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川战役与大、小金川地区官主山川祭祀的兴起
The Jinchuan Campaign and the Beginning of the Official Cult of Mountains and Rivers in Jinchuan Areas
作者：徐法言;
Author：
收稿日期： 年卷（期）页码：2017,209(02):-54-63
期刊名称：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Journal Name：Journal of Sichuan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Edition）
关键字：金川战役;苯教;山神崇拜;山川祭祀
Key words：
基金项目：中国西部边疆安全与发展协同中心第一批科研项目“康乾时期清廷对川藏边地的经营与治理”(sk2011xtcx-01qn01);;
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研究专项项目(SKGT201204);;
四川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研究专项项目(skzx2015-sb23)
中文摘要
山神崇拜是两金川地区苯教信仰体系中的重要一环,以墨尔多、甲索为代表的嘉绒神山受到当地民众的广泛崇奉。在乾隆朝第二次金川战役期间,金川地区的苯教巫士借助山神之力呼风唤雨,念经诅咒,给清军在当地的军事行动造成了极大的不便。战争结束后,清廷将两金川苯教化的"山川之神"纳入了国家祭祀体系当中,有关它们在战争过程中"甘为邪术驱遣,妄行雨雪"之事也被刻意遗忘,重新塑以"效顺助灵"的新形象,从而转变为清廷统治与经营嘉绒地区的重要象征。
参考文献
(1)徐元浩:《国语集解·鲁语下》,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202页。
(2)参见朱溢:《论唐代的山川封爵现象---兼论唐代的山川崇拜》,《新史学》(台北)2007年第18卷第4期,第71-124页。
(3)第二次金川战役结束后,清朝官方将两金川改土归流之地称为“新疆”。
(4)大、小金川地区又是整个嘉绒地区苯教信仰的中心,明清时期,当地的政治制度具有“政教合一”的特点,土司不仅是苯教的虔诚信徒,同时也是拥有很高地位的修行者,土司家族兼有世俗与宗教的双重权威。
(5)潘时彤主纂、蔡仁政校释:《绥靖屯志》,金川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印,2001年,第221页。
(6)马长寿:《钵教源流》,张清海主编:《金川历史文化览略》(中),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01页。
(1)张原:《“大自在天的传奇”---墨尔多神山与嘉绒人的政治文化》,《中国人类学评论》第17辑,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0年,第3、9页。
(2)在嘉绒地区的众多神山中,两金川地区的墨尔多神山最为重要,居于中心地位。当地有一个广泛流传的传说称:在很古以前,藏区的各大山神发起召开一次群神大会,以讲经说法、比试武艺来定座次。经过七七四十九天的讲经答辩,九九八十一天的比武激战,来自东方的墨尔多山神压倒以喜马拉雅、冈底斯为首的众多山神,登上了首席的位置。这一传说充分展现了嘉绒人对山的自然崇拜及墨尔多神山在当地的地位。参见《嘉绒民俗志·山神崇拜》,转自张清海主编:《金川历史文化览略》(中),第291页。
(3)有关第二次金川战役善后措施的研究主要有曾唯一:《乾隆平定金川后的善后事宜》,《四川师范大学学报》1986年6期;潘洪刚:《乾隆朝两金川改土归屯之兴起》,《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88年5期;潘洪刚:《清代乾隆朝两金川改土归屯考》,《民族研究》1988年6期;李涛:《试析大小金川之役及其对嘉绒地区的影响》,《中国藏学》1993年第1期;徐怀宝:《清代金川改土为屯》,《首都师范大学学报》1995年5期;彭陟焱:《试论乾隆平定金川之影响》,《西藏研究》2003年1期;徐建军:《试论清代乾隆年间嘉绒藏族地区改土为屯政策》,硕士学位论文,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2006年。
(4)李大海:《清代新疆地区官主山川祭祀研究》,《西域研究》2007年1期。
(5)《平定两金川方略》,卷九十六,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年,乾隆三十九年五月丁亥条。
(6)王罗杰认为,第一次金川战役期间,乾隆君臣只是模糊地意识到两金川地区存在着喇嘛教信仰。参见Roger Greatrex,“A Brief Introduction to the First Jinchuan War,”in Alex McK ay,ed.,The History Of Tibet,London&New York:RoutledgeC urzon Press,2003,p.615.
(7)实际上,清廷正是在战争中丰富了对金川地区的各种认识,对当地宗教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认识过程,此点当另文详论。
(8)《平定两金川方略》,卷二十九,乾隆三十七年五月丙辰条。
(9)须特别注意的是,清代史料中出现的“红教”一词,大都非如今日所指为藏传佛教宁玛派的俗称,而是一个与“黄教”相对,意涵较为模糊的词汇。其指涉的大致范围是藏传佛教格鲁派以外的所有教派,且带有明显的异端意味。详见徐法言:《清代文献中的红教释义》,待刊。
(10)参见萧兵:《灵石崇拜和祈雨巫术---兼谈萨满教的札达仪》,《民族艺术》1997年3期。
(1)《平定两金川方略》,卷二十九,乾隆三十七年五月丙辰条;卷二十七,乾隆三十七年四月甲午条;卷三十一,乾隆三十七年六月庚辰条;卷二十九,乾隆三十七年五月癸丑条。
(2)《清高宗实录》,卷九一五,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乾隆三十七年八月戊寅条。
(3)《平定两金川方略》,卷六十一,乾隆三十八年六月丁酉条。
(4)昭梿:《啸亭杂录·木果木之败》,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217页。
(5)参见李心衡:《金川琐记·三官桥》,蔡仁政等校注,阿坝州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出版编印,1998年,第319页。
(6)Joanna Waley-Cohen,The Culture of War in China-Empire and the Military under the Qing Dynasty,London&New York:I.B.Tauris&Co.Ltd Press,2006,p.57.
(7)《平定两金川方略》,卷九十七,乾隆三十九年六月庚寅条。
(1)《平定两金川方略》,卷一〇八,乾隆三十九年十月壬寅条。
(2)早在第一次金川战役期间,在四川地区传教的天主教传教士李安德就曾在成都亲眼目睹许多为严寒冻掉手指脚趾的清军士兵由金川前线返回,可见当地的严酷气候必然对清军士兵造成严重的生理与心理创伤。参见“Andreas Ly on the First Jinchuan War in Western Sichuan(1747-1749),”Translated by Robert Entenmann,Sino-Western Cultural Relations Journal,1997,No.19,p.10.
(3)王昶:《六月初二日雷雪》《六月初三日雪》,《金川纪事诗》,张清海主编:《金川历史文化览略》(上),第424页。
(4)冯明珠、庄吉发主编:《金川档》,第二册,乾隆三十八年十月初四日上谕,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2007年,第1537页。
(5)《平定两金川方略》,卷九十七,乾隆三十九年六月庚寅条。
(6)乾隆帝曾数次派遣善用扎荅者往前线军营祈晴,可能还向章嘉活佛寻求帮助,据说后者曾多次施法破除两金川喇嘛的“邪术”,不过效果甚微。参见土观·洛桑却吉尼玛:《章嘉国师若必多吉传》,陈庆英、马连龙译,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7年,第269页。
(1)王先谦:《虚受堂文集》卷二《东华录序》,《续修四库全书(集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285页。
(2)《御制平定两金川方略序》,《清高宗实录》,卷一一二七,乾隆四十六年三月壬寅条。
(3)《平定两金川方略》,卷八十六,乾隆三十九年正月壬申条。
(4)《清史稿》卷三〇一《刘统勋传》,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0467页。魏源在《乾隆再定金川土司记》中也说“刘统勋前言金川不必劳帅”,木果木兵败,“至是则亦以兵不可罢”。参见魏源:《圣武记》,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305页。
(5)《清高宗实录》,卷九一三,乾隆三十七年七月丁巳条。
(6)《御制平定两金川方略序》,《清高宗实录》,卷一一二七,乾隆四十六年三月壬寅条。
(7)赵翼:《皇朝武功纪盛》卷四《平定两金川述略》,《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133册,台北:文海出版社,1966年,第147页。
(8)倪蜕:《土官说》,贺长龄、魏源编:《皇朝经世文编》卷八十六《兵政十七·蛮防上》,《魏源全集》,第17册,长沙:岳麓书社,2004年,第685页。
(9)《史记》卷一一七《司马相如传》,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3671页。
(10)《清高宗实录》,卷九三八,乾隆三十八年丁卯条。
(1)《平定两金川方略》,卷九十六,乾隆三十九年五月丁亥条。
(2)《平定两金川方略》,卷九十六,乾隆三十九年五月丁亥条。
(3)孔飞力:《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陈兼、刘昶译,北京:三联书店,2012年,第120页。
(1)《平定两金川方略》,卷一〇五,乾隆三十九年九月庚申条。
(2)据喇嘛达固拉僧格供称,“会咒语的只有都甲、堪布两个喇嘛,听见说掠去的人就交与都甲喇嘛,问领兵的大人名字,记下念咒。所咒教人心里迷惑,打仗不得胜”,“至于下雪下雹子他们向来会咒的。又听得说他们会咒起雷来打人”,“又供索诺木教人起誓取下头发、指甲每人各封一小包,上面写了名字交给都甲喇嘛,盛在匣内。有那个逃走的就咒那一个”。参见冯明珠、庄吉发主编:《金川档》,乾隆三十九年八月二十三日,达固拉僧格供词,第五册,第3431页;堪布喇嘛色纳木甲木灿供词,第六册,第4413页;都甲喇嘛雍中泽旺供词,第六册,第4427页。
(3)《清高宗实录》,卷一〇〇四,乾隆四十一年三月庚辰条。
(4)张原:《“大自在天的传奇”---墨尔多神山与嘉绒人的政治文化》,《中国人类学评论》,第17辑,第20页。
(5)《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乾隆四十三年三月初四日,成都将军明亮、四川总督文绶咨明于金川致祭山川事,档卷号0301-054,缩微号020-1261;《大清会典事例》卷六《礼部一五四·群祀》,乾隆四十二年,北京:中华书局影印,2013年,第7页。
(1)潘时彤主纂、蔡仁政校释:《绥靖屯志》卷五《仪注》,第95页。
(2)Cohen,The Culture of War in China,p.62.
(3)参见彭陟炎:《乾隆朝大小金川之役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2010年,第227页;齐德瞬、王力:《论金川之役与金川地区的社会变迁》,《西藏民族学院学报》,2008年第3期;张原:《“大自在天的传奇”---墨尔多神山与嘉绒人的政治文化》,《中国人类学评论》,第17辑,第24页。
(4)实际上,在第二次金川战役爆发前,金川的土司、百姓与藏传佛教格鲁派在政治、宗教上早有长期、频繁的交流,双方关系密切。当地民众对格鲁派、达赖喇嘛抱有敬意,而且由于佛苯融合,两种宗教在表现形式上有诸多相近之处,普通人恐怕根本难以准确地区分二者。详见徐法言:《走出“佛苯之争”的迷思---论第二次金川战役前金川地区苯教与藏传佛教格鲁派的关系》,《社会科学研究》2013年第3期。
(1)李心衡:《金川琐记·玉筍峰》,第153页。
(2)实际上远不止两种传统的碰撞与融合,还应考虑到满洲原有的萨满信仰与藏传佛教格鲁派信仰的“山神崇拜”可能造成的影响,此处难以展开,当另文探讨。
(3)清朝官方是一种政治表达,类似于近代民族国家的“主权宣示”;而对于嘉绒土著则是一种纯粹的“宗教”信仰,转山即亿万遍的颂读佛经,是信徒往生佛国净土过程中的修行。
(4)节选自《四姑娘山的传说》,《小金文史资料选辑》第一辑,张清海主编:《金川历史文化览略》(中),第418页。
(5)参见彭陟炎:《乾隆朝大小金川之役研究》,博士学位论文,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2004年,第94-95页;陈小强:《金川之乱后清军中的藏族将领》,《中国藏学》1994年第4期。
(1)转引自张原:《“大自在天的传奇”---墨尔多神山与嘉绒人的政治文化》,《中国人类学评论》,第17辑,第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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