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罗易就第二次北伐给斯大林的书面报告》(1927年8月29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下,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第431页。
(2)《斯列帕克给维经斯基的信》(1924年2月8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上,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第409页。
(3)包惠僧:《回忆马林》,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25)》第2辑,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第266页。
(1)有关调查数据详见杨天宏:《军阀形象与军阀政治症结:基于北洋时期问卷调查的分析与延展思考》,《近代史研究》待刊稿。
(2)当时比较著名的调查有:东南大学的民意调查,北高师民意调查,1923年中国大学十周年纪念公民常识测验,《密勒氏评论报》中国当今12伟人问卷调查(The Weekly Review of the Far East,Formerly Millards Review,Shanghai,China,from October 7,1922 to January 6,1923),《顺天时报》1922年8月“理想政府各员选举”,天津《益世报》报道的上海国民党党部“对俄民意测验”,北大25周年校庆民意调查,《京报副刊》“新中国柱石十人”民意测验,中国大学16周年纪念的社会心理测验,湖南妙高中学的民意调查,湖南长沙湘江学校的民意测验,武昌高师之群众心理测验,旅京湖南同乡会的民意调查,1923年《南洋周刊》的“假选举”。此外,《努力周报》也作了“假选举”。
(3)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第4辑(1923-1927),1930年12月30日补记,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340-341页。胡适补充写道:我这回来,挨了不少的骂。湖北一班共产派的学生出的《武汉评论》出了一个“欢迎”专号,其实全是谩骂。一篇署名“武源”的文章写道:“我们总观上述数事,胡适之先生是一个什么人?他自己亦应当自认是:‘不识时事,违反中国现时一班被压迫人民需要,帮助军阀会议解决国事,主张军阀官僚、高等华人在中国(行)狄克推多和羡慕皇威,助纣为虐的人。’”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第4辑(1923-1927),1926年11月4日,第212-215页。
(4)李剑农:《中国近百年政治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612页。
(1)高拜石:《孙传芳与吴佩孚之间》,《古春风楼琐记》第12集,台北:台湾新生报社,1981年,第149-150页。高拜石在书中(第150-161页)分析蒋百里效力孙的原因说:“蒋百里自民国初年起,奔走周旋于国内群雄之间,希冀能找到他所认为能达到‘至善之目的’的军事力量,他深以在强邻眈眈而视的局势下,打内战只是削弱国力代外敌造机会的。他赏识孙的英俊,也器重吴的风骨,心里存着团结孙、吴两个力量的打算,也是想绾合南北的伏线。”陶菊隐曾记述孙传芳聘蒋百里担任参谋长或江苏省长,蒋向孙推荐丁文江自代,丁又推荐陈陶遗为江苏省长,而自居淞沪市政督办,孙均“一一接受而发表”,可见其思贤若渴,延揽人才之一斑。参见陶菊隐:《蒋百里传》,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64页。
(2)傅孟真:《丁文江一个人物的几片光彩》,《独立评论》第189号,1936年2月23日,第10-11页。
(3)萧金芳:《收回上海公共租界和法租界会审公廨的经过》,上海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上海文史资料存稿汇编》第11辑“社会法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381-382页。
(4)胡适:《丁文江传》,海口:海南出版社,1993年,第86-93页。
(5)费侠莉:《丁文江:科学与中国新文化》,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年,第144-147页。
(6)丁文江:《答关于我们的政治主张》,《努力周报》第6、7期,1922年6月11、18日。
(1)齐锡生:《中国的军阀政治(1916-1928)》,杨若云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176页。
(2)傅孟真:《丁文江一个人物的几片光彩》,第10-11页。
(3)陈垣:《检讨卅年前曹锟贿选事》(1952年2月24日),陈智超主编:《陈垣全集》第22册,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627-629页。顾维钧亦指出:在曹锟当选总统问题上,是非颠倒,黑白混淆,“无论如何就这次选举而论,其中掺杂了许多流言、臆测和谣传”。参见《顾维钧回忆录》第1册,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译,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266页。
(4)参见杨天宏:《曹锟“贿选”控告的法律证据研究》,《历史研究》2012年第6期,第132-152页。
(5)《顾维钧回忆录》第1册,第266-268页。
(6)《蒋廷黻回忆录》,长沙:岳麓书社,2003年,第104页。
(1)沈亦云:《亦云回忆》,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68年,第183页。
(2)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冯玉祥日记》(1),1923年5月23、24日,6月8日,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第363、385、437页。
(3)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冯玉祥日记》(1),1923年6月6日,第379页。
(4)有关曹锟作为直系首领的种种“恶行”,详见刘楚湘:《癸亥政变纪略》,荣孟源等主编:《近代稗海》第7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65-178、293-313页。
(5)《鲍威尔对华回忆录》,邢建榕等译,上海:知识出版社,1994年,第89页;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白坚武日记》第1册,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494页。
(6)Lucian W.Pye,Warlord Politics:Conflict and Coalition in the Modernization of Republican China,New York:Praeger Publishers,Inc.,1971,p.124.
(7)濑江浊物:《吴佩孚正传》,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151-153页。
(8)《越飞给加拉罕的电报》(绝密),1922年8月25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25)》第1辑,第107-108页。
(9)胡政之:《南行视察记》(1927年3月6-9日),王瑾等编:《胡政之文集》下,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922页。
(1)陈冠雄:《奉直战云录》,荣孟源编:《近代稗海》第5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85页。
(2)劳伦斯·英培:《中国军队的军事力量---军阀统治时期》,来新夏主编:《北洋军阀》(1),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863页。
(3)濑江浊物:《吴佩孚正传》,第162-163页。
(4)《马林为格克尔同孙逸仙的谈话所作的记录》(1922年9月26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25)》第1辑,第135页。
(5)沈亦云:《亦云回忆》,第183页。
(6)《内田外务大臣致小幡驻华公使电》(1922年2月16日),章伯锋主编:《北洋军阀(1912-1928)》第4册,武汉:武汉出版社,1990年,第171-172页。
(7)濑江浊物编:《直皖战争始末记》,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组编:《近代史资料》第27辑,1962年第2期,第59-60页。
(8)孙铎:《吴佩孚与国民党》(1923年5月9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25)》第2辑,第512页。
(9)《吴佩孚致国际联盟调查团书》(1932年4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吴佩孚致国际联盟调查团信函二封》,《民国档案》2017年第4期,第3页。
(10)Odoric Y.K.Wou,Militarism in Modern China:The Career of Wu Pei-fu,1916-1939,Canberra: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Press,1978,p.185.
(1)《顾维钧回忆录》第1册,第266-268页。
(2)美国学者林霨(Arthur Waldron)在观察当时的民意之后指出,在各派军政势力中,直系是民意所托最有希望完成国家统一的一支力量,如果不是直奉战争使其受到严重打击和挫折,后来的一切(包括五卅运动和北伐)都不一定会发生。Arthur Waldron,From War to Nationalism:Chinas Turning Point,1924-1925,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5,pp.8-9.
(3)熊希龄、梁启超等:《复曹锟吴佩孚电》(1922年5月25日),夏晓虹辑:《饮冰室合集集外文》中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978-980页。对于第二次直奉战争直系的失败,不少人深感惋惜。康有为在直系因冯玉祥倒戈而败后,一病数月。他在给吴的信中说自己“生平伤心过于戊戌,以公败为仆病”。对于具有亲日倾向的段祺瑞担任临时执政后的政治举措,康氏“徒呼奈何”,而寄希望于吴东山再起:“望公康强,中国犹有望耳。”参见康有为:《致吴佩孚书》(1925年6月10日),汤志钧编:《康有为政论集》下,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1116页。
(4)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第3辑(1919-1922),1922年5月9日,第663页。
(5)胡适:《假如我们做了今日的国务总理》,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第11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83页。
(6)参见白吉尔:《中国资产阶级的黄金时代(1911-1937)》,张富强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39页。
(1)《内田外务大臣致小幡驻华公使电》(1922年2月16日),章伯锋主编:《北洋军阀(1912-1928)》第4册,第171-172页。
(2)齐锡生:《中国的军阀政治(1916-1928)》,第95-96页。
(3)何易、潘荣:《五省联帅孙传芳》,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6-9页。
(4)吴廷燮:《段祺瑞年谱》,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9页。
(5)濑江浊物:《吴佩孚正传》,第139-140页。
(6)张殿兴编:《阎锡山回忆录》,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3页。
(7)《顾维钧回忆录》第1册,第265-270页。
(8)张祥宾:《曹锟传》,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10页。
(9)李鸿章在奏折中称:“臣亲临考验各项操法,一律娴熟,试以炮台工程做法及测绘,无不洞悉要领,因择其屡考优等生,饬令回营转相传授。学生之著者有:段祺瑞、冯国璋、王士珍、段芝贵、陆建章、王占元、雷震春、张怀芝、曹锟、李纯、蔡成勋。”参见张国淦:《北洋从政录·北洋军阀的起源》,杜春和编:《张国淦文集》,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0年,第5页。
(10)《鲍威尔对华回忆录》,第92页。
(11)参阅福尔索姆:《朋友客人同事:晚清的幕府制度》,刘悦斌、刘兰芝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
(12)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杜春和等整理:《白坚武日记》第1册,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291-306页。
(1)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杜春和等整理:《白坚武日记》第1册,第291-306页。白坚武在后来的日本侵华战争中降日,有出卖国家民族利益的行为,被冯玉祥所杀。但这是后来的变化,1920年代的白坚武是吴佩孚具有新思想的高参。
(2)《孙逸仙给越飞的信》(1922年12月20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25)》第1辑,第167页。
(3)有关调查文献请看《民意中之理想政府员第二届投票结果》,《顺天时报》1922年8月22日,第4版;“Who are the twelve greatest living Chinese?”The Weekly Review of the Far East,Formerly Millards Review,Shanghai,October 14,1922;张耀翔:《高师纪念日子“民意测验”》,《觉悟》1923年1月14日,等等。研究成果参见杨天宏:《军阀形象与军阀政治症结:基于北洋时期问卷调查的分析及延展思考》,待刊稿。
(4)吴廷燮:《段祺瑞年谱》,第122-123页。
(5)详见杨天宏:《国民党与善后会议关系考析》,《近代史研究》2000年第3期,第95-116页;杨天宏:《北洋政府和平统一中国的尝试---善后会议再研究》,《近代史研究》2009年第5期,第74-89页。
(6)老圃:《读五代史(三)》,杨荫杭:《老圃遗文辑》,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1993年,第654-656页。一些实力稍逊的地方军阀,其形象也不像其政敌宣传得那样可怕,四川军阀杨森就是一个典型。有关杨森研究详见Robert A.Kapp,Szechwan and the Chinese Republic:Provincial Militarism and Central Power,1911-1938,New Haven and 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1973,pp.28-29.
(7)政之:《中山先生逝世之哀感》,王瑾等编:《胡政之文集》下,第1127页。
(1)孟森:《救国与伐罪之界划》(1924年11月),《孟森政论文集刊》,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1125页。
(2)劳祖德整理:《郑孝胥日记》第4册,1922年2月5日,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第1896页。
(3)《弗莱彻致司徒拔备忘录》(1923年4月25日),王建朗主编:《中华民国时期外交文献汇编(1911-1949)》第4卷上,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第134页。
(4)胡政之指出:“方今广东之孙,东南之卢,东北之张,均有整理内部之觉悟。中山方欲实行兵工于岭南,浙卢近谋提倡实业于境内。奉张则改革金融,整饬吏治,久著成效。”也肯定了张作霖治理东北的成效。政之:《东南问题与大局》,胡玫等编:《胡政之文集》上,第103页。
(5)胡适:《谁是中国今日的12个大人物》,《努力周报》第29期,1922年11月19日,亦载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第11集,第101-103页;胡适:《杂感:谁是中国今日的十二个大人物》,《晨报副刊》1922年11月25日,第3版。
(6)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第4辑(1923-1927),1925南行杂记,第212页。
(7)《蒋廷黻回忆录》,第104页。
(8)梁启超:《过渡时代论》,《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六,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32页。具体分析详见杨天宏:《梁启超传》,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56-164页。
(9)一篇署名“脱羁”的文章写道:“中国数千年之政体,专制政体也。历代英君雄主,恐民之起而抗己也,乃为种种防民之术。于是挟弩有禁,佩剑有禁,饰其词曰偃武修文,美其名曰重文轻武,务使人尽病夫,国无壮士,而心始甘焉。”脱羁:《军国民主义》,《萃新报》第6期,1904年9月10日,第1-4页。
(1)汉民:《就土尔其革命告我国军人》,《民报》第25期,1910年2月。
(2)《各省教育总会联合会第一次报告·请定军国民教育主义案》,《申报》1911年8月17日,第2张第2版。
(3)王先慎:《韩非子集解》,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第445页。
(4)林同济:《战国时代的重演》,《战国策》创刊号,1940年4月1日,第1-9页。
(5)费正清主编:《剑桥中华民国史》上册,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第321页。
(6)林蔚:《战争、民族主义与基督教高等教育:1924-1925》,《中西文化与教会大学》,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89页。
(7)张殿兴编:《阎锡山回忆录》,第3页。
(8)陶菊隐:《记者生活三十年》,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55页。
(9)濑江浊物:《吴佩孚正传》,第139-140页。
(10)李宗仁口述、唐德刚撰写:《李宗仁回忆录》上卷,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32页。
(1)蒋梦麟:《西潮·新潮》,长沙:岳麓书社,2000年,第111-113页。
(2)来新夏等:《北洋军阀史》上册,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40页。
(3)Pye,Warlord Politics,p.11.
(4)王恒提出的判定军阀“制度”和“准制度”的特质,“就是每一个‘军阀’都备有左列之相同要素:1.据有一定之防地;2.自由练兵敛财,及处分一切民政;3.个人地位,均以实力为保证,不经人民票举也不经中央任命(任命也是假的),所以每一个军阀的势力范围,即是一个小侯国”。参见王恒:《军阀是个什么东西》,《京报》1926年2月20日。
(5)塞缪尔·亨廷顿:《军人与国家:军政关系的理论与政治》,李晟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161页。关于军阀形成的制度原因,笔者将在《军阀形象与军阀政治症结:基于北洋时期问卷调查的分析及延展思考》一文中详细讨论,此处从略。
(6)高亨:《诗经今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9、173、244页。
(7)参阅皮明勇等:《科举兴衰与中国军事的演变》,《战略与管理》1996年第5期,第31页。
(8)即便是在晚清,流风所被,读书做官仍被视为十分荣耀的事。陈独秀家乡流行的两句谚语,“去到考场放个屁,也替祖宗争口气”,通俗而质直地说明了这一点。参见陈独秀:《实庵自传》,转引自任建树:《陈独秀传》上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18页。这种价值取向决定了“文人”在社会地位上要高于“武夫”。朱德儿童时代被家人送去上学,按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因为当时“收税人、官吏和士兵尊重或害怕受过教育的人”,转引自吉尔伯特·罗兹曼主编:《中国的现代化》,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比较现代化”课题组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49页。
(1)详见杨天宏:《军阀形象与军阀政治症结:基于北洋时期问卷调查的分析与延展思考》,《近代史研究》待刊稿。
(2)翁有为:《五四前后时人对军阀现象的认识》,《历史研究》2015年第6期,第95-115页。
(3)《学界消息:湖南长沙湘江学校的民意测验》,《学生杂志》第12卷第3期,1925年,第13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