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胡适:《惨痛的回忆与反省》,《独立评论》第18号,1932年9月18日,第11页。
(2)章太炎心目中能成伟大人物的乃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辈,“今世果有如曾、胡、左者,则人自依倚以为主干,就不能然,但得张之洞辈,亦可保任数岁,赖以支持。而偏观近世人物,如此数君者无有也”。参见章太炎:《在四川学界之演说》(1918年春讲于重庆),《章太炎全集》之《演讲集》(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269-270页。研究者也注意到近代中国失去重心的这一现象。参见罗志田:《失去重心的近代中国:清末民初思想权势与社会权势的转移及其互动关系》,《民族主义与近代中国思想》,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8年,第149-192页。
(3)王汎森指明:“‘群’与‘社会’虽然几乎同时出现,但两个观念有一更迭期。大体上从甲午之后到义和团之间是‘群’流行的时期,此后有一段时间,‘群’与‘社会’交迭使用;大致要到辛亥革命前四、五年,‘社会’一词才渐流行。”金观涛、刘青峰也指出,戊戌前后以“社会”翻译society已从日本引入中国,但流行的是“群”,鲜少用“社会”指称society。从“群”到“社会”的转变,大致发生在1901至1904年间。参见王汎森:《傅斯年早期的“造社会”论---从两份未刊残稿谈起》,《中国文化》第14期(1996年12月),第203-212页;金观涛、刘青峰:《从“群”、“社会”到“社会主义”》,《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35期(2000年6月),第1-66页。
(1)参见冯凯:《中国“社会”:一个扰人概念的历史》、木村直惠:《“社会”概念翻译始末---明治日本的社会概念与社会想象》,见孙江、陈力卫主编:《亚洲概念史研究》第2辑,北京:三联书店,2014年,第99-137、138-153页。拙文《“社会”的从无到有---晚清中国新名词、新概念的另面历史》对此亦有分析,该文曾提交德国汉堡大学于2015年7月17-18日举办的工作坊“Conceptual and Intellectual History:Recent Trends in East Asian Studies”,待刊。
(2)这方面的讨论参见章清:《省界、业界与阶级:近代中国集团力量的形成及其困局》,《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4期;《“界”的虚与实---略论汉语新词与晚清社会的演进》,《东亚文化交涉研究》别册第7号(2011年3月),日本关西大学,第55-76页。
(1)胡适:《澄衷日记》,“1906年3月4日”,季羡林主编:《胡适全集》第27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2页。
(2)胡适:《澄衷日记》,“1906年3月18日”,次日又记“批阅阅报社章程稿”,《胡适全集》第27卷,第3页。
(3)胡适:《澄衷日记》,“1906年3月26日”,《胡适全集》第27卷,第7页。
(4)胡适:《澄衷日记》,“1906年5月6日”,《胡适全集》第27卷,第26页。
(5)胡适:《澄衷日记》,“1906年5月13日”,《胡适全集》第27卷,第28-29页。
(6)胡适:《澄衷日记》,“1906年5月14日”,《胡适全集》第27卷,第29页。
(7)胡适:《澄衷日记》,“1906年5月25日”,《胡适全集》第27卷,第36页。
(8)胡适:《澄衷日记》,“1906年5月27日”,《胡适全集》第27卷,第37页。
(9)胡适:《澄衷日记》,“1906年6月1日”,《胡适全集》第27卷,第42页。胡适对家乡事务之关切,此一时期已有充分体现。在与家乡同学的通信中就显示胡适在思考创办《绩溪报》事,并向同学借阅《绩溪县志》一书。令其颇感欣慰的是,“吾邑来沪诸人无不争自濯磨,争自树立,殊足为桑梓庆”。而在留学西洋研究文学还只是妄想之际,胡适也表示愿意继续留在上海,益处即体现在“可为吾绩旅沪旅淞诸人作一机关部”。参见胡适:《致春度》(1908年12月30日),《胡适全集》第23卷,第11-12页。在未来的日子里,“同乡”因素也成为胡适重要的“社会资源”。
(1)《凡例》,《竞业旬报》第1期(1906年9月11日),第5-9页。
(2)《竞业学会章程》,《竞业旬报》第2期(1906年11月7日),第45-46页。
(3)最能体现胡适此种关切的,无过于其所撰写的《真如岛》。这是胡适写的第一部章回小说,从《竞业旬报》第3期开始登载,以后断断续续刊登至第37期,计11回,未完。
(4)胡适:《无鬼丛话》(二),《竞业旬报》第26期(1908年9月6日),第29-30页。
(5)胡适:《论毁除神佛》,《竞业旬报》第28期(1908年9月25日),第5页。
(6)《申报》创刊后不久刊发的文字即有“社会”的用例,但往往都是传统意义上的“社”与“会”的表述。如1875年9月8日刊发的《闹社会》一文,描绘的即是中元鬼节期间所举办的近似于庙会的活动。
(7)铁儿:《论承继之不近人情》,《竞业旬报》第29期(1908年10月5日),第1-5页。该文又题作《论承继之非理》,刊《安徽白话报》第1期(1908年10月5日),第4-7页。文字略有差异。
(8)铁儿:《白话(一)爱国》,《竞业旬报》第34期(1908年11月24日),第6页。亦有论者阐明:这一时期胡适所崇尚的美德之本,“一言以蔽之,就是爱国”。江勇振:《舍我其谁:胡适》第1部《璞玉成璧,1891-1917》,北京:新星出版社,2011年,第138页。
(1)胡适:《本报周年之大纪念》,《竞业旬报》第37期(1908年12月23日),第4-5页。
(2)冯自由:《革命逸史》第4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241页。
(3)胡适:《四十自述》,《胡适作品集》第1集,台北:远流出版公司,1986年,第71页。
(4)许烺光:《中国人与美国人》,徐德隆译,台北:巨流出版公司,1988年,第20页。对此的检讨参见章清:《近代中国留学生发言位置转换的学术意义---兼析近代中国知识样式的转型》,《历史研究》1996年第4期。
(5)《留学日记》卷十五,“1916年11月9日”,《胡适全集》第28卷,第481页。
(6)胡适这些经历所获得的启示是他在上海的经历所无法比拟的,正像1915年他离开寄居五年之久的绮色佳时在日记中所说明的:“吾尝谓绮色佳为‘第二故乡’,……此五年之岁月,在吾生为最有关系之时代。其间所交朋友,所受待遇,所结人士,所得感遇,所得阅历,所求学问,皆吾所自为,与自外来之梓桑观念不可同日而语。其影响于将来之行实,亦当较儿时阅历更大。”见《留学日记》卷十一,“1915年9月21日”,《胡适全集》第28卷,第271页。
(7)胡适:《致章希吕》(1911年12月15日),《胡适全集》第23卷,第35-36页。
(1)《留学日记》卷四,“1914年6月8日”,《胡适全集》第27卷,第329-330页。
(2)《留学日记》卷四,“1914年6月7日”,《胡适全集》第27卷,第329页。
(3)胡适:《政党概论》,《留美学生年报》第3年本(1914年1月),第60页。
(4)《留学日记》卷七,“1914年9月28日”,《胡适全集》第27卷,第518页。
(5)《留学日记》卷三,“1914年1月25日”,《胡适全集》第27卷,第261页。
(6)有必要强调的是,在获得“社会”概念之前,中国读书人并非没有相关问题的论述,也有与所谓的“社会”发生关联的一幕。尤有甚者,与“社会”密切相关的“天下”与“世”,还堪称构成中国读书人思考的重心所在。所谓“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以及宋儒围绕“格致诚正,修齐治平”阐述的看法,凡此种种,皆构成读书人成就功业的关键所在。相应的,所谓“入世”与“出世”,也构成检讨中国文化、分析过去读书人的焦点所在。参见余英时:《从价值系统看中国文化的现代意义》,台北:时报出版公司,1984年。不过,无论是“天下”,还是“入世”与“出世”之“世”,所指向的“外部世界”往往是虚指,与“社会”概念的具象化,不可相提并论。
(7)《留学日记》卷九,“1915年5月28日”,《胡适全集》第28卷,第148页。
(8)《留学日记》卷十,“1915年6月16日”,《胡适全集》第28卷,第159页。
(9)《留学日记》卷十二,“1916年1月11日”,《胡适全集》第28卷,第297-298页。
(1)《留学日记》卷十二,“1916年1月25日”,《胡适全集》第28卷,第306页。
(2)《留学日记》卷四,“1912年11月10日”,《胡适全集》第27卷,第222-223页。
(3)胡适:《非留学篇》,《留美学生年报》第3年本(1914年1月),第13、20页。
(4)《留学日记》卷九,“1915年2月20-21日”,《胡适全集》第28卷,第56-57页。
(5)《留学日记》卷十二,“1916年1月31日”,《胡适全集》第28卷,第315-316页。
(6)《留学日记》卷十七,“1917年6月9日-7月10日”,《胡适全集》第28卷,第565页。
(1)Lucian W.Pye,The Spirit of Chinese Politics:A Psychocultural Study of the Authority Crisis in Political Development,New Edition,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2,p.3.
(2)陈独秀:《敬告青年》,《青年杂志》第1卷第1号(1915年9月15日),第4页。
(3)顾颉刚:《致罗家伦》(1920年5月5日),《胡适来往书信选》(下),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附录一”,第520页。
(4)鲁迅:《端午节》,《小说月报》第13卷第9号(1922年9月10日),第1页。
(5)胡适:《易卜生主义》,《新青年》第4卷第6号(1918年6月15日),第490-507页。
(6)胡适、蒋梦麟:《我们对于学生的希望》,《新教育》第2卷第5期(1920年1月),第592页。
(7)胡适:《致吴虞》(1920年9月3日),《胡适全集》第23卷,第309-310页。
(8)程觉非:《恶社会》,《近思》第17期(1924年4月),第21页。
(9)燕生:《反动中的思想界》,《晨报副镌》1922年5月25日,第1-2版。发表于《新潮》杂志的文章,尽管将“思想改造”作为优先的选择,但也明确将“社会改造”作为长远的目标。参见吴康:《从思想改造到社会改造》,《新潮》第3卷第1号(1921年10月1日),第27页。
(1)梁启超:《发刊辞》,《大中华》第1卷第1期(1915年1月20日),第14-16页。次年在与记者谈话中,梁又明确指出:“非亟从社会教育上痛下工夫,则宪政基础终无由确立。”此着虽似迂远,却是必要的。为此他同样引述了孟子所谓“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苟为不畜,终身不得”。《纪梁任公先生谈话》,《大中华》第2卷第8期(1916年8月16日),“附录”,第1页。又见《与报馆记者谈话》,《饮冰室合集》第4册,“专集之三十三”,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133页。
(2)内中还指出:“知第一义者”,今日在野人物中共有四例:黄炎培与胡适之,另二人梁启超与汪精卫,属“知之而不能守者”。“知第二义者”,求之于邻国,亦共有四例:一为创造帝国基础之福泽谕吉、嘉纳治五郎;一为树立劳农根基之托尔斯泰、俄国大学生。王光祈:《“社会的政治改革”与“社会的社会改革”》,《少年中国》第3卷第8期(1922年3月1日),第53页。
(3)《少年中国学会规约修正案》,《少年中国》第3卷第2期(1921年9月1日),第62-63页。
(4)1917年吴就写道:“余去年即有不入党、不任主笔之宣言,今年又加不谈政事一条。处此乱世,总以不开罪于人、少与人交涉、和光共尘、不露头角为要。”1920年他又强调:“予平日宗旨不入党,不任主笔,不以文字谈法律、政治,近年尤以不涉足政界为要件。”参见《吴虞日记》上册,“1917年6月11日”“1920年9月25日”,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315、557页。
(5)杨树达:《杨树达文集之十七---积微翁回忆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1页。
(6)傅斯年:《社会---群众》,《新潮》第1卷第2号(1919年2月1日),第345-347页。
(7)傅斯年:《时代与曙光与危机》,原件藏台北中研院史语所“傅斯年档案”,此据王汎森:《傅斯年早期的“造社会”论》,《中国文化》第14期(1996年12月),第203-221页。
(1)胡适:《易卜生主义》,《新青年》第4卷第6号(1918年6月15日),第490-507页。
(2)胡适:《不朽---我的宗教》,《新青年》第6卷第2号(1919年2月15日),第96-106页。
(3)胡适:《中国少年之精神》,原刊《少年中国学会会务报告》第1期(1919年3月1日),此据《胡适全集》第21卷,第165-169页。
(4)胡适:《许怡荪传》,《新中国》第1卷第4号(1919年8月15日),第17-25页。
(5)胡适:《非个人主义的新生活》,《新潮》第2卷第3号(1920年4月1日),第467-477页。胡适提出“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时也表示:“一切主义都是某时某地有心人,对于那时那地的社会需要的救济方法。”因此,须立足于“政治上的影响”“社会上的影响”“思想上的影响”对“主义”进行评估。参见胡适:《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每周评论》第19号(1919年7月20日),第1版;《四论问题与主义》,《每周评论》第37号(1919年8月31日),第1-2版。
(1)胡适:《研究社会问题底方法》,此系1920年5月15日胡适在北平社会实进会的演讲,许地山记录,原载《晨报副镌》1920年5月26-29日,此据《胡适全集》第21卷,第229-243页。
(2)胡适:《介绍我自己的思想》,《胡适文选》,上海:亚东图书馆,1930年,“前言”,第12页;又载《新月》第3卷第4号(1931年6月10日),第6-7页。
(3)梁启超:《论政治能力》,《新民说》24,《新民丛报》第49号(1904年6月28日),第11页。
(4)1924年在日记中顾颉刚即曾抱怨“兼职实在太多”,并列举出这样的内容:(1)北大研究所(承担本所事务、纪念册、《国学季刊》、编书等工作);(2)努力社;(3)孔德学校;(4)商务印书馆;(5)亚东图书馆;(6)朴社;(7)北京印书局。在该年12月的一则日记中,顾还列出“我的事务14”:《国学季刊》《歌谣周刊》《学术年表》、清宫整理事务、亚东图书馆、商务印书馆、北京印书局、孔德学校、朴社、《语丝》周刊、研究所杂事、师友间杂事、家庭杂事、自己读书。(北大纪念册)、(古物报告)。而1925年一则日记中其所列“事务”,更是多达数十项。此外,顾在一则日记中还述及:“以前印了一盒名片,总要用一年多。近三个月来,两盒名片都完了,可见予之渐入世也。”见《顾颉刚日记》第1卷,台北:联经出版公司,2007年,“1924年3月21日”“1924年12月19日”“1925年8月15日”“1926年6月23日”,第467、562、653-654、760页。
(5)《顾颉刚日记》第2卷,“1931年2月7日”,第492页。
(6)沈松侨:《一代宗师的塑造---胡适与民初的文化、社会》,周策纵等著:《胡适与近代中国》,台北:时报文化出版公司,1991年,第131-168页。
(1)耿云志主编:《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13册,合肥:黄山书社,1994年,第374-375页。
(2)胡适:《好政府主义》,这篇演讲由甘蛰仙记录,《晨报副镌》1921年11月17、18日,第1版。
(3)胡适:《致罗文幹》(1922年9月6日),《胡适全集》第23卷,第393页。
(4)《日记》,“1923年5月24日”,《胡适全集》第30卷,第15页。
(5)《日记》,“1923年9月20日”,《胡适全集》第30卷,第48页。
(6)胡适等:《我们的政治主张》,《努力周报》第2期(1922年5月14日),第1版。
(7)梁漱溟:《吾曹不出如苍生何》,《学艺》第3号(1918年5月),第34-40页。以后梁又将此文重刊于《村治》第1卷第1期(1930年6月1日),“附录”,第1-14页。其晚年口述也以此为题。梁漱溟、艾恺:《吾曹不出如苍生何---梁漱溟晚年口述》,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1年。
(8)梁漱溟:《致胡适》(约1922年上半年),《胡适来往书信选》(上),第176-177页。
(1)胡适:《政论家与政党》(误标为“政论家政与党”),《努力周报》第5期(1922年6月4日),第1版。
(2)胡适:《这一周·蔡元培以辞职为抗议》,《努力周报》第38期(1923年1月21日),第1版。1928年5月4日胡适在光华大学演讲,对于五四运动也做了类似评述,并重复其之前反复阐明的看法:“凡在变态的社会与国家内,政治太腐败了,而无代表民意机关存在着;那末,干涉政治的责任,必定落在青年学生身上了”,“如果在常态的社会与国家内,国家政治非常清明,且有各种代表民意的机关存在着,那末,青年学生就无需干预政治了,政治的责任就要落在一班中年人的身上去了”。胡适:《五四运动纪念》,《民国日报》1927年5月4日,“觉悟”副刊,第1版。
(3)胡适:《致高一涵、陶孟和等》(1923年10月9日),《胡适来往书信选》(上),第216-218页。
(4)《日记》,“1926年9月18日”,《胡适全集》第30卷,第324页。
(5)《日记》,“1926年9月23日”,《胡适全集》第30卷,第342-343页。
(6)胡适:《漫游的感想》,原刊《现代评论》第6卷第140、141、145期(1927年8月13日、8月20日、9月17日),此据《胡适全集》第3卷,第36-41页。
(7)这些信当时分别题作《一个态度》《“新自由主义”》,刊《晨报副镌》1926年9月11日、12月8日;以后又题作《欧游道中寄书》,收入《胡适文存》第3集第1卷,上海:亚东图书馆,1930年,第73-90页。
(1)《日记》,“1926年8月3日”,《胡适全集》第30卷,第223页。
(2)胡适:《致太虚》(1926年10月8日),《胡适全集》第23卷,第538页。
(3)胡适:《我们要我们的自由》,《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12册,第25-33页。
(4)胡适:《引言》,《独立评论》第1号(1932年5月22日),第1页。
(5)胡适:《致张元济》(1929年6月2日),《胡适全集》第24卷,第13页。
(6)胡适:《致蔡元培》(1935年9月7日),《胡适全集》第24卷,第254页。
(7)胡适:《致汤尔和》(1936年1月2日),《胡适来往书信选》(中),第294页。
(1)1936年1月9日胡适在给周作人的信中就写道:“三年多以来,每星期一晚编撰《独立评论》,往往到早晨三四点钟,妻子每每见怪,我总对她说:‘一星期之中,只有这一天是我为公家做工,不为吃饭,不为名誉,只是完全做公家的事,所以我心里最舒服,做完之后,一上床就熟睡,你可曾看见我星期一晚上睡不着的吗?’她后来看惯了,也就不怪我了。”胡适:《致周作人》(1936年1月9日),《胡适来往书信选》(中),第296-300页。
(2)汪精卫:《致胡适》(1932年3月31日),《胡适来往书信选》(中),第204页。
(3)胡适:《致汪精卫》(1932年4月8日),《胡适来往书信选》(中),第208-209页。
(4)胡适:《中国政治出路的讨论》,《独立评论》第17号(1932年9月11日),第1-5页。
(5)胡适:《〈一个时代错误的意见〉附记》,《独立评论》第20号(1932年10月2日),第3-4页。
(6)胡适:《国民参政会应该如何组织》,《独立评论》第34号(1933年1月8日),第2-5页。
(7)胡适:《答梁漱溟书》(1930年7月29日),《胡适全集》第24卷,第48-49页。
(1)《日记》,“1930年9月25日”,《胡适全集》第30卷,第342页。
(2)《日记》,“1934年2月5日”,《胡适全集》第32卷,第299-300页。
(3)胡适:《为学生运动进一言》,《独立评论》第182号(1935年12月22日),第4-7页。本文原刊《大公报·星期论文》1935年12月15日。
(4)胡适:《领袖人才的来源》,《独立评论》第12号(1932年8月7日),第2-5页。这也是引起普遍关注的问题。蒋廷黻就写道:“九一八以后,因为大局的危急,国人对知识阶级的期望和责备就更深了。我们靠知识生活的人也有许多觉得救国的责任是我们义不容辞的;我们不负起这个重担来,好像就无人愿负而又能负了。”孟森更是试图通过为“士大夫集传”的方式,“使人知士大夫之共有真谛”,并以此唤醒“士大夫”的角色担当,“以自然人为国负责,行事有权,败事有罪,无神圣之保障,为诛殛所可加者也”。参见蒋廷黻:《知识阶级与政治》,《独立评论》第51号(1933年5月21日),第15页;孟森:《论士大夫》,《独立评论》第12号(1932年8月7日),第6页。
(5)胡适:《惨痛的回忆与反省》,《独立评论》第18号(1932年9月18日),第11-13页。有必要说明的是,对于“社会重心”的建构,其他读书人也不乏关注,只是着眼点有所差异。傅斯年即从“第三权力”对此有所说明。在其看来,中国社会与欧洲社会的根本不同处在于,中国社会之中坚分子不过是作为统治者贵族阶级工具的士人,而欧洲社会之中坚分子是各种职业中人。欧洲中世纪以来也有一个知识阶级---僧侣(clerical),但并非统治阶级的伺候者,且这个阶级还自成一个最有组织的社会。尤其是在中世纪的大城市还有不少“自由人”,以其技能自成一社会。相应的,在贵族之“无常权力”(temporal power)、僧侣之“精神权力”(spiritual power)之外,产生了一种“第三权力”。参见傅斯年:《教育崩溃之原因》,《独立评论》第9号(1932年7月17日),第2-6页。
(1)瞿秋白:《饿乡纪程---新俄国游记》,《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第26页。关于此的分析可参见章清:《清季民国时期的“思想界”---新型传播媒介的浮现与读书人新的生活形态》,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
(2)《朝话---启发社会的力量》,《乡村建设》第4卷第7、8期合刊(1934年10月11日),第1页。内中阐明:“我们的事业,就是启发社会的力量,使死的散漫的变成活的团聚的社会,没有力量变成有力量。要让社会有力量,须打通地方上有力量的人的心。”
(3)梁漱溟:《广西国民基础教育与乡村建设运动》,《国民基础教育丛讯》第1号(1935年3月),第37-38页。
(4)梁漱溟:《中国之地方自治问题》,原刊《山东民众教育月刊》第4卷第9期(1933年11月25日),此据《梁漱溟全集》第5卷,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345页。
(5)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19、167页。
(6)胡适:《建国问题引论》,《独立评论》第77号(1933年11月19日),第2-7页。
(1)《日记》,“1928年4月4日”,《胡适全集》第31卷,第23-24页。
(2)此处无法展开,对于胡适参与政治的检讨,笔者在其他文字中已有所讨论。参见章清:《“胡适派学人群”与现代中国自由主义》(修订本),上海:三联书店,2015年。
(3)费孝通:《论知识阶级---“从社会结构看中国”之二》,《观察》第3卷第8期(1947年10月18日),第1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