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药师经》真伪问题新论
A New Understanding on the Authenticity of Bhaisajyaguru Sutra
作者：王飞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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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 年卷（期）页码：2017,208(01):-20-30
期刊名称：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Journal Name：Journal of Sichuan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Edition）
关键字：《药师经》;《灌顶拔除过罪生死得度经》;《大灌顶经》;伪经;中印文化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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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药师经》宣传东方药师如来信仰,在中土流传很广。由于其第一译来源不明,僧祐认为该经是"依经抄撰"的伪经。但在费长房、慧矩对勘梵本之后,尤其是后三译出现后,佛经目录学家均倾向于认为《药师经》为翻译佛经。现代的佛教研究者因该经中有一些中国文化因素而认为其是中土所撰之伪经,并认为后三译是《药师经》梵本回流中土后翻译而成的。这种说法固然很有新意,但忽视了佛教"抄经"与"伪经"的区别,也对当时的中印文化交流状况认识不足。其实,《药师经》有着一系列的佛经渊源,汉译《药师经》也有着梵本依据,其中的异常处均能得到很好地解释。因此,目前尚不能认定《药师经》为中土所撰之伪经。
参考文献
(1)鉴于《药师经》前后四译属于同一系统,除特别指出外,本文把《大灌顶经》卷十二《灌顶拔除过罪生死得度经》、隋达摩笈多所译《药师如来本愿功德经》、唐玄奘所译《药师琉璃光如来本愿功德经》及义净所译《药师琉璃光七佛本愿功德经》统称为《药师经》。
(2)关于南北朝隋唐时期的药师信仰可参考傅楠梓:《中古药师信仰研究》硕士学位论文,玄奘大学,1989年;关于敦煌地区的佛教信仰可参考党燕妮:《晚唐五代宋初敦煌民间佛教信仰研究》第二章“药师信仰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兰州大学,2009年。
(3)望月信亨:《佛教经典成立史料》,京都:法藏馆,1946年,第409-416页;长部和雄:《道密管见》《唐宋密教史论考》,京都:永田文昌堂,1982年,第211-233页;阿纯章:《灌顶经の成立について》,载《早稻田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纪要》四一,1995年,汉译本名为《关于灌顶经的成书》,载《华林(第三卷)》,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第173-182页。
(1)Lin,Fu-Shih,“Chinese Shamans and Shamanism in the Chiang-nan Area during the Six Dynasty Period(3th-6th century A.D.),”Ph.D.dissertation.Princeton University,1994.
(2)Michel Strickmann(司马虚):The Consection Sutra:A Buddhist Book of Spells,Chinese Buddhist Apocrypha,Edited by Robert Buswell,Honolulu:,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1990.pp.75-118.
(3)印顺:《读〈大藏经〉杂记》,载《印顺法师佛学著作全集》第十二卷《华雨集》(三),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92页。
(4)伍小劼:《〈大灌顶经〉研究---以〈灌顶拔除过罪生死得度经〉为中心》,博士学位论文,上海师范大学,2010年,第3-33页。此外,他还先后发表了三篇相关论文:《〈灌顶拔除过罪生死得度经〉与“文化汇流”》,《南亚研究》2010年第2期;《〈大灌顶经〉的宗教理想》,《史学月刊》2012年第3期;《日本古写经与〈大灌顶经〉研究》,《深圳大学学报》2013年第7期。
(5)方广锠:《再谈佛教发展中的文化汇流》,《敦煌研究》2011年第3期。
(6)杨维中:《〈药师经〉翻译新考》,《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4年第6期。
(7)僧祐:《出三藏记集》,苏晋仁、萧练子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第522页。
(1)僧祐:《出三藏记集》,第225页。
(2)《大正藏》第49册,第355页。
(3)《大正藏》第51册,东京:大正一切经刊行会,1934年,第857页。
(4)董志翘:《观世音应验记三种译注》,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36页。董先生认为道宣在《续高僧传》卷二十五中转写了《光世音应验记》中慧简的事迹,但是说慧简“梁初在道”是没有依据的。
(5)房玄龄等编:《晋书》,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973页。
(6)伍小劼:《〈大灌顶经〉研究---以〈灌顶拔除过罪生死得度经〉为中心》,第260页。《大灌顶经》第十、十一卷亦为中土所撰。
(1)如上述推论成立,《大灌顶经》很可能根本没有九卷本这一形式,《出三藏记集》中“从《梵天神策》及《普广经》《拔除过罪经》凡三卷是后人所集,足《大灌顶》为十二卷”之说可能有误,僧祐本人也应该没有看过九卷本。《大灌顶经》第一、六、七卷中都有“《灌顶》十二部经典”几个字,如果是九卷本先出,就会是“《灌顶》九卷经典”,二者的不同十分明显。此后的佛经目录学家基本上沿袭僧祐的记载,都应该没有见过九卷本。因此,《大灌顶经》前十一卷之内容本于第十二卷,即使前十一卷全部为伪经,也不能轻易否定第十二卷为真的可能性。
(2)《大正藏》第14册,第401页。
(3)日本学者新井藤慧认为包含三个不同藏本的《药师经》,见蔡耀明:《吉尔吉特(Gilgit)梵文佛典写本的出土与佛教研究》,《正观杂志》2000年第13期。
(1)伍小劼:《〈大灌顶经〉研究---以〈灌顶拔除过罪生死得度经〉为中心》,第20-23页。
(2)《大正藏》第14册,第328页。
(3)《大正藏》第3册,第567页。
(4)《大正藏》第19册,第134页。
(5)《大正藏》第21册,第883页。
(6)《大正藏》第9册,第54、58页。
(1)《大正藏》第20册,第665、661页。
(2)吴支谦译《佛说八吉祥神呪经》载:“(东方)去是五恒沙,有佛名药师具足王如来。无所著,最正觉,今现在说法,其世界名曰满一切珍宝。”(梁代之前所译)失译《佛说不思议功德诸佛所护念经》云:“东方满一切珍宝世界药师具足王如来。”
(3)《出三藏记集》,第226页。
(4)《大正藏》第55册,第37、39页。
(5)伍小劼:《〈大灌顶经〉研究---以〈灌顶拔除过罪生死得度经〉为中心》,第193页。
(6)《大正藏》第21册,第535页。
(7)《大正藏》第4册,第468-469页。
(1)《大正藏》第53册,第119页。
(2)其中,义净所译《药师琉璃光七佛本愿功德经》,宋、元、明、宫本均作“四百戒”,而高丽本作“二十四戒”,很可能是因慧简本而改写,因为义净本《药师经》在翻译时与玄奘本大同,很可能是参考了玄奘译本,而玄奘译本此处作“四百戒”。
(3)《大正藏》第41册,第455页。
(4)《大正藏》第53册,第205页。
(5)《历代三宝纪》卷十还载有求那跋摩《善信二十二戒》一卷,亦名《离欲优婆塞优婆夷具行二十二戒》,亦名《三归优婆塞戒》,和善信二十四戒不同。
(6)日本传教大师最澄于唐德宗贞元二十年入唐,其《天台法华宗学生式问答》卷四在讲述了《药师经》的五次翻译后说:“已有二十四戒,又一百四戒,又四百戒,众本不定,又无条文,迈法师云‘梵本随诵者不同,有此三别,是故译经三藏称本而翻,故有此不同也’”,说明最澄注意到了《药师经》翻译中存在差别的现象,但没有注意到慧简本二十四戒前有“善信”二字,《善信二十四戒经》应是当时中土依据佛经所编的“抄经”。
(7)伍小劼:《〈大灌顶经〉研究---以〈灌顶拔除过罪生死得度经〉为中心》,第171页。
(1)唐般若斫羯啰译《摩诃吠室啰末那野提婆喝啰阇陀罗尼仪轨》云:“若欲知地狱文案吉凶者,即呼五官使者。”这和本经说法相近。
(2)后世藏经中作《阎罗王五天使者经》。
(3)因此,隋代参与翻译《药师如来本愿功德经》的慧炬认为《灌顶拔除过罪生死得度经》“梵宋不融、文辞杂糅”。
(4)《大正藏》第12册,第1038页。
(1)《大正藏》第17册,第98、402页。
(2)《大乘义章》卷三谓“识乃神知之别名”。此句中“若福一切皆书”意思不通,似漏抄“如罪”两字。
(3)《大正藏》第37册,第124页。《华严经》称之为“同生天”,“如人从生,有二种天,常随侍卫,一曰同生,二曰同名,天常见人,人不见天。如来神变,亦复如是,非诸声闻所能知见,唯诸菩萨乃能覩见。”吉藏在《无量寿经义疏》卷一中云:“一切众生皆有二神:一名同生、二名同名。同生女在右肩上书其作恶,同名男在左肩上书其作善。四天善神,一月六反,录其名藉,奏上大王。地狱亦然,一月六齐,一岁三覆,一载八校,使不差错。故有犯者,不赦也。”则是融合了民间思想的新讲法。
(4)彭建兵:《敦煌石窟早期密教状况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兰州大学,2006年。
(5)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科学思想史》,北京:科学出版社,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456页。具体论述可参考该卷第十五章第六节“密教及其与道教的关系”;还可参考该书第五卷《化学及相关技术》之第五分册《炼丹术的发现和发明:内丹》第三十三章第七节“中国的内丹与印度的瑜伽和哈达瑜伽体系”。
(6)长部和雄:《唐宋密教史论考》,京都:永田文昌堂,1982年,第213页。
(7)伍加伧、江玉祥主编:《古代西南丝绸之路研究》,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78-96页。前文原载《南亚与东南亚资料》1984年第5辑;后文原载《印度宗教与中国佛教》,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第20-27页。
(1)P·C·雷易:《古代中世纪印度化学史》,转引自黄心川:《道教与密教》,台北:中华佛学研究所,《中华佛学学报》1999年第12期。
(2)朱越利:《藏传佛教和道教》,《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0年第4期。萧登福著有《道教与密宗》(台北:新文丰出版社,1993年)一书力证道教对密宗的影响,对密宗受道教影响状况做了详细的论述。但萧先生的一些观点仅仅依靠汉译佛经中的说法,忽视了有些佛经可能是中土所造之伪经。
(3)李南:《略论印度密宗的真言呪语》,《南亚研究》2005年第2期。
(4)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化学及相关技术》第五分册《炼丹术的发现和发明:内丹》,第257页。
(5)《药师经》中不少内容为该经独有。如讲到戒律时,慧简本云“菩萨二十四戒”,达摩笈多本云“菩萨一百四戒”,玄奘及义净本云“菩萨四百戒”,内容并不一致,但不管是菩萨二十四戒、一百四戒,还是四百戒,都不见于其他佛典。此外,《药师经》用“九横”表示九种会导致丧命的自然或人为灾难,讲到命终时可悬长四十九尺之“五色幡”续命,主张放生修福等也仅见于与《药师经》相关的个别佛典及少数密教经典,而不见于很多大乘佛经。
(1)纪赟:《〈心经〉疑伪问题再研究》,福严佛学院编:《福严佛学研究》2012年第7期。那体慧认为心经是中土所造的伪经,后随着玄奘西行,流入印度,被翻译成梵文,见Nattier,J.,1992.The Heart Sutra:A Chinese Apocryphal Text?Journal of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Buddhist Studies,Vo1.15(2)1992,pp.153-223.文章的主要观点在纪赟论文中有详细的引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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