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魏良弢:《忠节的历史考察:先秦时期》,《南京大学学报》1994年第1期;宁可、蒋福亚:《中国历史上的皇权和忠君观念》,《历史研究》1994年第2期;范正宁:《“忠”观念溯源》,《社会科学辑刊》1992年第5期;陈筱芳:《也论中国古代忠君观念的产生》,《西南民族学院学报》2001年第6期;曲德来:《“忠”观念先秦演变考》,《社会科学辑刊》2005年第3期;裴传永:《忠观念的起源与早期映像研究》,《文史哲》2009年第3期。
(2)魏良弢:《忠节的历史考察:秦汉至五代时期》,《南京大学学报》1995年第2期;郝虹:《东汉儒家忠君观念的强化》,《孔子研究》2000年第3期;吕红梅:《两汉时期忠君观念的泛化》,《历史教学》2006年第6期。
(3)郝虹:《汉魏之际忠君观念的演变及其影响》,《山东大学学报》1999年第3期,第61页。
(4)魏徵曾编纂过类书《励忠节钞》。参见方南生:《唐抄本类书〈《励忠节钞》残卷〉考》,《文献》1994年第1期;屈直敏:《从敦煌写本类书〈励忠节钞〉看唐代的知识、道德与政治秩序》,《兰州大学学报》2006年第2期;汪仕辉:《论中唐之际忠君观念的提升》,《理论月刊》2009年第6期。
(5)魏良弢:《忠节的历史考察:秦汉至五代时期》,《南京大学学报》1995年第2期;路育松:《试论宋太祖时期的忠节观建设》,《中州学刊》2001年第6期;路育松:《试论王安石的忠节观》,《江汉论坛》2007年第7期;路育松:《从天书封祀看宋真宗时期的忠节文化建设》,《清华大学学报》2008年第6期;路育松:《试论北宋忠节观建设的成效---以楚政权和南宋建立为中心的考察》,《求是学刊》2009年第6期。
(6)路育松:《从对冯道的评价看宋代气节观念的嬗变》,《中国史研究》2004年第1期;陈晓莹:《历史与符号之间---试论两宋对冯道的研究》,《史学集刊》2010年第2期;张明华:《论冯道“不知廉耻”历史形象的塑造与传播》,《史学月刊》2012年第5期。
(7)郭畑:《扬雄身份角色的历史转变》,《蜀学》第七辑,成都:巴蜀书社,2012年,第14-23页。
(8)周全华:《扬雄附莽辩》,《上饶师专学报》1988年第6期;问永宁:《〈太玄〉是一部“谤书”---“刺莽说”新证》,《周易研究》2005年第6期。
(1)钱穆在《国史大纲》中已评论说:“王莽失败后,变法禅贤的政治理论从此消失,渐变为帝王万世一统的思想。政治只求保王室之安全,亦绝少注意到一般的平民生活。这不是王莽个人的失败,是中国史演进过程中的一个大失败。”钱穆:《国史大纲》,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年,第153页。
(2)方铭:《〈剧秦美新〉及扬雄与王莽的关系》,《中国文学研究》1993年第2期;孟祥才:《扬雄述论》,《人文杂志》1999年第2期;刘保贞:《扬雄与〈剧秦美新〉》,《山东大学学报》2000年第6期;王玫:《论扬雄》,《中国典籍与文化》2001年第2期;刘保贞:《从〈孝至〉后半篇看扬雄对王莽的态度》,《晋阳学刊》2003年第3期;纪国泰:《扬雄“莽大夫”身份考论》,《蜀学》第二辑,成都:巴蜀书社,2007年,第106-115页;纪国泰:《扬雄“美新”原因考论》,《蜀学》第三辑,成都:巴蜀书社,2008年,第124-132页;纪国泰:《浅议扬雄的“幸”与“不幸”》,《地方文化研究辑刊》第三辑,成都:巴蜀书社,2010年,第69-76页。
(3)王青、杨世明、郭君铭对扬雄地位的盛衰及其原因作了探讨,李祥俊、刘成国则专就宋人对于扬雄的争论及其地位演变进行了讨论。参见王青:《扬雄评传》,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杨世明:《扬雄身后褒贬评说考议》,《四川师范学院学报》2001年第2期;郭君铭:《扬雄〈法言〉思想研究》,成都:巴蜀书社,2006年;李祥俊:《北宋诸儒论扬雄》,《重庆社会科学》2005年第12期;刘成国:《宋代尊扬思潮的兴起与衰歇》,《史学月刊》2018年第6期。
(4)汪荣宝:《法言义疏》卷二〇,陈仲夫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第559、562页。
(5)《汉书》卷八七上、下《扬雄传》、卷一〇〇下《叙传下》,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3513-3587、4271、4265页。
(6)参见郭畑:《扬雄身份角色的历史转变》,《蜀学》第七辑,第14-23页。
(7)汪荣宝:《法言义疏》卷二〇,第559页。
(8)司马光:《太玄集注》附录,刘韶军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231页。
(9)杨明照:《增订文心雕龙校注》卷五,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295-296页。
(10)李善等:《六臣注文选》卷四八,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911页。
(11)王利器:《颜氏家训集解》卷四,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第259-260、237页;李善等:《六臣注文选》卷四八,第911页;皮日休:《皮子文薮》卷五,萧涤非、郑庆笃整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54页;陈黯:《诘凤》,李昉等编:《文苑英华》卷三六〇,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1850页。
(12)皮日休:《皮子文薮》卷五,第54页。
(1)马其昶:《韩昌黎文集校注》卷一,马茂元整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18、37页。
(2)马其昶:《韩昌黎文集校注》卷二,第136页。
(3)林简言:《上韩吏部书》,姚铉编:《唐文粹》卷八六,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7页。
(4)郭畑:《宋代儒家道统系谱演变研究:以孟、荀、扬、王、韩“五贤”为中心的考察》,博士学位论文,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2011年。
(5)柳开:《河东柳仲塗先生文集》卷二,四川大学古籍所编:《宋集珍本丛刊》,北京:线装书局,2004年,第1册,第450-451页。
(6)赵湘:《南阳集》卷四,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第34页。
(7)释智圆:《闲居编》卷一二,台湾藏经书院编:《续藏经》,台北:新文丰出版社,1995年,第101册,第89-90页。
(8)汪荣宝:《法言义疏》卷二〇,第559、562页。
(9)石介:《徂徕石先生文集》卷一八,陈植锷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215页。
(10)孙复:《孙明复先生小集》,四川大学古籍所编:《宋集珍本丛刊》,第3册,第158-159页。按,孙复对《太玄》的这一解释在明清和近代得到不少附和、发挥,近来问永宁又添新证,参见问永宁:《〈太玄〉是一部“谤书”---“刺莽说”新证》,《周易研究》2005年第6期。
(11)《李觏集》卷二九,王国轩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329-330页。
(12)《新刊国朝二百家名贤文粹》,四川大学古籍所编:《宋集珍本丛刊》,第94册,第692B页。
(13)《欧阳修全集》卷四七,李逸安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第664页。
(14)郑獬:《郧溪集》卷一八,四川大学古籍所编:《宋集珍本丛刊》,第15册,第167B页。
(15)刘敞:《公是先生弟子记》,上海:商务印书馆,1939年,第20页。
(16)刘敞:《公是集》卷四九,四川大学古籍所编:《宋集珍本丛刊》,第9册,第746-747页。
(1)释契嵩:《镡津文集》卷七,四川大学古籍所编:《宋集珍本丛刊》,第4册,第394页。
(2)汪荣宝:《法言义疏》卷二〇,第559-560页。
(3)《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卷七四,四部丛刊本,上海:商务印书馆,1929年。
(4)《资治通鉴》卷三八,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1216-1217页。
(5)晁说之:《嵩山文集》卷一九,四部丛刊续编本,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年,第1-18页。
(6)《临川先生文集》卷七二,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768页。
(7)李壁:《王荆文公诗笺注》卷一二《扬雄三首》之二,高克勤点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295-296页。
(8)《临川先生文集》卷三六,第392页。
(9)《临川先生文集》卷六九,第730-731页。
(1)李壁:《王荆文公诗笺注》卷一二《扬雄三首》之一,第294页。
(2)《临川先生文集》卷七二,第765页。
(3)《河南程氏遗书》卷一九,《二程集》,王孝鱼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251页。
(4)《曾巩集》卷一六,陈杏珍、晁继周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第265、266页。
(5)《临川先生文集》卷七四,第786页。
(6)《曾巩集》卷一二,第199页。
(7)《曾巩集》卷一一,第177页
(8)《曾巩集》卷一六,第265-266页。
(9)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五八熙宁七年十二月庚寅条、卷三四五元丰七年五月壬戌条,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6304、8291页;林希:《上神宗论孟子配享》,赵汝愚编:《宋朝诸臣奏议》卷九一,北京大学中古史研究中心校点整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986页。
(10)朱光庭:《请用经术取士》,吕祖谦编:《宋文鉴》卷六〇,齐治平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902页。
(11)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七三元祐七年五月癸巳条,第11284页。
(12)《许翰集》卷四,刘云军点校,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68-69页。
(1)曾枣庄、金成礼:《嘉祐集笺注》卷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169-203页。
(2)《苏轼文集》卷四九,孔凡礼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1418页。
(3)晁说之:《嵩山文集》卷一〇,第1页。
(4)《邵雍集》卷七,郭彧整理,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第270页。
(5)张载:《经学理窟·周礼》,《张载集》,章锡琛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78年,第251页。
(6)《二程集》,第255、325、136、231、231、68、251、73、403、251、1235页。
(7)周行己:《浮沚集》卷三,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年,第32页。
(8)李新:《跨鳌集》卷一八,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年,第5册,第17页。
(9)林季仲:《竹轩杂著》卷三,四川大学古籍所编:《宋集珍本丛刊》,第42册,第161页。
(10)刘成国:《宋代尊扬思潮的兴起与衰歇》,《史学月刊》2018年第6期,第44页。
(11)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三八元丰六年八月辛卯条,第8149页。
(12)邓肃:《栟榈先生文集》卷一九,四川大学古籍所编:《宋集珍本丛刊》,第39册,第788页。
(13)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炎兴下帙四十七》,台北:大化书局,1979年,丙集,第225页。
(1)《宋史》卷三七九,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1694页。
(2)胡寅:《斐然集》卷一七,《崇正辨·斐然集》,容肇祖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第353-354页。
(3)胡寅:《斐然集》卷一四,《崇正辨·斐然集》,第313页。
(4)沈与求:《沈忠敏公龟溪集》卷三,四川大学古籍所编:《宋集珍本丛刊》,第39册,第256页。
(5)胡寅:《斐然集》卷二九,《崇正辨·斐然集》,第638页。
(6)邓肃:《栟榈先生文集》卷一九,第786页。
(7)《栟榈集》,《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五七,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1352-1353页。
(8)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五八,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2562-2563页。
(9)沈作喆:《寓简》卷四,《全宋笔记》第四编,郑州:大象出版社,2008年,第5册,第37页。
(10)《河南程氏遗书》卷一八,《二程集》,第232页。
(11)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一三七、卷八一,王星贤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第3155、3264、2137页。
(12)朱熹:《楚辞后语》卷二,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朱子全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19册,第248-249页。
(13)朱熹:《楚辞后语》卷三,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朱子全书》,第19册,第265页。
(14)朱熹:《楚辞辩证》下,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朱子全书》,第19册,第215页。
(1)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三七,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朱子全书》,第21册,第1632页。按,《资治通鉴纲目》是否全部出于朱熹之手存在争论,而此条尤甚,如章太炎《国学讲演录·史学略说》云:“然《纲目》于天凤五年下大书‘莽大夫扬雄死’六字,则有意与温公立异。官职卑微者,史不必书其死。史书凡例,蛮夷君长盗贼酋帅曰死,大夫则称卒称薨。故曹操、司马懿之奸恶,其死也,亦不能不曰卒,乃于扬雄特书曰死,此晦庵不能自圆其说者也。惟此书出赵师渊手,故有此体例不纯之事。其后,尹其莘为之发明,刘友益为之作书法。恐亦彼辈逞臆之说,不免村学究之陋习耳。”但朱熹《答尤延之(一)》其实已经有所辨明,其云:“《纲目》不敢动着,恐遂为千古之恨。……按温公旧例,凡莽臣皆书‘死’,如太师王舜之类,独于扬雄匿其所受莽朝官称而以‘卒’书,似涉曲笔,不免却按本例书之曰‘莽大夫扬雄死’,以为足以警夫畏死失节之流,而初亦未改温公直笔之正例也。”则此条应出自朱熹之手无疑,而且他在《楚辞后语·反离骚》中也有“雄因病免,既复召为大夫,竟死莽朝”之语,与《纲目》相同。不过,罗大经《鹤林玉露》的一些版本则作“莽大夫扬雄卒”,倒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支持章太炎的判断,因为《纲目》作成后一直在修改,或有“死”“卒”的不同版本。以上参见章太炎:《国学讲演录·史学略说》,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148页;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三七,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朱子全书》,第21册,第1631页;朱熹:《楚辞后语》卷二,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朱子全书》,第19册,第249页;罗大经:《鹤林玉露》丙编卷六“莽大夫”条,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340页。关于《纲目》的成书过程和作者问题,可参见汤勤福:《朱熹与〈通鉴纲目〉》,《史学史研究》,1998年第2期;汤勤福:《朱熹给赵师渊“八书”考辨》,《史学史研究》,1998年第3期;郭齐:《关于朱熹编修〈资治通鉴纲目〉的若干问题》,《四川大学学报》2001年第6期;仓修良:《朱熹和〈资治通鉴纲目〉》,《安徽史学》2007年第1期。
(2)罗大经:《鹤林玉露》丙编卷六“莽大夫”条,第340页。
(3)邹应龙:《楚辞后语跋》,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朱子全书》,第19册,第311页。
(4)朱熹:《资治通鉴纲目》卷八上,《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商务印书馆,1987年,第689册,第500-501页。
(5)仓修良:《朱熹和〈资治通鉴纲目〉》,《安徽史学》2007年第1期,第22页。
(6)章太炎:《国学讲演录》之《史学略说》《诸子略说》,第148、179页。
(7)洪迈:《容斋随笔》卷一三,孔凡礼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169-170页。
(8)洪迈:《容斋五笔》卷五“万事不可过”条,第881页。
(9)黄履翁:《古今源流至论别集》卷五,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942册,第572-573页。
(10)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三七,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朱子全书》,第21册,第1631-1632页。
(11)《陈亮集》卷九,邓广铭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98-100页。
(12)叶适:《习学记言序目》卷四四,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662页。
(13)李心传:《道命录》卷一〇,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115页。
(14)《明太祖实录》卷二四五,台北: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本,1963年,第5册,第3555页。《明史》卷五〇《礼志》误系为洪武二十八年,参见《明史》,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287页。
(1)《旧五代史》卷一二六,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1666页。
(2)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六五景德四年闰五月庚寅条,第1461页。
(3)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七一皇祐三年八月乙巳条,第4108页
(4)石介:《徂徕石先生文集》卷八,第84页。颇有意思的是,后来石介文集的一些版本将“瀛王”改作“太祖”,此亦可见冯道地位转变之一斑。
(5)《河南程氏遗书》卷四,《二程集》,第73页。
(6)《新五代史》卷五四,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611-612页。
(7)《资治通鉴》卷二九一,第9510-9513页。
(8)魏泰:《东轩笔录》卷九,李裕民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99页;释文莹:《湘山野录》卷上,郑世刚、杨立扬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14-15页。
(9)《河南程氏遗书》卷四,《二程集》,第73页。
(10)朱熹:《资治通鉴纲目》卷五九,《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91册,第1021页。
(11)刘咸炘:《宋学别述》,《推十书》(补全本),上海:上海科技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1247页。
(12)朱自清:《陶诗的深度》,《朱自清全集》,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88年,第6-7页。
(13)唐文明:《隐者的生活志向与儒者的政治关怀---对〈桃花源记并诗〉的解读与阐发》,《思想与文化》第11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32-61页。
(1)叶志衡:《宋人对屈原的接受》,《社会科学战线》2007年第2期。
(2)葛晓音:《略论杜甫君臣观的转变》,《中州学刊》1983年第6期;孙微:《论杜甫的君臣观》,《河北大学学报》2000年第6期。
(3)汪荣宝:《法言义疏》卷二〇,第560页。
(4)参见戴仁柱:《十三世纪中国政治与文化危机》,刘晓译,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3年,第267-27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