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传统中变”:清季安徽的学术沿承与“存古”履迹
“Change Within tradition”:the Academic Inheritance and the Trace of “Preserving the Ancient Learning” in Anhui of the Late Qing Dynasty
作者：郭书愚;
Author：
收稿日期： 年卷（期）页码：2017,208(01):-83-91
期刊名称：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Journal Name：Journal of Sichuan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Edition）
关键字：保存国粹;晚清“新教育”;存古学堂;清季安徽;皖学沿承
Key words：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清季民初的保存国粹办学努力——以存古学堂为中心的考察”(12FZS009);;
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研究专项项目“清代的学术与教育及其近代转型”(SKGT201204)
中文摘要
晚清最后几年,中国传统学术整体上呈崩坏断裂之势,但经典的研习在安徽仍蔚为风气。官绅皆有意追寻传统的兴学理念和方式,更在文化学术发展的内在理路上深度契合。古学的保存和传承,文教事业的发展,乃至学术风尚的嬗替,固不乏开放而前瞻的一面,但大体仍是"传统中变"的演进脉络。重建清季安徽的"存古"履迹,可见当时皖省官绅对于接续和传承中国传统学问的独特思考和选择;而由文教事业的兴办视角,关注当时皖学的传承脉络和特色,可以观察到注重师承"家法",而又开放包容的学术传统在近代特定时空中的承续,并为进一步研究相关精英士人,以及清季民初的学术与文化提供一个具体而微的例子。
参考文献
(1)关于“经典的淡出”,参见罗志田:《经典淡出之后:20世纪中国史学的转变与延续》,北京:三联书店,2013年,第1-11页。
(2)这里的“传统中变”是鉴取柯睿格(E.A.Kracke)教授对宋代社会的观察和表述。参见E.A.Kracke,Jr.,“Sung Society:Change within Tradition,”Far Eastern Quarterly,Vol.14,No.4,Aug.1955,pp.479-488.
(3)一些初步的考察和讨论参见郭书愚:《官绅合作与学脉传承:民初四川国学研究和教学机构的嬗替进程(1912-1914)》,《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5期。
(4)“皖学”一词虽已较频见于既存的学术研究和讨论中,但其所指仍较模糊而宽泛。本文尝试从地方文教事业的角度关注清季安徽的学脉传承和学术风尚。为便于考察,以下所用“皖学”一词意在标识学术的地域范围,除特别注明外,大体可说是“皖省学术”的简称,特此说明。
(1)存古学堂是清季“新教育”体系中保存国粹以迎应文化危机的主要办学形式,有全国性的办学规模,相关研究参见郭书愚:《四川存古学堂的兴办进程》,《近代史研究》2008年第2期、《开放而不失其故:张之洞兴办湖北存古学堂的努力》,《社会科学研究》2014年第6期。
(2)葛兆光:《世间原未有斯人》,《读书》1995年第9期。
(3)葛兆光:《欲以“旧道德新知识”六字包扫一切---读许全胜〈沈曾植年谱长编〉再说学术史的遗忘》,《书城》2008年5月号。
(4)1917年初,姚永概应后学贺葆真(贺涛之子)请求,举“当今海内为宋儒之学者”三人,胡元吉是其中之一。姚氏并为贺葆真讲胡元吉民元后“学伯夷归隐”之事。详见徐雁平整理:《贺葆真日记》,南京:凤凰出版社,2014年,第389页。
(5)桑兵:《从北洋军阀史到北京政府时期的民国史》,《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3期。
(6)王达敏教授也注意到,曾对桐城派有“持久而深刻”批判的周作人,在1930年代同样正面肯定桐城派是新文学的开端和导引。参见王达敏:《论桐城派的现代转型》,《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6期。
(7)张之洞:《创立存古学堂折》(光绪三十三年五月二十九日),苑书义等编:《张之洞全集》,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762-1766页。
(8)姚永概:《慎宜轩日记》,沈寂等标点,光绪三十四年三月十九日,合肥:黄山书社,2010年,下册,第1067页。
(1)《皖省创设存古学堂(安徽)》,《盛京时报》光绪三十四年五月二十三日,总第496号。
(2)沈曾植:《致胡元吉书》,载程希濂述,胡元吉、王立中合撰:《徵君程抑斋先生年谱》,薛贞芳主编:《清代徽人年谱合刊》下册,合肥:黄山书社,2006年,第848页。本文所用程朝仪年谱,皆为此版本,以下仅出以页码。
(3)《徵君程抑斋先生年谱》(第848页)载:光绪三十四年十月慈禧太后去世,安徽存古学堂“暂行停办”。但当时中央政府似并无暂停新政办学的政令。皖省的其他学务事项似乎也未受慈禧太后去世的影响。相关情形只能阙疑待考。
(4)《徵君程抑斋先生年谱》,第851页。
(5)缪荃孙与沈曾植、李详交契。沈曾植托缪氏将聘书转交李详,并请缪氏“代致拳拳,劝友驾临为荷”。参见李详:《记与沈子培先生定交事》,李稚甫编校:《李审言文集》,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年,下册,第967页;沈曾植:《致缪荃孙》(宣统二年六月四日),载《艺风堂友朋书札》,顾廷龙校阅,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上册,第176-177页。
(6)参见李稚甫:《李详传略》,李稚甫编校:《李审言文集》,下册,第1469-1470页。
(7)《皖省又将开办存古学堂(安徽)》,《申报》宣统三年三月五日。
(8)李详:《闻天台王子裳先生咏霓下世(有序)》,李稚甫编校:《李审言文集》,下册,第1348页。
(9)尹炎武:《朱李二先生传》,闵尔昌纂录:《碑传集补(四)》卷53,周骏富辑:《清代传记丛刊·综录类5》,台北:明文书局,1985年,第371-378页。尹炎武(1889-1971),又名文,字石公,号蒜山,江苏丹徒人,历任北京大学、辅仁大学、中法大学、河南大学教授,先后充任江苏通志馆、国史馆纂修。参见陈智超编:《陈垣来往书信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87页。
(10)高正芳:《安徽存古学堂---清末安徽新教育中之一节》,《学风月刊》第3卷第3期,1933年4月15日。
(11)李详:《汪本楹》,李稚甫编校:《李审言文集》,上册,第702页。
(12)高正芳:《安徽存古学堂---清末安徽新教育中之一节》,《学风月刊》第3卷第3期,1933年4月15日。
(13)陈佩实:《考查湖北存古学堂禀折》,《广东教育官报》宣统三年第5期,总第15号。
(14)《禀办存古学堂》,《大公报》宣统元年正月二十八日,总第2362号。
(1)朱之英修、舒景蘅纂:《怀宁县志》卷8,第13页B,1918年铅印本;《安徽通志馆教育考稿》卷3,第5页A,1934年铅印本。
(2)详见郭书愚:《清季中央政府对保存国粹学堂的态度演变》,《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2期。
(3)刘师培:《上端方书》,《刘师培全集》,北京:中央党校出版社,1997年,第3册,第534-535页。
(4)谢无量:《四川存古学堂募捐启》(宣统元年七月),四川大学档案馆藏四川存古学堂档案,第2卷,第36页。
(5)吴同甲:《致程朝仪书》(宣统二年八月十九日),载《徵君程抑斋先生年谱》,第851页。
(6)高正芳:《安徽存古学堂---清末安徽新教育中之一节》,《学风月刊》第3卷第3期,1933年4月15日。
(7)有关嘉庆、道光以降“不课举业、专勉实学”的书院之兴起,参见谢国桢:《近代书院学校制度变迁考》,胡适等编:《张菊生先生七十生日纪念论文集》,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第281-321页。
(8)另一方面,沈曾植又主张鉴取“外国大学高等教法”,更有明确的模仿目标。他心中理想的“存古”之路是以“中法”为根基,以“世界眼光”沟通中西间可通之处。参见郭书愚:《“书院日程”与“世界眼光”:沈曾植的“存古”努力及文化观》,《学术月刊》2015年第11期。
(1)沈曾植在宣统二年四月十四日致缪荃孙的信(《艺风堂友朋书札》,上册,第174页)中说,安徽存古学堂“微与部章略存通变,与鄂章亦不尽同,大旨科学宜用西国相沿教法,古学宜用我国相沿教法。书院日程,源流有自。此意发表,将为时流大哄”。
(2)沈曾植:《致缪荃孙》(宣统二年八月廿七日),《艺风堂友朋书札》,上册,第178页。“政随人改”在清季保存国粹办学努力中并不鲜见,吴庆坻办湖南存古学堂即是另一典型例子,详另文。
(3)沈曾植、吴同甲:《致程朝仪书》,载《徵君程抑斋先生年谱》,第849页;朱孔彰:《致李详(第一函)》,苏晨主编:《学土》卷3,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97页。
(4)姚永概:《慎宜轩日记》,宣统三年三月初一日,下册,第1182页。
(5)姚永概:《慎宜轩日记》,光绪三十四年九月二十七日,下册,第1087页。
(6)本段及下段所述除特别注明外,皆参见《徵君程抑斋先生年谱》,第822-850页。
(7)姚永概:《慎宜轩日记》,宣统二年八月十七日、宣统三年三月十三日,下册,第1162、1184页。
(8)姚永概:《慎宜轩日记》,宣统三年三月初一日,下册,第1182页。
(9)吴同甲:《致程朝仪函》(宣统二年八月十九日),载《徵君程抑斋先生年谱》,第851页。
(10)《皖省创设存古学堂(安徽)》,《盛京时报》光绪三十四年五月二十三日,总第496号。
(11)沈曾植、吴同甲:《致程朝仪书》(宣统二年四月),载《徵君程抑斋先生年谱》,第849-850页。
(1)高正芳:《安徽存古学堂---清末安徽新教育中之一节》,《学风月刊》第3卷第3期,1933年4月15日。
(2)张之洞:《湖北存古学堂课表章程》,苑书义等编:《张之洞全集》,第4386-4396页。
(3)参见朱孔彰光绪三十二年八月为程朝仪著述所写叙言,载《徵君程抑斋先生年谱》,第846-847页。
(4)据朱骏声《石隐山人自订年谱》(载《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年,第143册,第596页)所记,嘉庆七年(1802年)五月,朱氏“入紫阳书院附课肄业,时宫詹钱竹汀夫子主讲席,……初谒时有传授衣钵之语,极蒙奖惜,以国士目之,并许受业”。
(5)《徵君程抑斋先生年谱》,第835页;钱大昕:《〈左氏传古注辑存〉序》,《潜研堂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387页。
(6)程朝仪同治二年“偶于先代藏书中得《程子遗书》《性理综要》二种,读而爱之,始讲求性理之学”。参见《徵君程抑斋先生年谱》,第819-820页。
(7)朱维铮:《汉学与反汉学》,《中国经学史十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45页。
(8)《黟县名宿胡敬庵先生逝世》,《学风》1936年第6卷第6期。
(9)朱维铮:《汉学与反汉学》,《中国经学史十讲》,第157页。
(10)朱孔彰在光绪三十二年为程朝仪著述作叙时说,程氏“所著诗古文,皆有家法”(《徵君程抑斋先生年谱》,第846-847页),说明“家法”正为朱、程等人所看重。
(11)光绪三十四年九月程朝仪曾造访姚永概,姚氏四天后回访。当月底程氏归里,姚永概为其送行。翌年程朝仪子希濂又至姚永概家赠茶。参见姚永概:《慎宜轩日记》,光绪三十四年九月十九日、九月二十三日,宣统元年九月十四日,下册,第1086、1127页。
(12)姚永概为胡元吉母亲撰有墓志铭,还为胡氏先祖胡国泰撰有墓表,参见姚永概:《胡府君墓表》《节孝胡母孙孺人墓志铭》,《慎宜轩文集》,见《清代诗文集汇编》编纂委员会:《清代诗文集汇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791册,第363-364、380页。
(13)王蘧常编:《沈寐叟年谱》,《民国丛书》第76辑,上海:上海书店,1991年,第50-51页。
(1)李详:《论桐城派》,李稚甫编校:《李审言文集》下册,第887-888页。
(2)宣统二年八月李详到皖之初,姚永概即邀其与朱孔彰饮于长啸阁,方守彝陪座,李、方、朱三人皆有诗。翌月九日,李详又应邀与方守彝、朱孔彰游大观亭,“作重九之会”,后又至“清水塘观”等登高胜地“小饮”,姚永概后到,众人皆有诗。参见朱孔彰:《致李详》,苏晨主编:《学土》卷3,第97页;李详:《学制斋诗钞》卷2,李稚甫编校:《李审言文集》下册,第1236页;方守彝:《网旧闻斋调刁集》卷8,《清代诗文集汇编》编纂委员会:《清代诗文集汇编》,第766册,第292-293页。
(3)李详在《与张江裁函(第二通)》(载李稚甫编校:《李审言文集》,下册,第1070页)中自述,“为文,蚤从永嘉甬派入手。桐城派不喜用事,不喜色泽语,不喜用偶字”,自己“皆犯之。且好考据之学,宁有冗长不检处,而不可不通”。
(4)尹炎武:《朱李二先生传》,闵尔昌纂录:《碑传集补(四)》卷53,周骏富辑:《清代传记丛刊·综录类5》,第371-378页。
(5)尹炎武:《李审言先生传》,李稚甫编校:《李审言文集》,下册,第1448页。
(6)李详:《药裹慵谈》,李稚甫编校:《李审言文集》,上册,第702页。
(1)吴汝纶所言见光绪十三年七月十七日《慎宜轩日记》(上册,第509页),沈寂教授认为姚永概在日记中记下吴氏之言,“指明了他后半生应走的路”。参见沈寂:“前言”,姚永概:《慎宜轩日记》,上册,第7-8页。
(2)当时章太炎、刘师培等人即对提倡“调和汉宋”而不通“家法”者的浅薄颇不以为然,罗志田教授已注意及此。参见罗志田:《国家与学术:清季民初关于“国学”的思想论争》,北京:三联书店,2003年,第76页。
(3)晚些时候陈寅恪在《与刘叔雅论国文试题书》(《金明馆丛稿二编》,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第251页)中明确反对“认贼作父、自乱其宗统”,固然是就“从事比较语言之学”而言,或不涉“汉宋”。唯陈先生言辞相当考究,此言似有所指,多少提示着背弃“宗统”(“家法”)之弊不仅存在,而且恐怕已严重到“认贼作父”的程度。
(4)赵启霖:《复学部丞参诸公书》,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赵尔巽档案,案卷号469;赵启霖:《瀞园自述》,《赵瀞园集》,长沙:湖南出版社,1992年,第337-338页。
(5)注重“家法”的传统至少可以远溯至秦汉时“博士”的设立。而据沈曾植的观察,“清代汉学”的特点正是“讲家法至严。旧学家亦绝无门户之见”。参见沈曾植:《致缪荃孙》(宣统三年五月二日),《艺风堂友朋书札》,上册,第180页。这里所谓“绝无门户之见”的“旧学家”或有所指。但若说清代汉学“讲家法”和“无门户之见”是渊源有自,应不为过。
(1)参见教育部:《通令各省停办存古学堂文》,引在1913年6月江苏、广东教育司回复教育部的信函中,台北“国史馆”藏清学部档案,目录号195,案卷号134、142。另据姚永概1913年6月3日在日记(《慎宜轩日记》,下册,第1238页)中说,安庆文昌阁改为“图书馆,旁存古学堂改国学社”,则安徽存古学堂在民初似乎一度有某种形式的变体存在。
(2)严复:《与熊纯如书》,王栻主编:《严复集》,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3册,第605页。
(3)在“新文化史”的研究取向盛行之时,已有学者提醒我们“不要一窝蜂地寻找‘草根’的课题”,中国文化自有“崇尚精英”的传统,故仍应注重对“文化精英”的研究。参见王晴佳:《我们究竟应该怎样学历史?》,《新史学讲演录》,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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