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夺嫡与《五经正义》之关系发微
Emperor Taizong of the Tang's Seizure of the Throne and the Compilation of Wujingzhengyi
作者：曹鹏程;
Author：
收稿日期： 年卷（期）页码：2015,197(02):-50-56
期刊名称：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Journal Name：Journal of Sichuan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Edition）
关键字：唐太宗;唐初经学;《五经正义》;逆取顺守;大义灭亲;孝
Key words：
基金项目：2013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宋代儒家道统系谱的建构与争论”(13YJC770013)
中文摘要
李世民在玄武门之变中杀兄逼父,成功夺嫡。事后,出于为自己开脱罪名的目的,他在不同场合大力推崇"逆取顺守",提倡"大义灭亲",重新界定"孝"的涵义。太宗的言行波及同期正在纂修的《五经正义》,在其中留下了深深的时代烙印,并对有唐一代的政治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
参考文献
1 参见陈寅恪:《论隋末唐初所谓“山东豪杰”》,《金明馆丛稿初编》,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第243-265页;汪籛:《李渊晋阳起兵密谋史事考释》,《汉唐史论稿》,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227-246页;黄永年:《六至九世纪中国政治史》第四章《李唐创业和玄武门之变》,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年,第113-157 页。
2 关于《五经正义》的修撰经过,参见张宝三:《五经正义研究》,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7-21 页;姜广辉:《政治的统一与经学的统一——孔颖达与〈五经正义〉》,《中国哲学》第二十四辑《经学今诠三编》,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2年;申屠炉明:《孔颖达颜师古评传》,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又,《五经正义》中的孔疏并非全然出自唐人手笔,其中因袭前人之处所在多有,清人刘文淇对此已有分析,见刘文淇:《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自序》,北京:科学出版社,1959年。惟就本文涉及的议题而言,其中的时代痕迹显然可辨。
3 《毛诗注疏》卷三之二《卫风·淇奥》,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294页。
4 钱钟书:《管锥编》,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1册,第88页。
1 《史记》卷三七《卫康叔世家》,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1591页。
2 类似的例子在经学史上并不鲜见。《左传》桓公五年载“祝聃射王中肩”,郑庄公当晚即派祭足“劳王,且问左右”。杜预注云:“‘劳王’、‘问左右’,言郑志在苟免。王讨之,非也。”清人焦循《春秋左传补疏》即指杜预此注“明为高贵(乡公)讨司马昭而发”,见阮元编:《清经解》卷一一九五,上海:上海书店,1988年,第6册,第666页。
3 吕祖谦:《左氏博议》卷二三,《吕祖谦全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6册,第511页。
4 《汉书》卷四三《陆贾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2113页。
5 《三国志》卷三七《庞统传》,裴松之注,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955页。
6 《北史》卷二六,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937页。
7 温大雅:《大唐创业起居注》卷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52页。
8 杨伯峻:《孟子译注》卷三《公孙丑章句上》,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63页。
9 《尚书正义》卷八《汤誓》,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288页。
《资治通鉴》卷一九二,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6036页。按,本段记事不见于两《唐书》,而系日精确,司马光当有所本,极有可能采自实录之类的文献。
《北齐书》卷八,北京:中华书局,1972年,第115页。
1 黎翔凤:《管子校注》卷一五《势》,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885页。《管子》在唐代有房玄龄、尹知章两种注本,今传本署房玄龄注,清四库馆臣认为是后人以尹注本嫁名于房玄龄而成,今人多有赞同其说者。而据黎翔凤的考证,今传《管子》为房玄龄注本无疑,考辨精审(见《管子校注·序论》),其说可从。
2 吕祖谦:《左氏博议》卷二三,《吕祖谦全集》,第6册,第512页。
3 “大义灭亲”,语出《左传·隐公三年》,卫石碏之子石厚助公子州吁弑卫桓公,石碏设计除之,君子曰:“石碏,纯臣也。恶州吁而厚与焉。‘大义灭亲’,其是之谓乎!”
4 吴兢:《贞观政要》卷七《文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224页。
5 王溥:《唐会要》卷六三《史馆杂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1301页。
6 太宗此语极有可能出自《刘子·明权》,其文曰:“慈爱者,人之常情。然大义灭亲,灭亲益荣,由于义也。是故慈爱方义,二者相权,义重则亲可灭,若虞舜之放弟象,周公之诛管叔,石碏之杀子厚,季友之酖叔牙。以义权亲,此其类也。”参见傅亚庶:《刘子校释》卷八《明权》,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第411页。其中所引四事,均曾被太宗言及(虞舜事见下文)。而且,太宗作《帝范》时袭用《刘子》之处不少,参见杨明照:《刘子理惑》,《刘子校注》,成都:巴蜀书社,1988年,第1页。足证太宗对《刘子》颇为熟悉,故能随手拈出其中的论调为己张目。
7 《旧唐书》卷六四《隐太子建成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2418页。
8 《旧唐书》卷六八《尉迟敬德传》,第2498页。
9 吴兢:《贞观政要》卷五《公平》,第163页。
1 吴如嵩、王显臣:《李卫公问对校注》卷下,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47-48页。按,关于《李卫公问对》的成书过程,历来聚讼纷纭,迄无定论。新近研究一般认为,该书实为唐太宗、李靖晚年论兵言辞之辑录,作者则不可考。参见吴如嵩、王显臣:《李卫公问对校注·前言》;张固也、王斌:《阮逸伪托〈李卫公问对〉说质疑》,《中国典籍与文化》2010年第1期等。又,本段引文中自“水能载舟”至“其可用乎”一段,又见于《通典》卷一五一引“李靖兵法曰”;且引文中太宗之语与当日语境颇为契合,足证本条记事并非向壁虚构。
2 《毛诗注疏》卷八之二《鸱鸮》,第732页。
3 《尚书正义》卷十二《大诰》,第507页。
4 《毛诗注疏》卷八之一《七月》,第702-703页。
5 美国学者本杰明·艾尔曼(Benjamin Elman)曾提到孔疏在周公东征这一问题上隐藏的现实政治因素,惟未及展开。参见本杰明·艾尔曼:《明代政治与经学:周公辅成王》,《经学·科举·文化史:艾尔曼自选集》,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译,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第28页。该文又指出,明初“靖难之役”后,《五经大全》的编者胡广等人在选择《尚书·金滕》篇注解时,显得小心翼翼,刻意避开那些能引发读者对明成祖朱棣继位之合法性产生疑虑的注文。其行为方式虽然与唐初孔颖达等人不同(其原因当与两个时代不同的政治氛围有关),却再次提醒我们“周公东征”的话题在传统政治文化中一贯的敏感性。
6 《礼记正义》卷五二《杂记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1681页。
1 《礼记正义》卷五二《杂记下》,第1682页。
2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宣公二年,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663页。
3 《旧唐书》卷六四《巢王元吉传》,第2422页。《册府元龟》卷二九八所载与此略同。
4 《旧唐书》卷二四,第916-917页。
5 唐长孺先生已经注意到唐太宗此番言论与玄武门之变的关系,见唐长孺:《魏晋南朝的君父先后论》,《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248页。
6 李世民:《金镜》,李昉等:《文苑英华》卷三六〇,北京:中华书局,1966年,第1846页。关于《金镜》的写作年代,清人陈鸿墀《全唐文纪事》卷四引唐实录:“贞观二年正月庚午,著《金镜述》以示侍臣。”参见陈鸿墀:《全唐文纪事》卷四,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45页。
1 《礼记正义》卷十,第293页。
2 陈士珂:《孔子家语疏证》卷四,长沙:商务印书馆,1939年,第97页;《毛诗注疏》卷七之二《桧风·素冠》,第666页。
3 《毛诗注疏》卷十六之二《大雅·绵》,第1418页。
4 《礼记正义》卷八《檀弓》,第245页。
5 《礼记正义》卷八《檀弓》,第225-226页。
6 《礼记正义·序》,第2页。
1 陆淳:《春秋集传微旨》卷中,古经解汇函本,第九页上。
2 柳宗元:《柳河东集》卷四四,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765页;白居易:《白居易集》卷四六《晋谥“恭世子”议》,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979页。
3 杨明照:《刘子理惑》、《再论刘子的作者》,《刘子校注》,第1-7、8-25页。
4 马宗霍:《中国经学史》,上海:上海书店,1984年,第93页。
5 参见谢元鲁:《马基雅维里主义与唐代政治》,《学术研究》1992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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