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陈明华:《民国新兴宗教的制度化成长:以世界红卍字会道院为中心的考察(1921-1937)》,博士学位论文,复旦大学历史学系,2010年。
(2)宋光宇:《民国初年中国宗教团体的社会慈善事业---以世界红卍字会为例》,《国立台湾大学文史哲学报》1997年第46期;宋光宇:《士绅、商人与慈善:民国初年一个慈善性宗教团体“世界红卍字会”》,《辅仁历史学报》1998年第9期。
(3)杜博思:《政治与慈善: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道院暨世界红卍字会》,社会问题研究丛书编辑委员会编:《会党、教派与民间信仰:第二届秘密社会史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2年,第233-251页。
(4)邵雍:《宗教哲学研究社在江南的活动》,《近代江南秘密社会》,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202-208页;何孔蛟:《宗教哲学研究社在上海的崇德社》,邵雍:《近代江南秘密社会》,第334-341页。
(5)王见川:《清末民初中国的济公信仰与扶乩团体:兼谈中国济生会的由来》,《民俗曲艺》2008年第162期,第139-169页;王见川:《同善社早期历史(1912-1945)初探》,《民间宗教》第1辑,台北:南天书局,1995年,第57-82页。
(6)小武海樱子:《清末民初时期的明达慈善会与慈善事业》,社会问题研究丛书编辑委员会编:《会党、教派与民间信仰:第二届秘密社会史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2年,第217-232页;小武海樱子:「同善社の慈善事―合川県善堂善会の轨迹を中心に」,『东洋学报』,卷94号1,第59-87页。
(1)如(民国)《重修什邡县志》描述说:“光绪壬寅,开办学堂,政府通令抽收寺产以备经费。然仅十分中取二,神会仍然无损。民国兴,匪焰张。县人士主张练团。神会多变产购枪弹,则取十之四五矣。民国十四年教育局为统以学款计,令神会十倍缴纳基金,各庙首等复卖产十之七八。十五年,田司令扩充部队,饬令团保向各神会借垫万元,以契税担保,且又令购买枪费数万元,各会首等趁此破产时机,有卖去盘[罄]尽者,有仅留香火费者。今则存焉寡矣。”(民国)《重修什邡县志》卷7,民国十八年铅印本,《中国地方志集成·四川府县志辑10》,成都:巴蜀书社,1992年,第497页。
(2)(民国)《大竹县志》卷11,民国十七年铅印本,《中国地方志集成·四川府县志辑62》,第261页。
(3)日本学者山田贤在其专著《移民的秩序:清代四川地域社会史研究》(曲建文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年)花了不少篇幅对四川地区十全会作了专门讨论,尽管笔者切入的角度、关注的焦点、讨论的问题与山田贤的研究不同,但笔者写作此文受到了他对十全会论述的启迪。另,本文部分资料由李哲、李璐同学代为查找,特表谢意。
(4)山田贤:《移民的秩序:清代四川地域社会史研究》,第263-267页。
(5)近代鸾堂运动最主要的时代背景是:道光庚子年(1840)被视为清中叶以后“鸾堂运动”的肇始,各地纷纷设立乩坛,此后扶鸾着造的善书大量出现,特别是太平天国与义和拳乱事期间,以关帝名义降着多种善书。善书宣扬“三相代天宣化”,“三相”是指关帝、吕祖、文昌,他们向玉皇大帝祈求借着降鸾的方式来劝人行善,以消灾解劫。
(6)(民国)《安县志》卷18,民国二十七年石印本,第507页。
(1)梁其姿:《施善与教化:明清时期的慈善组织》,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311页。
(2)双流县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双流传统文化研习会编:《槐轩概述》,上海: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15年,第56页;马西沙、韩秉方:《中国民间宗教史》下,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1007-1030页。
(1)这里的“乡绅”与傅衣凌所说的“乡绅”相类,傅衣凌说:“我们所说的‘乡绅’,已大大越过了这两字的语义学涵义,既包括在乡的缙绅,也包括在外当官但仍对故乡基层社会产生影响的官僚;既包括有功名的人,也包括在地方有权势的无功名者。”傅衣凌:《中国传统社会:多元的结构》,《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3期,第1-7页。
(2)(民国)《新修合川县志(二)》卷40、42,《中国地方志集成:四川府县志辑44》,第285、305页。
(3)(光绪)《蓬溪县续志》,清光绪二十五年刻本,第261页。
(4)(民国)《汉源县志》,民国十三年铅印本,第274页。
(5)(民国)《乐至县志又续》卷4,民国十六年刻本,第442、443页。
(6)(民国)《新修南充县志》卷6,民国十八年刻本,第963页。
(7)(民国)《安县志》卷18,民国二十七年石印本,第507页。
(8)(民国)《新修南充县志》卷9、10,民国十八年刻本,第1560、1714-1715页。
(9)(民国)《长寿县志》卷9,民国三十三年铅印本,第530页。
(1)(民国)《乐山县志》卷4,民国二十三年铅印本,第413页。
(2)施坚雅曾提出市场网络对地缘的作用。他以为可以根据市场网络的划分,把整个中国分成不同(但是互动)的经济区域。他富有创见的研究提醒我们,中国广大农民生活在有非常强烈的地缘关系的社会。参见施坚雅:《中国历史的结构》,《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城市研究》,王旭等译,长春: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年。
(3)胡次威:《国民党反动统治时期的新县制》,《文史资料选辑》总第129辑,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5年,第214页。
(4)(民国)《南溪县志》,《中国地方志集成·四川府县志辑31》,第774页。
(5)(民国)《泸县志》,《中国地方志集成·四川府县志辑33》,第124页。
(6)《傅增湘〈敝帚千金〉序文》,《大公报》附刊《敝帚千金》1904年第5期,第25页。据郭沫若的回忆,在他的家乡四川乐山县沙湾镇,便经常有人来宣讲圣谕,是乡下人十分喜欢的一种娱乐活动:“我们乡下每每有讲‘圣谕’的先生来讲些忠孝节义的善书,……在街门口由三张方桌品字形搭成一座高台,台上点着香烛,供着一道‘圣谕’的牌位,……讲‘圣谕’的先生到了宣讲的时候了,朝衣朝冠的向着‘圣谕’牌磕四个响头,再立着拖长声音念出十条‘圣谕’,然后再登上座位说起书来。说法是照本宣科,十分单纯的;凡是唱口的地方总是要拖长声音唱,特别是悲哀的时候要带着哭声,……这种很单纯的说书在乡下人是很喜欢听的一种娱乐。他们立在圣谕台前要听三两个钟头。讲得好的可以把人的眼泪讲出来。”郭沫若:《沫若自传·第一卷》,郭沫若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编:《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十一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第35-36页。
(1)《南部北八区第五段花林寺文生李泽镕、李廷栋、李成溪,监生刘俸璋等禀文》,宣统元年四月,《南部县档案》,档号清1-20,00396,南充市档案馆藏。
(2)(民国)《南川县志》卷10,民国十五年铅印本,《中国地方志集成·重庆府县志辑25》,成都:巴蜀书社,2016年,第216页。
(3)钟合阶编著:《在历史的边缘行走中和场》,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2年,第56页。
(1)康豹:《中国近代史中的宗教、社会与政治》,《国史研究通讯》2014年第7期,第43-49页。
(2)徐跃:《从排诋佛教到提倡佛教---以清末民初张謇为主的讨论》,《近代史研究》2013年第2期,第65-78页;沈洁:《“反迷信”话语及其现代起源》,《史林》2006年第2期,第30-42页。
(3)(民国)《绵竹县志》卷14,民国九年刻本,《四川历代方志集成》第一辑第11册,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5年,第682页。根据当时的新闻报道,成都市“近年,天灾人祸,迭见层出,而慈善团体亦日渐增多,其细小办法虽异,而其目的则同一,为拯救贫苦灾民,先后成立者,已达数十之起”。《慈善团体日渐增多》,《新新新闻》1933年7月15日,第10版。而在县一级,仅荣县一地在民国时期就新成立了30多个慈善会。见《荣县县志》,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411页。
(4)《达县志》,成都:四川辞书出版社,1994年,第236页。
(5)《射洪文史资料》第2辑,四川省射洪县政协会文史组编印,1983年,第58页。
(6)苏厚泽:《解放前梓潼慈善事业概况》,《梓潼县政协文史资料》第8辑,梓潼县志办编印,1990年,第138页。
(7)曾沛甘、林建华:《解放前慈善团体“永川十全会”》,《重庆文史资料》第11辑,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65-166页。
(8)《蓬溪县志》,成都:四川辞书出版社,1995年,第770-771页。
(9)陈渊如:《中和慈善会》,钟合阶编著:《在历史的边缘行走中和场》,第56页。
(1)匡珊吉、杨光彦:《四川军阀史》,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417页;贾大泉主编:《四川通史》卷七,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502页。
(2)《叙永县志》,北京:方志出版社,1998年,第501页。
(3)《合川县志》,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28页。
(4)四川省文史馆编:《四川军阀史料》第4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221页。
(5)(民国)《绵竹县志》卷14,《四川历代方志集成》第一辑第11册,第682页。
(6)(民国)《桐梓县志》卷4,民国十八年铅印本,第1057、1058页。
(7)吕实强:《近代四川的农民生活》,《“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1978年第7期,第187-223页。
(8)今井骏:『四川省と近代中国:军阀割拠から抗日戦の大后方へ』,东京:汲古书院,2007年,第251页。
(1)山本真:「一九四〇年代、四川省における地方民意機関と秘密結社」,石塚迅、中村元哉、山本真编著:『憲政と近現代中国』,东京:現代人文社,2010年,第106页。
(2)《四川之哥老会》,《四川月报》第8卷第5期,1936年5月,第252页。关于四川民众参加哥老会的情况,根据王笛的统计,其比例高达70%。据山本真的考察,璧山县在1940年前后,70%~80%的农村民众参加了哥老会,乡镇的责任人即乡镇长也是哥老会的领袖;在宜宾县,场镇中90%左右以及村部中70%左右的成年男子,加入了哥老会。但他也注意到上面两个地方参加袍哥的比例,不具有代表整个四川农村的一般性。(山本真:「一九四〇年代、四川省における地方民意機関と秘密結社」,石塚迅、中村元哉、山本真编著:『憲政と近現代中国』,第106页。2008年12月。)2008年,笔者与山本真教授一道在双流县永兴镇(民国时期属华阳县)和大邑县安仁镇进行过采访,在受访者的记忆中,农户参加哥老会的比例在10%或以下。而在崇州市场镇的采访中,据说参加比例约为60%,农村是30%~50%。虽然,笔者参与了口述工作,但对没有文献记录印证的口述史持一定的保留态度。每个人都在不停地变化,几十年前的生活、心境到如今已经发生了很多变化,当时的感受与现在的记忆已有很大差別,因此口述史只提供了某人特定时刻非常局限的认知。在我看来,四川乡村社会民众参加袍哥确实是普遍现象,但要弄清四川民众参加秘密社会组织哥老会的比例,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工作。我们或只能说有的地区比其他地区参加哥老会的比例,可能更高或更低一点。
(3)值得一提的是,今井骏教授在『四川省と近代中国:军阀割拠から抗日戦の大后方へ』一书第2篇中,用两个章节对民国时期四川省哥老会的组织、活动情况及川西崇庆县元通场的袍哥大爷黄氏一族进行了考察,分析了哥老会组织在四川基层社会的权力运作的实态与乡村社会秩序之间的关系。与后来的研究者山本真、王笛教授的研究相比,今井教授对哥老会的组织及其活动情况的研究,存在着资料文献上的欠缺,这使他对袍哥群体的生存状态及其在四川基层社会的权力运作中所扮演的角色的分析受到一定制约。但他首先注意到哥老会拥有的社会秩序机能,放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中是相当独特的视角,对后来的研究者有启示意义。
(4)参见今井骏:『四川省と近代中国:军阀割拠から抗日戦の大后方へ』,第291-329页。一些袍哥头目常以乡绅自居,如据40年代的一份调查表,北碚哥老会的掌旗大爷冯雨苍、袁汉卿,澄江镇的陈清泉在职业一栏皆填写的是“绅”,但三人文化程度都不高,分别是私塾5年、私塾4年、私塾6年。参见《北碚管理局□□镇、乡哥老会首领姓调查表》,1943年1月,《北碚管理局档案》,全宗号0081,目录号、案卷号1981,重庆市档案馆藏。事实上,据笔者的观察,当时的传统士绅家族一般是不会参加袍哥的。2008年,笔者曾对江安黄氏,南溪包氏、张氏,李庄李氏,宜宾县赵氏等传统意义上的正绅家族进行调查,这些家族成员及其子弟均无人参加过袍哥组织。袍哥组织流品极杂,传统士绅和新乡绅在此问题上是否存在分野可进一步考察。
(5)山本真:「一九四〇年代、四川省における地方民意機関と秘密結社」,石塚迅、中村元哉、山本真编著:『憲政と近現代中国』,第109页;也可参见山本真:「表象された地主像と民衆の記憶:四川省大邑県劉氏荘園「収租院」から考える」,『中国研究月報』第735号,中国研究所,2009年5月。
(1)马西沙、韩秉方:《中国民间宗教史》下,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1030页。
(2)石友山、方崇实:《成都讲“圣谕”回忆》,《四川文史数据集粹》第四卷,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207页。
(3)(民国)《泸县志》,《中国地方志集成·四川府县志辑33》,第124页。
(4)(民国)《大竹县志》卷11,《中国地方志集成·四川府县志辑62》,第261页;陈渊如:《中和慈善会》,钟合阶编著:《在历史的边缘行走中和场》,第56页;朱肇全:《降鸾与宣讲》,《达县文史资料》第三辑,达县政协文史委员会编印,1990年,第74-75页。
(5)《宣汉县志》,成都: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867页。
(6)民国时期许地山曾说,“数十年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很多,对于事物好像应当持点科学态度,而此中人信扶箕的却很不少,可为学术前途发一浩叹”。许地山:《扶箕迷信底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115页。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尚且如此,扶乩活动对普通民众的影响可以想见。王见川谈到扶乩在近代流行的原因时,认为“这主要是与扶乩具有三点特性有关:1.文字性;2.神奇性;3.客观性。也就是说,扶乩是当时民众(如读书人、士绅)找到最具宗教神奇性,又与己身重文字之特性有关,且当众展示、最具客观性的方法,以表达自己对宇宙、人世与鬼神的看法和宗教经验”,并认为近代社会的技术发展如通信网络的建立、识字率的提高等也是扶乩在近代流行、发挥影响的原因。王见川:《近代中国的扶乩、慈善与“迷信”---以印光文钞为考查线索》,康豹、刘淑芬主编:《信仰、实践与文化调适》下,台北:中研院,第567页。
(7)陈渊如:《中和慈善会》,钟合阶编著:《在历史的边缘行走中和场》,第56页。
(8)舒新城:《蜀游心影》,上海:中华书局,1939年,第53页。
(9)张国焘:《我的回忆》第3册,北京:东方出版社,1991年,第184页。
(1)《赴川考察团在成都大学演说录·任叔永先生演讲》,《科学》第15卷第7期,1931年,第1168-1169页。
(2)《欢迎蒋委员长》,《成都快报》1936年4月18日,第1版。
(3)《蒋委员长新生活运动讲演集》,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编印,1937年。
(4)1932年9月,蒋介石已将“礼义廉耻”作为统党治国的革命政治论述,以此来打造国民认同。稍后他在检讨中国受到日本侵略的原因时认为,中国国民没有国家的概念,失却了固有的民族精神,才会衰弱濒临灭亡。因此,新生活运动特别强调重振道德。参见潘光哲:《知识对“新生活运动”的回应:以胡适为例》,黄自进、潘光哲主编:《蒋介石与现代中国的形塑》第1册,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2013年,第592-601页。深町英夫认为“新生活运动在四川省与山西省的推行同样具有逼迫地方领导人物对中央权力表明忠心的意义。蒋介石率领心腹亲赴四川省,作为先进性、近代性的体现者,通过新生活运动推行各种改革措施,由此把自己的势力浸透于当地社会,并要求当地势力与自己合作,对其发挥领导作用”。见深町英夫:《教养身体的政治---中国国民党的新生活运动》,北京:三联书店,2017年,第82页。
(5)《渝新运会破除迷信:出各方拆毁神像》,《新新新闻》1936年5月7日,第6版。
(6)《三月廿八日东岳不出驾:警部破除迷信布告停办》,《新新新闻》1936年4月10日,第6版。
(1)《警部破除迷信出示禁令》,《警务月刊》1937年6月,第34页。
(2)《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营批示》,《四川省新生活运动促进会会刊》1937年第10期,第52页。
(3)《巴县县政府密令》(民字第2811号,1936年10月),《巴县县署》(1936年-37年),案卷号:193-13,第2-3页,四川省档案馆藏。
(4)《除掉民间迷信---射洪县政府解散教会儒坛》,《涪陵民报》1935年9月27日,第2版。
(5)今井骏:『四川省と近代中国:军阀割拠から抗日戦の大后方へ』,第534页。
(6)徐秀丽:《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政治国家与民间组织》,徐秀丽、郑成林主编:《中国近代民间组织与国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15页。
(7)荣孟源主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上册,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第763页。
(1)《修正人民团体方案》,第9条,《涪陵民报》1935年11月27日,第3版。
(2)《各地慈善团体应依法完备立案手续》,《新新新闻》1936年8月23日,第9版。
(3)《社会部举办慈善救济团体调查》,《新新新闻》1941年7月14日,第6版。
(4)刘悦斌:《民国时期社会福利政策论略》,王卫平、赵晓阳主编:《近代中国的社会保障与区域社会》,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60-61页。
(5)熊维琳:《国民政府时期四川省的救济院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2005年,第8、5页。
(6)《汉源县志》,成都:四川省科学技术出版社,1994年,第625页。
(7)曾沛甘、林建华:《解放前慈善团体“永川十全会”》,《重庆文史资料》第11辑,第167页。
(8)《新生活运动》,三民主义青年团部编印,1941年,第192页。
(9)《蒋总统言论选集---政治与经济》,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77年,第50、55页。
(10)黄道炫、陈铁健:《蒋介石:一个力行者的思想资源》,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242页;朱煜:《抗战大后方的民众教育馆---以四川省和重庆市为中心的研究》,《近代史研究》2017年第4期,第109页。
(1)《内政部礼俗司向国民党五届六次中央会议提出的工作报告稿》(1939年10月26日),《中华民国史档案数据汇编》第五辑第二编,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542页。
(2)傅斯年:《请严禁邪教以免动摇抗战心理案》,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第四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230页。
(3)朱煜:《抗战大后方的民众教育馆---以四川省和重庆市为中心的研究》,第112、113页。
(4)赵德贵:《讲圣谕》,冯至诚编:《市民记忆中的老成都》,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1999年,第158页。
(5)《合江县志》,成都: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93年,第540页。
(1)玛丽·博斯沃斯·特德雷:《中和场的男人和女人》,张天文、邹海霞译,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11年,第115页;小武海樱子根据四川合川县地方档案和相关文献,认为1930年代四川合川县民间慈善团体的社会救济活动所担负的责任和效率都强于政府。参见小武海樱子:《同善社の慈善事―合川県善堂善会の轨迹を中心に》,《东洋学报》,卷94号1,第59-65页。
(2)罗志田:《地方的近世史:“郡县空虚”时代的礼下庶人与乡里社会》,《近代史研究》2015年第5期,第6-27页。
(3)蒋介石在《新生活运动之要义》中说,要让“所有的人民都能以礼义廉耻为基本原则,改革过去一切不适于现代生存的生活习惯,从此能真正做一个现代的国民”。《新生活运动辑要》,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编印,1936年,第2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