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论”的递增成形:对《墨子》中基本命题的追溯
The Gradual Growth of the Mohist Core Philosophy:Tracing Fixed Formulations in the Mozi
作者：戴卡琳;吴晓欣;聂韬;
Author：
收稿日期： 年卷（期）页码：2017,212(05):-20-31
期刊名称：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Journal Name：Journal of Sichuan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Edition）
关键字：《墨子》;“十论”;标语串;早期中国文本;清代校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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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由于我们对《墨子》涉及"十论"的早期文本历史所知甚少,因此在诠释这些文本的时候,难免需要依赖于某些预设。在这些预设之下,墨翟以一位哲学家、墨学创始人或者"十论"这套连贯思想体系的倡导者的形象出现。虽然这些预设可能没有错,但我们可以在方法论上暂时将其搁置,从而以一种新颖的方法来阅读《墨子》。这一方法更加关注"十论"彼此之间的差异、它们在《墨子》书中尚未固定的形式、以及代表"十论"的某些用语(如"非攻"与"节用")在《墨子》文本中鲜少出现的情况。这个新的方法还引申出另一种关于墨家思想的合理描述:在《墨子》一书被不同时期的作者与编者渐次处理的过程中,墨家思想也随之得以建构、成形。
参考文献
(1)本文在“The Gradual Growth of the Mohist Core Philosophy:Tracing Fixed Formulations in the Mozi”.Monumenta Serica 64.1(2016),1-22的基础之上修改而成。
(1)“标语”(motto)是由两个汉字组成的醒目短语。作者使用这些短语的目的是突出自己或他人的观点。这些观点通常支持或反对某种习俗或政策,如“尚(上)X”、“立X”、“为X”、“贵X”或“非X”等短语。标语较为固定而且有时成串(string,chain),本文称它为“标语串”。参见戴卡琳:《墨家“十论”是否代表墨翟的思想?---早期子书中的“十论”标语》,《文史哲》2014年第5期。
(2)戴卡琳:《古代的墨学,现代的建构:孙诒让的〈墨子间诂〉》,《中国文哲研究通讯》2015年第3期。
(3)《史记》中没有与《墨子》有关的内容,它对墨翟的描述为,“盖墨翟,宋之大夫,善守御,为节用。或曰并孔子时,或曰在其后。”参见《史记》卷74,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2350页。
(4)《史记索隐》有一行评论《史记》的文字,很可能引自刘向,其中同样没有关于《墨子》的详细信息。
(5)关于《墨子》的介绍最早出现在《汉书》中。比起以“墨子”命名的著作,有关墨子其人的信息更多。与“墨翟”这个人物有关的事迹出现在《墨子》和其他的文献中。
(6)关于《墨子》复杂性的认识,参见曼德尔(Eric Maeder):《关于〈墨子·十论〉成书的几点看法》,《古代中国》总第17期,1992年,第27-82页;桥元纯也(Hashimoto Sumiya):《日本的〈墨子〉概观---以论说类诸篇(〈尚贤〉上第八---〈非命〉下第三十七)的研究为中心》,《人文论丛》2010年卷,第259-279页。
(1)沈迈克(Michael Schoenhals):《中国的政治是在玩弄词藻:五项研究》(Doing Things with Words in Chinese Politics:Five Studies),伯克利:东亚研究所,1992年,第6-29页。
(2)《墨子》的其他部分,如“墨辩”(40-45篇)和“备守”(52-71篇),不仅在内容上多与科技有关,而且文本损坏严重。较长的标语,比如“兼相爱交相利”在本论文中暂且不予考虑。
(3)林清源:《简牍帛书标题格式研究》,台北:三民书局,2004年,第7-8、48-50、67-68页。
(4)其他比较熟悉且包含这类标语串的篇目有《荀子·非十二子》《史记·太史公自序》以及与此相似的文献专著。参见齐思敏(Mark Csikszentmihalyi)、戴梅可(Michael Nylan):《通过古代中国的杰出人物构建谱系和发掘传统》(Constructing Lineages and Inventing Traditions through Exemplary Figures in Early China),《通报》2003年第1-3期。
(1)前两个(“非乐”、“节用”)属于我们所熟知的“十论”范围,后三个(“泛爱”“兼利”“非斗”)则是不太固定的表达,但一般与早期墨家的核心观念相类似,“不怒”也有可能被看作第六个命题。
(2)像《庄子·天下》将先秦诸子的学说综合列举的做法可能在《墨子》“十论”之后,尤其是秦朝才开始出现。参见《吕氏春秋·不二》和《尸子·广(泽)》。
(3)《汉书·艺文志》关于《墨子》篇目的记载是“墨子七十一篇”,这表明佚失的18篇文本在汉代很可能仍然存在。参见约翰·诺布洛克(JohnK noblock)、王安国(Jeffrey Riegel):《墨子:伦理和政治文本的翻译与研究》(Mozi:A Study and Translation of the Ethical and Political Writings),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15页。班固针对墨子其人增加了一些信息:“名翟,为宋之大夫,在孔子后。”最后,在关于墨家思想的一则简短评论中,班固为我们提供了现存最早的包含基本命题的最长标语串(《鲁问》篇的长标语串除外)---贵俭、兼爱、上贤、右鬼、非命、上同。参见《汉书》卷30,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1738页。
(1)孙诒让撰、孙启治点校:《墨子间诂》,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第655页。班固曾就删除《墨子》“备守”篇目的重复内容作出评论。(《汉书》卷30,第1762页)班固参考了刘歆的《七略》,该著以《别录》为基础,而后者汇集了公元前26年之后刘向向朝廷进献的记录。此外,《史记索隐》中一处关于《墨子》的文字引自《别录》,其文为:“今按墨子书有文子,文子即子夏之弟子,问于墨子。”(《史记》卷74,第2350页)以上内容是刘向曾参与修订《墨子》的仅存证据。
(2)与《尚同》三篇相比,《尚贤》三篇更加简洁明了,因为“尚同”这一标题有点模棱两可的意思。有些学者不把“尚同”翻译为“副词-动词”(conform upward)的结构,而是“动词-宾语”(exalt unity)的结构。这种翻译也有可能,但《尚同》三篇中比较常见的还是“副词-动词”这一结构形式。
(3)日本学者渡边卓(Watanabe Takashi)认为该篇是《尚贤》三篇中最晚创作出来的,时间大约在公元前220年左右。参见渡边卓:《墨家思想》,载宇野精一主编:《中国思想之研究》第3册,洪顺隆等译,台北:幼狮文化事业公司,1977年,第4页。关于《墨子》各篇目写作时代的不同见解,参见戴卡琳、钟鸣旦(Nicolas Standaert)编:《作为不断发展的文本的〈墨子〉:早期中国思想的不同声音》之《引言》,莱顿/波士顿:博睿出版社,2013年,第4-19页。
(1)丹·罗宾斯(Dan Robins)曾考察《墨子》“十论”部分关于对手意识的不断增长,是对此点的详细说明。参见Dan Robins.“The Mohists and the Gentlemen of the World.”Journal of Chinese Philosophy 35(2008)3,pp.396-399.
(2)这一点可用来说明本部分的“非X”的篇目。关于“非乐”,可参看《庄子·天下》《淮南子·说山训》和《荀子·富国》;关于“非命”,可参看《淮南子·氾论训》和《汉书·艺文志》;关于“非攻”,可参看《吕氏春秋·应言》《庄子·天下》与《荀子·富国》中的“非斗”这一表达。
(3)《节用》两篇中仅有的一个“节用”有时被校订为“器用”,但不是很常见。参见约翰·诺布洛克、王安国:《墨子:伦理和政治文本的翻译与研究》,第197页。
(1)《天志》三篇也有可能归属于前一类。孙诒让遵从毕沅将“天之”校订为“天志”的做法。(参见《墨子间诂》,第211、217页)如果认为文中依次出现的三次“天之”和“天之志”都是“天志”的近似表达,那么,它在《天志下》篇出现了七次,这一情况与《天志上、中》两篇完全不同。渡边卓和钟鸣旦认为,从时间上来看,《天志下》应该排在三篇中的第二篇。参见渡边卓:《墨家思想》,第15-16页:钟鸣旦:《作为标准的“天”》,载戴卡琳、钟鸣旦编:《作为不断发展的文本的〈墨子〉:早期中国思想的不同声音》,第264-269页。
(2)或者用“去费”。在《节用上》篇,“费”被驳斥了四次(两次是“去费”),《节用中》篇则有三次。
(3)戴卡琳:《〈兼爱〉三篇是关于“兼爱”吗?》,载《作为不断发展的文本的〈墨子〉:早期中国思想的不同声音》,第35-67页。
(4)渡边卓考证了《天志》三篇的成篇时间,分别是:约公元前280年、前260年以及前240年。下文提到的《兼爱》三篇的写作年代同样参考了渡边卓的观点。参见渡边卓:《墨家思想》,第4页。
(5)吉永慎二郎:《兼爱是什么---兼爱概念的形成和发展》,《哈尔滨师专学报》1999年第4期。
(1)为了论证非命的观点,作者甚至对一处古代引文(已佚)中的“矫”字作出注解。仲虺之告曰:我闻有夏人矫天命布命于下……。彼用无为有,故谓矫。若有而谓有,夫岂为矫哉!(《非命下》)。
(2)这一表达在《明鬼下》出现了八次,在《公孟》出现了两次。它通常以“执无鬼者曰”这一形式出现。
(3)“厚葬”与“久丧”两“说”在《节葬下》以及《墨子》的其余篇目中均出现了19次,而且通常作为一组固定的表达而出现。这一表达在其他早期文本中也可见,如《论语》《荀子》《庄子》《韩非子》和《论衡》等。
(1)除了《墨语·耕柱》《贵义》《公孟》以及《鲁问》,“为义”还是《尚贤上》一则标语串的主题,而且在《天志下》也出现过一次。
(2)一位“故人”对墨子说:“今天下莫为义。子独自苦而为义。子不若已。”(《贵义》)
(3)这可能是墨子不赞同鄙人“吴虑”(这个名字听起来像“无虑”)的原因。吴虑说:“义耳义耳,焉用言之哉?”墨子从他的立场作出回应,他“虑”(耕、织、战)等事情,并认为言说是至关重要的。(《鲁问》)
(4)目前关于墨子的主流解释基本都依据《鲁问》的这则长标语串和“十论”篇目的标题,而这很可能与《墨子》的创作过程有关。白妙子(TaekoB rooks)将《鲁问》篇的写作年代推定为公元前262年。参见白妙子:《墨家伦理篇》(The Mician Ethical Chapters),《辨古集》2010年第1期,第115页。
(5)“旧本脱攻故二字。今据上文及非攻篇。补”。参见王念孙:《墨子杂志》,载任继愈、李广星编:《墨子大全》(第14册),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年,第207页。
(6)孙诒让撰、孙启治点校:《墨子间诂》,第475页。
(1)毕沅在《墨子注》中没有校订出该处文字,只是在序言中引用了这九种主张;张惠言的序言只引用了“十论”中的八个;俞樾在《诸子平议》中没有提到王念孙所作的校订。参见戴卡琳:《古代的墨学,现代的建构:孙诒让的〈墨子间诂〉》,第125-129页。
(2)“爱人”在《墨子》中共出现48次,甚至在《兼爱》三篇中,它的出现次数都远超“兼爱”。
(3)在毕沅的版本中,它被首次校订,但没有进行注解,继而被后来学者不加说明地接受了。(参见孙诒让撰、孙启治点校:《墨子间诂》,第454页;梅贻宝:《墨子的论著》(The Works of Motze),台北:孔子出版社,1980年,第466页;李生龙《新译墨子读本》,台北:三民书局,1996年,第437页;谭家健、孙中原:《墨子今注今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389页;伊恩·约翰斯顿(Ian Johnston):《墨子全译》(The“Mozi”:A Complete Translation),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681页;约翰·诺布洛克、王安国:《墨子:伦理和政治文本的翻译与研究》,第356页)
(4)详见《非命上》:根据古代圣王的法令和法规,只要“坐处有度,出入有节,男女有辨”,百姓即可得到很好的治理。
(5)孙诒让撰、孙启治点校:《墨子间诂》,第23页。
(6)梅贻宝:《墨子的论著》,第30-31页;伊恩·约翰斯顿:《墨子全译》,第28-29页;约翰·诺布洛克、王安国:《墨子:伦理和政治文本的翻译与研究》,第59-60页。
(7)如果不增加“爱”字,《墨子》中的“兼”就成为动词,其在语法上与孟子的“周公兼夷狄,驱猛兽而百姓宁”(《孟子·滕文公下》)相同。《群书治要》(631年)引作“兼爱”,由此证明毕沅对此作过校订。
(1)其他文献中与墨家核心命题相似的表达按照出现次数降序排列如下(有些在正文中已被引用):(1)兼爱:《孟子·滕文公下》《尽心上》;《淮南子·氾论训》;《汉书》卷30;《庄子·盗跖》《天下》(“泛爱兼利”)。(2)节用:《庄子·天下》;《荀子·非十二子》(“上功用、大俭约”)、《富国》(“尚俭”);《史记·孟子荀卿列传》和《太史公自序》(均增加“强本”)。(3)非乐:《淮南子·说山训》;《荀子·富国》《乐论》(墨子“非之”);《庄子·天下》。(4)明鬼:《淮南子·氾论训》(“右鬼”);《汉书·艺文志》(“右鬼”);《论衡·福虚》(“右鬼神”)、《薄葬》(“右鬼”和“事鬼”)。(5)非攻:《吕氏春秋·应言》;《荀子·富国》(“非斗”);《庄子·天下》(“非斗”)。(6)非命:《淮南子·氾论训》;《论衡·明义》(“无命”);《汉书·艺文志》。(7)节葬:《论衡·薄葬》;《孟子·滕文公上》(墨子之丧“以薄为其道也”)。(8)尚贤:《淮南子·氾论训》;《汉书·艺文志》。(9)尚同:《汉书·艺文志》。(10)天志:虽然它在《墨子》的标语串中居于首位,但不能据此认为它仅属于墨子。“天”在战国时期可能被普遍地认同,而非墨家所独有。
(2)除了在“十论”篇目中出现以外,十个核心命题在《墨子》其他篇目中的出现情况为(按次数降序排列):“兼爱”(17X),“非攻”和“明鬼”(13X),“天志”(9X),“节用”(7X),“尚贤”(5X),“节葬”(4X),“非乐”和“非命”(2X),“尚同”(1X)。目前没有充分的依据可以证明,《鲁问》标语串中成对出现的命题相互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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