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韩道教交流方式与特点研究
A Study on the Channels and Features of Taoist Communication between China and South Korea
作者：黄勇;
Author：
收稿日期： 年卷（期）页码：2016,203(02):-106-113
期刊名称：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Journal Name：Journal of Sichuan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Edition）
关键字：中韩;道教交流;交流方式;文化影响
Key words：
基金项目：2015年四川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道教在韩国的传播与发展”(skqy201533);;
2014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韩国道教史研究”(14BZJ032)
中文摘要
中韩道教交流可分为官方和民间两种交流方式。官方交流通常夹杂着明显的政治意图,民间交流则是纯粹的宗教文化互动。就现存文献记录来看,中韩道教交流以官方交流为主,民间交流为辅,但实际上民间交流也非常活跃。在两国之间的道教交流中,道教文化因素主要是由中国单向输入韩国,基本上没有出现从韩国回流中国的情况。道教传入韩国后虽未能发展成制度化宗教,却对韩国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
参考文献
①如果从箕子入朝算起,中韩文化交流的历史当有三千余年。然而,箕子入朝是否为史实,学界尚有不同见解。因而,出于一种审慎的态度,本文权且认为中韩文化交流至少有两千多年历史。
②梁银容:《福源宮建立歷史的意義》,韩国道教思想研究会编:《道教韓國文化》,首尔:亚细亚文化社,1988年,第485页。
③刘昫:《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九上《东夷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5321页。
①徐兢:《高丽图经》卷十八《道教释氏》“道教”条,首尔:亚细亚文化社,1972年,第93页。
②金富轼:《三国史记》卷二十、卷二十一《高句丽本纪》,首尔:景仁文化社,1977年,第156、158页。
③一然:《三国遗事》卷三《兴法》,东京:国书刊行会,1974年,第12、13页。
④刘昫:《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九上《东夷传》,第5321页。
⑤武德七年唐高祖就已派遣道士赴高句丽传教,第二年荣留王还专门派人赴唐学习道教。然而,在时隔十九年之后的贞观十七年,唐太宗再次派道士赴高句丽时,高句丽却还没有道观,不得不“以佛寺为道馆”。这就进一步证明,高句丽向唐朝请求学习道教,其实只是一种政治策略,而不是真的重视道教。“以佛寺为道馆”也说明,武德七年高句丽引进道教之后,道教势力并未超过佛教。在接待唐太宗派来的道士时“以佛寺为道馆,尊道士坐儒士之上”,不过是为了迎合唐太宗的权宜之计。
⑥月盈则亏,唐朝道士呪敕高句丽护国神龙,并加筑平壤新月城为满月城,实际上是在施行遏制高句丽国运以使其由盛而衰、由盈而亏的道教法术。
①一然:《三国遗事》卷三《兴法第三》,第13页。
②金富轼:《三国史记》卷九《新罗本纪》,第79-80页。
③李能和:《朝鲜道教史》,首尔:东国文化社,1959年,第67-68页。
④关于高丽睿宗时期宋、丽两国道教交流的情况,拙文《高丽道观福源宫考》《高丽睿宗与道教》已做过较为细致的研究,此处仅粗呈梗概,详述可参阅上揭两文,分别见《世界宗教研究》2013年第5期、《四川大学学报》(哲社版)2014年第6期。
⑤徐兢:《高丽图经》卷十八《道教释氏》“道教”条,第93页。
⑥郑麟趾:《高丽史》卷十二《睿宗世家》“睿宗三年七月乙亥”,平壤:朝鲜科学院出版社,1958年,第185页。
⑦梁银容:《福源宮建立歷史的意義》,韩国道教思想研究会编:《道教韓國文化》,第491页。
⑧林椿:《西河集》卷五《逸斋记》,《韩国文集丛刊》,第1册,首尔:民族文化推进会,1990年,第256页。
⑨陆游:《家世旧闻》卷上,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192页。
(10)徐兢:《高丽图经》卷二十四《节仗》,第128页。
(11)安东濬:《论韩国医学与道教之关系》,《道学研究》2005年第1期。
①可参阅黄勇:《高丽道观福源宫考》,《世界宗教研究》2013年第5期。
②高丽忠宣王的蒙古王后蓟国大长公主宝塔实怜,因嫉妒赵妃专宠,向元朝告状,诬陷赵妃以巫术诅咒公主,使王爱赵妃不爱公主,并将赵妃全家下狱。元朝王太后派遣五名番僧、两名道士来高丽“祓公主呪诅”。此次道士来高丽纯属解决王室内部纠纷,跟两国间道教交流无关。事见郑麟趾:《高丽史》卷八十九《后妃传》,第20-21页。
③郑麟趾:《高丽史》卷三十一《忠烈王世家》“忠烈王二十年十月丙戌”,第843页。
④苗威:《高丽忠烈王在中国》,《东疆学刊》2000年第2期。
⑤《明太祖实录》卷四八,《明实录》第二册,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第954页。
⑥卢思慎:《新增东国舆地胜览》卷四《开城府上》“阳陵井”条,《朝鲜群书大系续编》第6辑,京城:朝鲜古书刊行会,1912年,第212页。
⑦李能和:《朝鲜道教史》,首尔:普成文化社,1977年,第398页。
⑧郑麟趾:《高丽史》卷四十二《恭愍王世家》“恭愍王十九年四月庚辰”,第633页。
⑨李穑:《牧隐稿》卷七《送徐道士使还序》,《韩国文集丛刊》,第5册,第57页。
(10)郑麟趾:《高丽史》卷四十二《恭愍王世家》“恭愍王十九年六月乙亥”,第635页。
①金富轼:《三国史记》卷九《新罗本纪》,第38-39页。
②全海宗:《中韩关系史论集》,全善姬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第252页。
③据《八域志》之说,“逢申天师于终南山寺,得内丹秘诀”的新罗人是崔致远、崔承祐和金可纪。李重焕:《八域志》,《朝鲜群书大系》第13辑,京城:朝鲜古书刊行会,1910年,第33页。
④韩无畏:《海东传道录》,首尔:普成文化社,1998年,第262-264页。
⑤可参阅黄勇:《〈海东传道录〉和〈青鹤集〉所述韩国道教传道谱系考辨》,《宗教学研究》2012年第3期。
⑥李圭景:《五洲衍文长笺散稿》卷三十九《道教仙书道经辩证说》,韩国古典综合数据库,http:∥db.itkc.or.kr/itkcdb/mainI ndexI frame.jsp.
⑦金富轼:《三国史记》卷四十三《列传》,第366页。
①沈汾:《续仙传》,《道藏》,第5册,北京:文物出版社、上海:上海书店、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81页。
②洪万宗:《海东异迹》,首尔:乙酉文化社,1982年,第226页。
③朴趾源:《热河日记》卷四《避暑录》,上海:上海书店,1997年,第272页。
④车柱环:《金可記與道教》,韩国道教思想研究会编:《韓國道敎思想理解》,首尔:亚细亚文化社,1990年,第361-372页。
⑤赵汝籍:《青鹤集》,首尔:亚细亚文化社,1976年,第150、217页。
⑥洪万宗:《海东异迹》,第242页。
⑦许筠:《鹤山樵谈》,《稗林》第六辑,首尔:探求堂,1969年,第294页。
⑧李齐贤:《益斋集·益斋乱稿一》,《朝鲜群书大系》第19辑,京城:朝鲜古书刊行会,1911年,第181页。
⑨李奉镐:《明末清初亡命道士与朝鲜仙脉书》,《东方学》第23辑,2012年,第275-285页。
(10)金富轼:《三国史记》卷四十一《金庾信传》,第354页。
(11)王明:《抱朴子内篇校释》卷十五《杂应》,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270页。
(12)丁培仁:《三清、玉皇起源考》,四川大学宗教研究所编:《道教神仙信仰研究》,香港:中华道统出版社,2000年,第151页。
(13)徐居正:《东国通鉴》卷十八“肃宗七年”条,《朝鲜群书大系续编》第3辑,第548页。
①王应麟:《玉海》卷十六《地理·异国图书》,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上海:上海书店,1987年,第305页。值得注意的是,《海东绎史》等韩国典籍在转录此条资料时,都将沈忞的身份由道士改为进士,反映了韩国古代重儒轻道的主流观念。韩国古代典籍不注重记录道教,其实跟这种观念密切相关。
②郑麟趾:《高丽史》卷一百三十四《辛禑传》“禑王五年五月乙酉”,第720页。
③车柱环:《韩国道教思想》,赵殷尚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65页。
④可参阅黄勇:《韩国古代三神山信仰考论》,《四川大学学报》(哲社版)2012年第4期。
⑤金澈雄:《高麗中期道教盛行其性格》,韩国道教思想研究会编:《道教韓國的變容》,首尔:亚细亚文化社,1996年,第182页。据笔者的统计,高丽诸王举行道教斋醮活动的次数应该是211次。
⑥可参阅黄勇:《高丽睿宗与道教》,《四川大学学报》(哲社版)2014年第6期。
⑦李奎报:《东国李相国集》卷二,首尔:明文堂,1982年,第23页。
⑧李能和:《朝鲜巫俗考》,台北:东方文化书局,1971年,第15页。
⑨徐永大:《韩国仙道的历史展开》,金勋主编:《东方文化与养生》,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14年,第45页。
①安东濬:《论韩国医学与道教之关系》,《道学研究》2005年第1期。
②许浚:《东医宝鉴·内景篇》卷一《集例》,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13年,第1页。
③郑麟趾:《高丽史》卷二十六《元宗世家二》“元宗六年四月庚申”,第394页。
④柳得恭:《京都杂志》卷一《风俗》“第宅”条、卷二《岁时》“元日”“端午”条,京城:朝鲜古书刊行会,1910年,第349、357、370页。
⑤金迈淳:《洌阳岁时记》“六月”条,台北:东方文化书局,1971年,第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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