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黑婴,原名张炳文,又名张又君,1915年出生于印度尼西亚棉兰市,祖籍广东省梅县,客家人,七岁时回故乡读书,十三岁又回棉兰,读英文学校,同时在一家华侨报馆《新中华报》半工半读;1932年只身到上海求学,考入暨南大学外语系,并开始文学创作,1933年出版短篇小说集《帝国的女儿》,1933年出版散文集《异邦与故国》。抗战爆发后自上海重返棉兰,任《新中华报》总编辑。1950年回到中国,进入《光明日报》工作,曾主编《光明日报》文艺副刊《东风》,1980年发表中篇小说《漂流异国的女性》,1985年离休,1992年10月逝世。参见千仞:《黑婴生平简介》,见《生活报的回忆》,广州:世界图书出版广东有限公司,2013年,第196页。
2 参见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329 页。根据该书“后记”介绍,包括“海派小说”等内容的第十四章由吴福辉撰写。
3 吴福辉:《都市漩流中的海派小说》,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80页。
4 锦枫:《记黑婴》,《十日谈》1934年第46期。
5 参见吴福辉:《都市漩流中的海派小说》,第80-81页。
6 许纪霖、罗岗等:《城市的记忆——上海文化的多元历史传统》,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1年,第144页。
7 韩侍桁认为1933年前后文坛上涌现出六位“可以当作新起的作家而无愧色”,即臧克家、徐转蓬、沙汀、艾芜、金丁和黑婴。参见侍桁:《文坛上的新人》,《现代》第4卷第4期,1934年2月。此外,1933年12月《矛盾月刊》第2卷第4期曾编发题为“一九三三年文坛新人”的一组照片,分别为徐转蓬、黑婴和万国安。
1 解志熙:《序》,张勇:《摩登主义》,台北:人间出版社,2010年,第2页。
2 黑婴:《我见到的穆时英》,《新文学史料》1989年第3期。
3 黑婴:《叶紫与无名文艺》,《新文学史料》1979年第4期。
4 佐新:《南洋华侨的分析》,《南华评论》1932年第3卷第9期。
5 李长傅:《地理学上所见之南洋》,《南洋研究》第3卷第6期,1931年6月1日。
6 这三个“中国”标准是:1.地理上与中国陆地相连,或隔海相望;2.历史上或为中国属邦,或在中国势力范围;3.现为华侨集聚之地,经济上与中国关系紧密。而南洋的具体地理范围如下:1.南洋半岛,又称印度支那半岛,包括法属印度支那(今越南、缅甸、老挝、柬埔寨)、暹罗王国(今泰国)、英属马来半岛(今马来西亚、新加坡);2.南洋群岛,简称南岛,又称马来半岛或东印度半岛,包括英属北婆罗洲(今文莱)、荷属印度(今印度尼西亚)、葡属帝汶岛东部(今东帝汶)、美属菲律宾群岛(今菲律宾)。参见李长傅:《地理学上所见之南洋》;李长傅编:《南洋地理志略》,《南洋研究》第2卷第1期,1928年1月1日;李长傅编:《南洋地理志略》(续),《南洋研究》第2卷第4期,1928年4月1日。按,纽几尼亚/巴布亚岛(今巴布亚新几内亚)西部虽在地理上不属南洋,但因政治上与南洋殖民地主要宗主国荷兰和英国关系密切,故亦属于南洋范围。参见李长傅:《地理学上所见之南洋》,《南洋研究》第3卷第6期,1931年6月1日。
7 “民国时态”提法受到了李怡“民国机制”概念的启发,即注重在民国政府内政外交的国家层面思考南洋问题。参见李怡:《民国机制——中国现代文学的一种阐释框架》,《广东社会科学》2010年第6期。
8 据李长傅统计,1929年南洋华侨总数为5,608,000人,位居海外各地之首。参见李长傅:《海外华侨人数之统计》,《南洋研究》第2卷第5期,1928年5月1日。
9 参见滨下武志:《朝贡与移民——中国的对外关系和日本》,高士华摘译,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编译组编:《清史译丛》第三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0-19页。
1 陈嘉庚:《南侨回忆录》,新加坡:南洋印刷社,1946年,集美陈嘉庚研究会翻印,1993年,第162页。
2 参见彭胜天:《南洋华侨的国籍问题》,《南洋研究》1940年第9卷第1期;董霖:《中国国籍法》,重庆:国民图书出版社,1943年,第24、92页。
3 邱汉平:《救济华侨方案之讨论》,《南洋研究》第5卷第1期,1934年9月1日。
4 参见李宗黄:《华侨对党国之贡献及今后之新使命》,《海外月刊》第1卷第2期,1932年10月。
5 参见张治中:《张治中回忆录》,北京:华文出版社,2007年,第41页。
6 参见杨建成主编:《华侨史》,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5年,第141页。
7 许道龄:《南洋华侨没落的原因》,《禹贡半月刊》第6卷第8、9期合刊,1937年1月。
8 参见孔另境编:《现代作家书简》,广州:花城出版社,1982年,第110、156、215页。
9 比如许地山的《辍网劳蛛》、《商人妇》,洪灵菲的《在木伐上》、《大海》,许杰的《椰子与榴莲》,老舍的《小坡的生日》等。参见王瑶:《中国现代作家笔下的东南亚》,《厦门大学学报》(哲社版)1987年第3期。
田汉:《影事追怀录》,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81年,第13页。
郑康伯:《“帝国的女儿”》,《现代出版界》1934年第26、27、28期合刊。
参见前辙:《1933年文坛的新人》,《十日谈》1934年第17期。
素明:《理解父亲》(代序),蓝素兰主编:《黑婴文选》,广州:世界图书出版广东有限公司,2013年,第1页。
张又君:《归国的途中》,《新时代》第4卷第2期,1933年3月。
1 黑婴:《爸爸上园口去》,《中学生》第38期,1933年10月。
2 黑婴:《归国杂记》,《十日谈》1933年第14期。
3 黑婴:《过槟城》,《社会月报》第1卷第2期,1934年7月15日。
4 黑婴:《我的祖国》,《中国文学》第1卷第1期,1934年2月1日。
5 黑婴:《自序》,《帝国的女儿》,上海:开华书局,1934年,第3页。
6 参见郑洪年:《国立暨南大学创立及沿革记》,《暨南校刊》1933年第85期。
7 南洋文化事业部:《为南洋问题敬告本校全体教职员与全体同学》,《暨南校刊》第3期,1929年9月16日。
8 陈刚父:《暨南大学的特质》,《南洋情报》第2卷第3期,1933年6月1日。
9 江应梁:《暨大学生的双重使命》,《南洋情报》第2卷第3期,1933年6月1日。
1936年的统计数字表明,文学院侨生80人,内地生205人,而整个学校侨生149人,内地生435人。参见《国立暨南大学二十五年度第一学期注册学生人数统计表》,《暨南校刊》1936年第182期。
黑婴:《初秋的风》,《新时代》1933年第5卷第3期。
曹聚仁:《暨南大学》,《涛声》1933年第2卷第24期。
曹聚仁:《暨南前页》,《我与我的世界》,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第256页。
1 叶绍纯:《暨大今后之训育》,《南洋情报》第2卷第3期,1933年6月1日。
2 黑婴:《小伙伴》,《现代》第5卷第3期,1934年7月1日。
3 黑婴曾写道:“生长在南洋的孩子,总是活波可爱的,好动的,强劲的性格教他们每天都打一次架。”参见黑婴:《南洋之街》(一),《申报·自由谈》1934年10月30日。
4 坚峰:《南洋华侨教育之现状》,《侨务月报》1933年第3期。
5 黑婴:《文凭》(续),《通俗文化》1935年第2卷第10期。
6 参见巫小黎:《黑婴传略及创作年表》,《新文学史料》2001年第4期;《中国文学家辞典》现代第四分册“黑婴”词条,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1985年,第561页。
7 按照暨大规章,凡新生入学后需查验各项资格证明文件。张又君在检验无误通知领回证件学生之列。参见《侨生资格审查委员会通告》,《暨南校刊》1932年第35期。
8 “第一学期”的起止时间为1934年9月2日至1935年1月31日。参见《国立暨南大学二十三年度校历》,《暨南校刊》1934年第105期。
9 参见《国立暨南大学学则》,《暨南校刊》1936年第160期。
参见《历届毕业生名录》、《本届毕业生名录》,《暨南校刊》1937年第213期。
黑婴的自述也支持这一论断:“自幼就念书,一直念到去年,出了学校靠着写作去换饭吃。”刊发此文的《青年界》杂志是月刊,考虑到截稿时限,黑婴写作并提交此文的时间该在1935年,那么文中的“去年”应为1934年。参见黑婴:《我还没有职业》,《青年界》第9卷第1期,1936年1月。此说还有一个旁证,1934年10月19日一位自称认识黑婴的评论者指出:“他以前在暨南念书,这学期却不继续了。”参见锦枫:《记黑婴》,《十日谈》1934年第46期。
参见黑婴:《怀乡病》,《申报·自由谈》1934年1月28日。
黑婴:《黄昏》,《矛盾月刊》第3卷第1期,1934年3月。
黑婴:《过年》,《申报·自由谈》1934年2月19日
黑婴:《南岛怀恋曲》,《帝国的女儿》,第34页。
1 黑婴:《没有爸爸》,《帝国的女儿》,第176页。
2 “魔都”是日本作家村松梢风用来形容上海的“造语”,出自其1924年取材自上海之旅的小说《魔都》。参见王向远:《中国题材日本文学史》(增补本),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08-109页。
3 参见张若谷:《饮食男女战争》,上海: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3年,第145页。
4 参见《文艺茶话》,《文艺茶话》第1卷第1期,1932年8月15日。
5 参见朱杰勤:《十九世纪中期的印度尼西亚华侨契约工人》,《东南亚研究资料》1961年第2期。
6 参见周汇潇:《东印度之物产》(续),《南洋研究》第5卷第5期,1935年12月1日。
7 参见陈枚安编著:《南洋生活》,上海:世界书局,1933年,第151页。
8 参见许杰:《坎坷道路上的足迹》(八),《新文学史料》1984年第4期。
9 参见郑健庐:《南洋三月记》,上海:中华书局,1935年,第177页。
这一数字仅次于“粮米粮食杂货商”的207家,在各类商铺中排名第二。参见驻棉兰领事馆:《棉兰华侨工商业统计》,《外交部公报》1934年第7卷第8期。
黑婴:《南洋之街》(二),《申报·自由谈》,1935年5月20日。
许杰认为榴莲是整个南洋社会的象征,“要做老南洋的人,是非学会吃榴莲不可”,而这种以臭为香的“学会”,正是华侨丧失人格的表现。参见许杰:《榴莲》,《椰子与榴莲》,上海:现代书局,1931年,第54-55页。
曾有论者指出,华侨在南洋取得成功有三大原因:与土人妇女通婚,与土人友好,勤俭耐劳。参见陈枚安编著:《南洋生活》,第159页。
1 参见坚峰:《南洋华侨教育之现状》,《侨务月报》1933年第3期。
2 黑婴:《圣女》,《好文章》第8期,1937年5月。
3 在小说《Trail》中,美丽的少女李韵就“穿着咖啡色的春装,戴了一个咖啡色的小塌帽儿”走到了主人公的心里。参见黑婴:《Trail》,《西北风》1937年第7期。
4 参见张若谷:《现代都会生活象征》,《珈琲座谈》,上海:真善美书店,1929年,第4-9页。
5 郭兰馨:《蜃海楼随笔》,《珊瑚》1933年第3卷第9期。
6 茅盾:《新作家与“处女作”》,《茅盾全集》第19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第451页。该文首发于《文学》第1卷第1号,1933年7月1日。
7 黑婴:《蓝色的家乡》,《妇人画报》第17期,1934年4月。
8 穆时英:《夜总会中的五个人》,《现代》第2卷第4期,1933年2月1日。
1 穆时英:《G No.Ⅷ》,《文艺月刊》第8卷第5期,1936年8月。
2 黑婴:《咖啡座的忧郁》,《文艺月刊》第7卷第4期,1935年4月1日。
3 参见黄震遐:《我们底上海》,《申报·艺术界》1928年12月30日。
4 参见陈枚安编著:《南洋生活》,第149页。
5 参见坚峰:《南洋华侨教育之现状》,《侨务月报》第3期,1933年12月。
6 黑婴:《帝国的女儿》,《申报月刊》第2卷第3期,1933年3月。
7 黑婴:《春光曲》,《狂流》第1卷第1期,1932年7月。
8 黑婴:《珈琲女》,《诗歌月报》第1卷第1期,1934年4月1日;黑婴:《舞女》,《诗歌月报》第1卷第1期,1934年4月1日。
9 黑婴:《咖啡色的忧郁》,《青青电影》第2期,1934年5月。
黑婴:《牢狱外》,《帝国的女儿》,第18页。1935年该小说改题为《雪》,连载于《春色》杂志。
黑婴:《一〇〇〇尺卡通》,《新时代》第5卷第6期,1933年12月。
1928年,一位同样来自南洋的暨南侨生曾表达了与黑婴类似的历史痛感:这位海外游子满怀憧憬回到祖国,然而在国门之前“迎接”他的竟是布满黄浦江的“帝国主义兵舰”,这突如其来的失落和屈辱让他“心如刀割”。参见林金沙:《从南洋到暨南》,《南洋研究》第1卷第5期,1928年5月1日。
1 黑婴:《南岛之春》,《内外杂志》第1卷第1期,1936年8月。
2 参见《重编国语辞典》第4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3261页。
3 “nostalgia”一词中文译作“乡愁”或“怀旧”,“这一英文词汇来自两个希腊语词,nostos(返乡)和algia(怀想),是对于某个不再存在或者从来就没有过的家园的向往”。参见斯维特兰娜·博伊姆:《怀旧的未来》,杨德友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0年,第2页。
4 黑婴:《自序》,《帝国的女儿》,第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