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性与乡土之间——抗战中后期减租减息运动中的山东农村基层党员
Between the Party Spirit and Provincialism——Shandong Rural Grass-root CPC Members in the Reduction of Rent and Interest Movement during the Middle and Late Period of the Anti-Japanese War
作者：杨发源;
Author：
收稿日期： 年卷（期）页码：2016,206(05):-76-85
期刊名称：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Journal Name：Journal of Sichuan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Edition）
关键字：减租减息运动;农村基层党员;党性;乡土;道义;理性
Key words：
基金项目：山东省社科规划项目“阶级视域下的中共组织:以抗战时期中共山东党组织为中心的探讨(13CDSJ06)
中文摘要
抗战中后期,面对中共在抗日根据地开展的减租减息运动,农村不同阶级和个体根据时局变化和自身处境采取了相应的应对举措。具有中共党员与乡村社区居民双重身份的农村基层党员,既要履行党员义务和服从组织决议,又需考量身家利益并处理与亲友街坊间的关系。在运动中,他们一般扮演着三种角色:政党意志的执行者、乡村社区利益的维护者和身家利益的追逐者(捍卫者)。其中部分党员具有明确的角色定位和清晰的行为导向,部分党员则是各种角色兼而有之,部分党员所扮演的角色甚至变动不居。重塑农村社会秩序的减租减息运动引发了基层党员应具有的党性原则和农民固有的乡土原则之间的张力,纠结于党性和乡土之间的基层党员以不同的行为抉择来应对党组织在农村开展的减租减息运动。
参考文献
(1)抗战中后期,中共在农村根据地实行的减轻农民所受地租和借贷剥削的运动通常被称为减租减息运动,广义上包含减租、减息、增资、借粮等内容。文中对这一运动统称为减租减息运动,涉及具体运动时则指明具体内容。
(2)探讨农村社会群体对政治运动尤其是土改运动反应的成果较多,代表性论文为李金铮:《土地改革中的农民心态:以1937-1949年的华北乡村为中心》,《近代史研究》2006年第4期;李里峰:《“运动”中的理性人:华北土改期间各阶层的形势判断和行为选择》,《近代史研究》2008年第1期。但关注政治运动基层执行者的成果较少,黄道炫的《洗脸:1946年至1948年农村土改中的干部整改》(《历史研究》2007年第4期)和李里峰的《不对等的博弈:土改中的基层政治精英》(《江苏社会科学》2007年第6期)系研究土改中的基层政治精英群体的代表性论文。
(3)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1-4页。有学者对“道义”小农和“理性”小农进行了更为详尽的评价,参见李丹:《理解农民中国:社会科学哲学的案例研究》,张天虹、张洪云、张胜波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0-73页。
(1)鲁中区党委:《五年组织工作总结》(1943年3月),G027-01-0020-001,山东省档案馆藏。下文档案材料均藏于山东省档案馆,不再一一注明。本文使用的档案主要包括中共山东地方组织报告和减租减息工作总结报告两类,作为一个善于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政党,中共内部总结报告指出了基层党员在政治运动中存在的若干问题,具有较高的可信度。
(2)东海地委组织部:《1942年下半年东海党组织工作总结》(1943年1月),G024-01-0200-003。
(3)东海地委:《六年来组织工作总结》(1944年7月),G024-01-0203-002。
(4)西海地委:《党务工作总结》(1944年),G024-01-0207-004。
(5)北海地委组织部:《北海1944年关于生产查减中整支工作的初步总结》(1945年2月19日),G024-01-0205-007。
(6)东海地委组织部:《1942年下半年东海党组织工作总结》(1943年1月),G024-01-0200-003。
(7)北海地委组织部:《北海1944年关于生产查减中整支工作的初步总结》(1945年2月19日),G024-01-0205-007。
(1)鲁中区党委:《五年组织工作总结》(1943年3月),G027-01-0020-001。
(2)东海地委组织部:《1942年下半年东海党组织工作总结》(1943年1月),G024-01-0200-003。
(3)抗战时期长期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的陈云曾撰文讨论中共党员的标准问题:作为党员,必须坚持“革命的和党的利益高于一切”,当党员个人的利益与党的利益不一致时,“每个党员必须依靠他对革命对党的无限忠诚,坚决牺牲个人利益,服从革命的和党的整个利益”。参见陈云:《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1939年5月30日),《陈云文选(1926-1949)》,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73页。
(4)韩丁:《翻身:中国一个村庄的革命纪实》,韩倞等译,北京:北京出版社,1980年,第462页。
(5)鲁中区党委:《五年组织工作总结》(1943年3月),G027-01-0020-001。
(6)西海地委:《党务工作总结》(1944年),G024-01-0207-004。
(7)鲁中区党委:《五年组织工作总结》(1943年3月),G027-01-0020-001。
(8)以上参见北海地委组织部:《北海1944年关于生产查减中整支工作的初步总结》(1945年2月19日),G024-01-0205-007。
(1)彼特·布劳:《社会生活中的交换与权力》,张非、张黎勤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8年,第89页。
(2)减租减息运动改善了居于传统乡村社会底层的贫雇农的物质生活,并赋予其先进阶级的政治地位,故而很多贫雇农因生活的改善而对中共感恩戴德,并坚定地拥护中共政策。有老革命观察到,“雇、佃、贫农,社会地位低下,很容易接受强迫命令。当他们被组织起来,……便一心依靠八路军、共产党”。见李新:《流逝的岁月:李新回忆录》,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04页。
(3)需要指出的是,贫雇农党员在减租减息运动中的行为抉择是多元的,他们可能基于报恩目的而选择拥护减租减息政策,也可能基于利害关系考量藉减租减息运动而假公济私,下文将探讨这个问题。
(4)弗里曼、毕克伟、赛尔登:《中国乡村,社会主义国家》,陶鹤山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391页。
(5)威海市政府:《1944年9月至1945年4月威海减租减息总结》(该档无成文时间),G031-01-0236-006。
(6)招远县政府:《招远县1944年下半年减租减息工作总结》(1945年3月6日),G031-01-0247-001。
(7)渤海行署:《五分区群众运动讨论记录》(1945年),G034-01-0012-005。
(8)胶东区党委:《三个月减租减息发动群众工作总结》(1945年1月30日),G024-01-0520-001。
(9)文东县委:《高村区万家庄典型村查减工作总结》(1945年6月25日),G024-01-0527-003。
(10)陈国庆:《胶东抗日根据地减租减息研究》,合肥: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177-178页。
(11)威海市政府:《1944年9月至1945年4月威海减租减息总结》,G031-01-0236-006。
(12)招远县政府:《招远县1944年下半年减租减息工作总结》(1945年3月6日),G031-01-0247-001。
(1)胶东区党委:《三个月减租减息发动群众工作总结》(1945年1月30日),G024-01-0520-001。
(2)《论群众路线与山东群众运动:黎玉在一九四五年九月分局群众工作第二次代表会议上的报告》,山东省档案馆、山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第15辑,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356页。
(3)威海市政府:《1944年9月至1945年4月威海减租减息总结》,G031-01-0236-006。
(4)胶东区党委:《三个月减租减息发动群众工作总结》(1945年1月30日),G024-01-0520-001。
(5)《论群众路线与山东群众运动:黎玉在一九四五年九月分局群众工作第二次代表会议上的报告》,山东省档案馆、山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第15辑,第356页。
(6)威海市政府:《1944年9月至1945年4月威海减租减息总结》,G031-01-0236-006。
(7)黄主一:《川北农民现状之一斑》,《东方杂志》第24卷第16号,1927年,第38页。
(8)李聚奎:《李聚奎回忆录》,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第4页。
(9)袁成隆:《向封建堡垒进攻》,《山东党史资料》1983年第3期。
(10)张霖之:《一年来的党与群众工作(节选)》(1943年12月12日),谢忠厚主编:《冀鲁豫边区群众运动资料选编》上,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409页。
(11)李怀印:《华北村治:晚清和民国时期的国家与乡村》,岁有生、王士皓译,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14页。
(12)袁成隆:《向封建堡垒进攻》,《山东党史资料》1983年第3期。
(1)许世平等:《发动群众开展借粮减租减息斗争的情况》,《聊城市党史资料》第5期(1989年),第207页。
(2)弗里曼、毕克伟、赛尔登:《中国乡村,社会主义国家》,第124页。
(3)招远县委组织部:《抗战六年来招远党的组织建设总结报告》(1944年7月13日),G024-01-0204-004。
(4)东海地委:《六年来组织工作总结》(1944年7月),G024-01-0203-002。
(5)《论群众路线与山东群众运动:黎玉在一九四五年九月分局群众工作第二次代表会议上的报告》,山东省档案馆、山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第15辑,第356页。
(6)胶东区党委调查研究室:《胶东减租减息运动总结》(1945年),G024-01-0010-004。
(7)鲁中区党委:《五年组织总结》(1943年7月),G027-01-0020-001。
(8)东海地委:《六年来组织工作总结》(1944年7月),G024-01-0010-004。
(1)朱瑞:《滨海区农民一个月减租减息增资运动的检讨》(1942年6月),山东省档案馆、山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第8辑,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398页。
(2)据档案记载,威海某村支部成员间的宗派矛盾基本与该村宗族矛盾一致。见《威海县委一九四三年十至十二月组织工作总结报告》,威海市档案馆编:《威海抗战史料汇编》,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年,第22页。
(3)中共鲁南区党委:《鲁南区八个月群众运动总结与今后工作》(1945年5月),G028-01-0041-001。
(4)东海文东组织科:《一年来组织工作总结》(1944年),G024-01-0201-003。
(5)《论群众路线与山东群众运动:黎玉在一九四五年九月分局群众工作第二次代表会议上的报告》,山东省档案馆、山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第15辑,第395页。
(6)北海地委组织部:《北海1944年关于生产查减中整支工作的初步总结》(1945年2月19日),G024-01-0205-007。
(7)南海专署:《1945年1月至6月份减租减息工作简单总结》(1945年),G031-01-0250-002。
(8)鲁中区党委:《五年组织总结》(1943年7月),G027-01-0020-001。
(9)文东县委:《高村区万家庄典型村查减工作总结》(1945年6月25日),G024-01-0527-003。
(10)鲁南区一份文件指出,应根据成分来具体处理牟取私利的“新官僚”,对成分纯洁的应“加强教育,……动员他向群众反省悔过”,并特别指出“这是群众团体内部的问题,不应采取公开的斗争方式”;对成分好“但为收买变质,而不能转变的,可罢免或改选时不选他”;对个别本质很坏的“才可以进行斗争”。参见中共鲁南区党委:《鲁南区八个月群众运动总结与今后工作》(1945年5月),G028-01-0041-001。显然,中共在减租减息运动中对“新官僚”的处置因阶级身份不同而有所区别。
(11)《论群众路线与山东群众运动:黎玉在一九四五年九月分局群众工作第二次代表会议上的报告》,山东省档案馆、山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第15辑,第356页。
(1)沙莲香主编:《中国民族性》(一),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212页。
(2)胶东区党委调查研究室:《胶东减租减息运动总结》(1945年),G024-01-0010-004。
(3)胶东区党委组织部:《1941年组织工作总结报告》(1941年),G024-01-0187-001。
(4)渤海区党委:《渤海区一年来群众运动总结》(1945年8月),G034-01-0010-002。
(5)鲁中区党委:《五年组织工作总结》(1943年3月),G027-01-0020-001。
(6)胶东区党委:《三个月减租减息发动群众工作总结》(1945年1月30日),G024-01-0520-001
(7)东海地委:《六年来组织工作总结》(1944年7月),G024-01-0203-002。
(1)胶东区党委组织部:《1941年组织工作总结报告》(1941年),G024-01-0187-001。
(2)招远县委组织部:《抗战六年来招远党的组织建设总结报告》(1944年7月13日),G024-01-0204-004。
(3)牙前县政府:《1945年上半年查减工作总结》(1945年),G024-01-0527-005。
(4)北海地委组织部:《北海1944年关于生产查减中整支工作的初步总结》(1945年2月19日),G024-01-0205-007。
(5)《景晓村日记》,李克进、李维民编校,1943年6月27日,2012年(内部版),第129页。景晓村抗战时长期担任清河区(渤海区)党委书记,于1943年4月下旬至7月下旬参加山东分局区党委书记联席扩大会议,并以日记形式对会议进程和内容作了较为详尽的记载。引文是其在会议期间根据滨海区相关领导人谈论该区减租减息运动中“新贵”问题而作的记录。
(1)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王福明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8-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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