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初土司政治秩序在嘉绒地方的重建及其影响——兼论金川之役爆发的缘起
Reconstruction of Native Chieftain Political Orders and its Influence in Rgyalrong during the Early Qing Period——With Remarks on the Causes of the Jinchuan War
作者：邹立波;
Author：
收稿日期： 年卷（期）页码：2016,207(06):-135-142
期刊名称：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Journal Name：Journal of Sichuan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Edition）
关键字：清初;土司政治秩序;嘉绒;金川之役
Key words：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大型藏区地方史《康藏史》编纂与研究”(10&ZD110)、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明清至民国时期嘉绒藏族地方与内地关系研究”(13XMZ023);;
学科前沿与交叉创新研究一般项目(skqy201333)
中文摘要
自雍正初年,清朝着手在藏东边地重建土司政治秩序,从制度层面强化对土司的常规性控制,重点规范各土司之间的关系。但是在土司政治新秩序中建构起来的中央王朝与土司地方的新型政治关系,同嘉绒土司历史上固有的政治传统存有相悖之处。当新秩序深入嘉绒地方后,土司立足于传统的政治观念选择接纳或抵制。基于此,金川之役缘起的阐释应置于中央王朝与嘉绒地方双重视角及其相互关系的长时段演变中重新思考。
参考文献
(1)John E.Herman,“Empire in the Southwest:Early Qing Reforms to the Native Chieftain System,”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Vol.56,No.1,1997,pp.47-74.
(2)学界对金川之役缘起的研究,参见徐法言:《乾隆朝金川之役研究评述》,《清史研究》2011年第4期;邹立波:《国外嘉绒研究的回顾与反思》,《思想战线》2014年第4期。另外美国学者John Herman的研究,视角独到,笔者受惠尤甚。
(1)《明太宗实录》卷36,宣德三年二月上,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校印本,第902页。
(2)有关明朝与嘉绒土司的关系,参见邹立波:《祖源认同彰显下的国家与土司关系:明末汉人视野中川西北杂谷土司的祖源身份与政治认同》,《藏学学刊》第11辑,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15年;邹立波:《略论明代董卜韩胡、杂谷二土司之争》,《阿坝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6年第4期。
(3)李涛:《试析大小金川之役及其对嘉绒地区的影响》,《中国藏学》1993年第1期。
(4)张秋雯:《清代雍乾两朝之用兵川边瞻对》,(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1992年第21期。
(5)《年羹尧满汉奏折汇编》,季永海、李盘胜、谢志宁翻译点校,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238页。分袭法并非年羹尧首创,早在明末贵州巡抚朱燮元针对边地土司地大势强易叛的状况,已提出并推行“裂疆域,众建诸蛮”的策略,从体制层面分化土司势力,使土司力分易制。参见吴永章:《中国土司制度渊源与发展史》,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88年,第203-204页。
(6)《清史稿》卷296《岳钟琪传》,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0370页。
(1)托津等:《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嘉庆朝)》卷469《兵部·土司·土司袭职》,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673册,台北:文海出版社,1992年,第1979-1981页。
(2)John E.Herman,National Integration and Regional Hegemony:The Political and Cultural Dynamics of Qing State Expansion,1650-1750,University of Washington,Ph.D.Dissertation,1993,pp.43-47,136-144.
(3)Herman,“Empire in the Southwest,”pp.47-74.
(4)Herman,National Integration and Regional Hegemony,pp.102-105.
(5)佘贻泽:《中国土司制度》,南京:正中书局,1947年,第40页。
(6)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21册,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830页。
(1)《清高宗实录》卷493、495、499,乾隆二十年七月下、乾隆二十年八月下、乾隆二十年十月下,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影印本,第15册,第197-198、216、223、274-275页。
(2)冯明珠、庄吉发编:《金川档》,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2007年,第500页。
(3)佘贻泽:《中国土司制度》,第41页。
(4)乾隆《保县志》卷8《边防志》,张羽新主编:《中国西藏及甘青川滇藏区方志汇编》,北京:学苑出版社,2003年,第39册,第379页。
(5)嘉庆《四川通志》卷96,成都:巴蜀书社,1984年,第3068页。
(1)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18册,第235页;《奏查年羹尧请颁给川省大金川土司印信号纸一案》,雍正元年,《军机处档摺件》,资料号402019171,台北故宫博物院图书文献处藏。
(2)《清高宗实录》卷332,乾隆十四年正月上,第13册,第537页。
(3)方略馆纂:《平定金川方略》,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92年,第414页。
(4)冯明珠、庄吉发编:《金川档》,第4465页。
(5)冯明珠、庄吉发编:《金川档》,第524页。
(6)方略馆纂:《平定金川方略》,第57页。
(7)乾隆《保县志》卷8《边防志》,张羽新主编:《中国西藏及甘青川滇藏区方志汇编》,第39册,第385-386页。
(1)王昶:《蜀徼纪闻》,张羽新主编:《中国西藏及甘青川滇藏区方志汇编》,第43册,第328页。
(2)Yingcong Dai,The Sichuan Frontier and Tibet,Seattle: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2009,pp.147-164.
(3)程穆衡:《金川纪略》卷1,西藏社会科学院西藏学汉文文献编辑室编辑:《西藏学汉文文献汇编》第3辑《金川案、金川六种》,1994年,第255-256页。
(4)土观·洛桑却吉尼玛:《章嘉国师若必多吉传》,陈庆英、马连龙译,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7年,第263-264页。
(5)冯明珠、庄吉发编:《金川档》,第707-717页。
(6)《大金川土司国师国主等致文殊天命大皇帝钦派大臣函(金川索诺木番字原禀)》,乾隆三十七年,《军机处档摺件》,资料号017725,台北故宫博物院图书文献处藏。藏文原禀中的“大臣”被直接音译为Tazhin,而不是藏文Blon po(“大臣”之意),这说明嘉绒土司知道“万岁爷驾下办事的大臣”同其下属的大头人有所不同。
(7)方略馆纂:《平定两金川方略》,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91年,第618、622页。
(8)乾隆《保县志》卷8《边防志》,张羽新主编:《中国西藏及甘青川滇藏区方志汇编》,第39册,第383页。
(9)乾隆《保县志》卷8《边防志》,张羽新主编:《中国西藏及甘青川滇藏区方志汇编》,第39册,第377页。
(1)以上引文见方略馆纂:《平定两金川方略》,第1836、1513页。
(2)于谦:《忠肃集》卷9《杂行类》,《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44册“集部一八三·别集类”,台北:商务印书馆影印,1986年,第305-306页。
(3)《奏闻金川送出带禀兵丁林奇并酌办各情形(附件:译出金川番禀)》,乾隆三十七年十月初七日,《军机处档摺件》,资料号018337附件,台北故宫博物院图书文献处藏。
(4)《清高宗实录》卷900,乾隆三十七年正月上,第20册,第17页。
(5)《清高宗实录》卷925,乾隆三十八年正月下,第20册,第434页。
(1)徐法言:《乾隆朝金川之役研究评述》,《清史研究》2011年第4期;徐法言:《第一次金川之役起因初探---乾隆帝绥靖川边的努力》《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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