的事实、真实与真理:第二届青年史学家论坛“论文,天津,2015年,第295-312 页。
5王树民:《廿二史札记校证》,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73页。相关讨论参见赵毅、王彦辉:《两汉之际“人心思汉”思潮评议》,《东北师大学报》(哲社版)1994年第6期。
6索安:《汉代における老子の神格化について》,吉冈义丰、苏远鸣(M.Soymié)主编:《道教研究》第3册,东京:丰岛书屋,1968年,第24-25页。
7巫鸿曾着力讨论铜镜铭文中“其师命长”与五斗米道的关系,并尤其强调“师”在早期道教中的神秘涵义。苏奎则针对性地提出了不同意见。相关讨论见巫鸿:《地域考古与对“五斗米道”美术传统的重构》《无形之神——中国古代视觉文化中的“位”与对老子的非偶像表现》,《礼仪中的美术》,郑岩等译,北京:三联书店,2005年,第499 、520页;苏奎:《铜镜铭文“其师命长”的考察》,《考古》2009年第3期。
8有关“天师”一词的独特内涵可参索安:“Le Fils du Ciel et le Matre Céleste,”(天子与天师)Transactions of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ge of Orientalists in Japan,No.XXIV,1979,pp.119-127.
9杨宽发现黄巾运动亦存在如此显著的一个特点:“就是始终没有称帝称王,和其他各次的农民起义不同。……他们虽然失去了统一的领导,也没有一支黄巾军称帝称王,甚至没有什么别的称号,人们都只用地名和领袖人名称呼他们。”见杨宽:《论黄巾起义与曹操起家》,原载《文汇报》1959年7月4日,此据郭沫若等:《曹操论集》,香港:三联书店,1979年,第387页。
10赵益指出:“早期民间教团奉酒的意义所在,是召集道民聚会时祭祀通神及行法的需要,因此设立‘祭酒’一职以职掌之。此与儒者以祭酒为学官同起一源,都是原始宗教奉酒祭祀的遗存。”所以,祭酒之称非为一教一派之专利,“三张之法影响后世颇巨,故而‘祭酒’之名被归纳为‘天师设治’教民之法,并为后世各家教派尤其是正一系所效仿”。见赵益:《道教“祭酒”小识》,《中国典籍与文化》1999年第4期,后改编收入其《六朝南方神仙道教与文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
11《后汉书》卷115《百官志》,第3572页。
1石泰安文原题为“Remarques Sur Les Mouvements Du Taosme Politico-Religieux AuⅡeSiècle Après Jésus-Christ”(Toung Pao,Vol.50,1963,pp.1-78),后经川胜义雄翻译(并经原作者若干补充),发表于吉冈义丰、苏远鸣主编:《道教研究》第2册,东京:昭森社,1967年,第5-113页。朱越利中译文据日文本全译,发表于任继愈主编:《国际汉学》第8辑,郑州:大象出版社,2003年,第371-435页。引文据朱越利中译本:《公元2世纪政治的宗教的道教运动》,第414页。
2根据学者的研究,久已亡佚的《千二百官仪》(后简称《官仪》)与今本《正一法文经章官品》(后简称《官品》)存在重要相似处。陈国符较早指出,《官品》即《千二百官章》(《道藏源流考》,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第360页)。稍后日本学者福井康顺进行了更详细研究,认为《官章》即《官仪》,《官品》即据《官仪》而作,成书年代在《抱朴子》以降、梁以前(《〈天官章本千有二百〉考》,《道教の基础的研究》,东京:书籍文物流通会,1965年,第37-52页)。刘琳详细对比了《登真隐诀》所引《官仪》与《官品》,发现《官仪》与《官品》“多数是文字相同或仅有小小不同”,只有“少数几条内容不大相同或大不相同”,故此判断《官品》“乃是张道陵所著《千二百官仪》的一个节抄本”(《三张五斗米道的一部重要文献——正一法文经章官品》,《古籍整理与研究》1989年第4期)。稍后日本学者小林正美进一步确认《千二百官仪》乃张陵或张鲁时所作,是天师道上章之仪所用的根本经典(《〈千二百官仪〉の思想と成立》,《六朝道教史研究》,东京:创文社,1990年,第389-400页)。丁培仁通过对《官仪》部分名称的考察,认为其体现了汉代名物观念,故确信《官仪》为汉代作品(《求实集:丁培仁道教学术研究论文集》,成都:巴蜀书社,2006年,第448页)。王宗昱进一步考察认为,今本《官品》并不是传世的“千二百官仪”的原本,而是从传世章本中抄录汇编而成的,但所抄汇的材料,确实是目前确知最早的请官仪式(《〈正一法文经章官品〉初探》,程恭让编:《天问·丙戌卷》,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39-256页)。蔡霧溪(Ursula-Angelika Cedzich)与傅飞岚(Franciscus Verellen)亦认为《官品》出自原本《官仪》。见Ursula-Angelika Cedzich,“Zhengyi Fawen Jing Zhangguan Pin,”in Kristofer Schipper,Franciscus Verellen,eds.,The Taoist Canon:A Historical Companion to the Daozang,Chicago&London: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4,pp.133-134;Franciscus Verellen,“The Heavenly Master Liturgical Agenda according to Chisongzis Petition Almanac,”Cahiers dExtrême-Asie,Vol.14 ,2014,p.293,note 6.最近蔡霧溪观点略有变化,认为《官仪》“保留有早期道教的思想体系及其实践活动的重要痕迹”,但又“颠覆性地提出从未存在过一份明确的《千二百官仪》原本,最初开始流传的文本反而是内容互有交迭却又互不相同的多种稿本,就如同它现在流传下来的形式所展示的一样”。详细讨论见Ursula-Angelika Cedzich,“The Organon of the Twelve Hundred Officials and Its Gods,”Daoism:Religion,History and Society,No.1,2009,pp.1-93.
3对于《官仪》中将军称号等较早指出者,见葛兆光:《张道陵“军将吏兵”考》,《汉学研究》1998年第2期,后收入其《屈服史及其他:六朝隋唐道教的思想史研究》,北京:三联书店,2003年。余欣在《信仰与政治:唐宋敦煌祠庙营建与战争动员关系小考》一文中亦曾指出该点(《浙江与敦煌学——常书鸿先生诞辰一百周年纪念文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261页)。有关汉代“将军”名号宗教性质的讨论见姜生:《原始道教之兴起与两汉社会秩序》,《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6期。
4吕鹏志:《唐前道教仪式史纲(一)》,《宗教学研究》2007年2期。
1王利器:《风俗通义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493页。
2有关秦汉传舍制度研究的学术史梳理及最新考察见侯旭东:《传舍使用与汉帝国的日常统治》,《中国史研究》2008年第1期。
3钱大昕认为张鲁的“义舍”“义米肉”之“义”字含有“皆与众同之意”。见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卷
19 ,杨勇军整理,上海:上海书店,2011年,第372页。
4《太平经》丁部《阙题》云:“推酒之害万端,不可胜记。……从今已往,敢有市无故饮一斗者,笞三十,谪三日,……各随其酒斛为谪。酒家亦然,皆使修城郭道路官舍,所以谪修城郭道路官舍,为大土功也;土乃胜水,以厌固绝灭,令水不过度伤阳也。”王明:《太平经合校》,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214-215页。《太平经》对因过而被罚做土功者赋予了五行相克的神秘含意,两者思想的相似性于兹可见。
5详细讨论参见孙齐:《中古道教法服制度的成立》,“综合的六朝史研究”学术研讨会论文,北京,2015年5月,第54-76页。
6《余嘉锡论学杂著·读已见书斋随笔·高功》,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672页。“如律令”在汉墓解注瓶中多见,研究者也多有论及,如程大昌《演繁露》卷12“如律令”条:“今道流符咒家凡行移悉仿官府制度,则其符咒之云如律令者是仿官文书为之。”赵彦卫《云麓漫钞》卷7亦有类似之说;陈槃谓:“两汉诏令书檄常语,道家亦袭用之。”以上皆见陈槃:《汉晋遗简识小七种·如律令》,《“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63本,第21页。
7有一点须注意,早期道教与王朝之间并非单方向的影响关系,实际上早期道教相关信仰、称号、制度等亦曾对王朝造成至深影响。早期道教的法剑信仰即是其中的典型一例,详细讨论请参冯渝杰:《道教法剑信仰衰落原因考》,《宗教学研究》2014年第1期。
8“汉家神学”即带有信仰属性的汉代的“天下一家”秩序。有研究指出,通过对“汉家”神性构造的发掘可揭示,在一般意义的汉帝国之上,尚存在一个神学层面的汉帝国——一个由谶纬架构起来,带有想象成分并兼具信仰属性的“汉帝国”。谶纬的注入、神化,及其与现实融合、交织之后形成的颇具神学内涵的“汉家”,指向的正是这个神学层面的“汉帝国”。详细讨论参见冯渝杰:《从“汉家”神化看两汉之际的天命竞夺》,《历史研究》2015年第1期。
1石泰安:《公元2世纪政治的宗教的道教运动》,第375-376、403页。与此紧密相关的论述还见第380、400 -401页,特别是401-404页。
2川胜义雄:《六朝贵族制社会研究》,徐谷芃、李济沧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34页。
3索安:《国之重宝与道教秘宝——谶纬所见道教的渊源》,第43页。
4吉川忠夫:《六朝精神史研究·后记》,京都:同朋舍,1984年,第570页。王启发中译本(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438-439页。
5Isabelle Robinet,Taoism:Growth of a Religion,translated by Phyllis Brooks,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7,p.55.
6以上内容牵涉颇为复杂,容另文详论。先期讨论请参阅冯渝杰:《印象与真相:黄巾运动有关历史书写辨证》。
7有关《老子想尔注》的成书时间及其与五斗米道的关系学界意见基本一致,可定其为五斗米道的教习经典。但关于《想尔注》的作者及其与《太平经》的关系尚存在一些争议。饶宗颐与大渊忍尔对两部经典的关系作了比较详细的考察,认为两者相通处甚多。姜生进一步发挥陈世骧认为《想尔注》成于张修而窃用于张鲁的观点,对学界长期流行的《想尔注》作于张陵或张鲁之手的看法提出不同意见,详细考察并认为《想尔注》应作于原五斗米道首领张修之手。参见饶宗颐:《〈想尔注〉与〈太平经〉》,《老子想尔注校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大渊忍尔:《初期の道教——道教史の研究其の一》,东京:创文社,1991年,第247-308页;姜生:《〈老子想尔注〉三题》,饶宗颐主编:《华学》第9、10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1514-1527页等。
1饶宗颐:《老子想尔注校证》,第13、24、36、38、44页。
2王明:《太平经合校》,第149、718页。
3张建群:《〈太平经〉的成书与“太平”思想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台湾师范大学,2006年,第100页。
4《老子想尔注》中多见其对君王“神器”的张目,如“狂或(惑)之人,图欲篡弑,天必煞之,不可为也”,“吾、道也,同见天下之尊,非当所为,不敢为之。愚人宁能胜道乎?为之,故有害也”,“国不可一日无君。五帝精生,河洛著名,七宿精见,五纬合同,明受天任而令为之,其不得已耳,非天下所任,不可妄庶几也”,“非天所任,往必败失之矣”。参见饶宗颐:《老子想尔注校证》,第36-37页。这一点亦与《太平经》同,反映了五斗米道的非对抗性或非颠覆性。
1都筑晶子:《六朝时代的江南社会与道教》,谷川道雄主编:《魏晋南北朝隋唐史学的基本问题》,李凭等译,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详细讨论见都筑晶子:《南人寒門·寒人の宗教的想像力について——『真诰』をめぐつて》,《东洋史研究》第47卷第2号,1988年,中译文收录于刘俊文主编:《日本中青年学者论中国史》(六朝隋唐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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