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秘密社会的多种叙事——1940年代四川袍哥的文本解读
Narratives of the Rural Secret Society——Interpreting the Historical Texts on the Gowned Brothers in the 1940s Sichuan
作者：王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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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 年卷（期）页码：2015,198(03):-12-26
期刊名称：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Journal Name：Journal of Sichuan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Edition）
关键字：袍哥;四川;乡村;文本;社区控制;1940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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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袍哥即四川的哥老会,是从清朝到民国四川社会影响最为深入广泛的秘密社会组织。依赖五种不同的文本,即档案、社会学调查、小说、回忆录和文史资料,通过在方法上进行新的探索,可以超出国家和精英的话语,从多角度考察基层袍哥的背景、活动和日常生活。这些资料都从其特定的角度,分别描述了1940年代四川乡村袍哥的不同故事。从微观的视角,探寻四川乡村袍哥与地方权力操作的细节,能够使我们进一步了解这个组织在社会基层的角色和作用,特别是通过一些袍哥成员的个人经历,从最基层来建构袍哥的历史和文化。
参考文献
①关于中国哥老会的研究,虽然在西方和中国都出版了若干著作,但是研究中国秘密社会的王大为(David Ownby)在一篇述评中指出,关于中国秘密社会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天地会起源、民间宗教史等问题。见David Ownby,“Recent Chinese Scholarship o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Secret Societies,”Late Imperial China,Vol.22,No.1,June2001,pp.139-158。关于中国秘密社会的代表性研究有蔡少卿:《中国近代会党史研究》,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蔡少卿:《中国秘密社会》,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戴玄之:《中国秘密宗教与秘密会社》,台北:商务印书馆,1990年;秦宝琦:《中国地下社会》,北京:学苑出版社,1993年;周育民、邵雍:《中国帮会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喻松青:《民间秘密宗教经卷研究》,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4年;李富华、冯佐哲:《中国民间宗教史》,台北:文津出版社,1994年;庄吉发:《清代秘密会党史研究》,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4年;王见川、蒋竹山主编:《明清以来民间宗教的探索——纪念戴玄之教授论文集》,台北:商鼎文化出版社,1996年;酒井忠夫:《中国民众と秘密结社》,东京:吉川弘文馆,1992年;Jean Chesneaux,Secret Societies in the Nineteenth and Twentieth Centuries,Ann Arbor: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71;Jean Chesneaux,ed.,Popular Movements and Secret Societies in China 1840-1950,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72;Fei-Ling Davis,Primitive Revolutionaries of China:A Study of Secret Societies in the Late Nineteenth Century,Honolulu:The University Press of Hawaii,1977;David Ownby and Mary Somers Heidhues,eds,.“Secret Societies”Reconsidered:Perspectives on the Social History of Early Modern South China and Southeast Asia,Armonk,N.Y.:M.E.Sharpe,1993;David Ownby,Brotherhoods and Secret Societies in Early and Mid-Qing China:The Formation of a Tradition,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6;Barend J.Ter Haar,Ritual and Mythology of the Chinese Triads:Creating an Identity,Leiden:E.J.Brill,1998;Martin Booth,The Dragon Syndicates:The Global Phenomenon of the Triads,New York:Carroll&Graf Publishers,Inc.,1999.关于四川哥老会或袍哥,中国国内多是以一般的概述为主。英文研究也只有几篇专题文章,但是没有对袍哥进行深入研究的专著出版。关于袍哥的研究有胡汉生:《四川近代史事三考》,重庆:重庆出版社,1988年;王纯五:《袍哥探秘》,成都:巴蜀书社,1993年;秦和平:《对清季四川社会变迁与袍哥滋生的认识》,《社会科学研究》2001年第2期;王笛:《吃讲茶:成都茶馆、袍哥与地方政治空间》,《史学月刊》2010年第2期;Kristin Stapleton,“Urban Politics in an Age of‘Secret Societies’:The Cases of Shanghai and Chengdu,”Republican China,Vol.22,No.1,November 1996,pp.23-64;Lee McI saac,“‘Righteous Fraternities’and Honorable Men:Sworn Brotherhoods in Wartime Chongqing,”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Vol.105,No.5,2000,pp.1641-1655;Di Wang,“Mysterious Communication:The Secret Language of the Gowned Brotherhood in NineteenthCentury Sichuan,”Late Imperial China,Vol.29,No.1,June 2008,a special issue in Honor of William T.Rowe,pp.77-103.
①拾得:《袍哥在重庆》,《吉普》1946年第13期。
②李沐风:《略谈四川的“袍哥”》,《茶话》1947年第12期。
③冠群:《成都的“袍哥”》,《周末观察》1948年第3卷第7期。
④范绍增:《回忆我在四川袍哥中的组织生活》,文史资料编纂委员会主编:《文史资料选辑》,第84辑,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2年,第236页。
⑤Liao Tai-chu,“The Ko Lao Hui in Szechuan,”Pacific Affairs XX,June 1947,p.162.
⑥赵清:《袍哥与土匪》,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220、224页。现存的档案资料似乎支持这些估计,以民间艺人为例,某川剧组共12人(11男1女),在“参加过何伪组织”一栏,除三人空白,一人填“私塾四年”,其余都填有“无党派,有袍哥”。因此,这个比例也是在70%之上。参见《随园茶社蓉声川剧组花名表》,1955年,成都市文化局档案124-2-133,成都市档案馆藏。
⑦张三:《重庆的参议员》,《星光》1946年第3期。
⑧冠群:《成都的“袍哥”》,《周末观察》1948年第3卷第7期。
⑨张三:《重庆的参议员》,《星光》1946年第3期。
①Natalie Davis,Fiction in the Archives:Pardon Tales and Their Tellers in Sixteenth-Century France,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0;Philip Kuhn,Soulstealers:The Chinese Sorcery Scare of 1768,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0,p.270.
②《国民党省执委发公函“函请查办威远新场哥老会”》,1942年10月15日,全宗号186,案卷号1385,第158-160页,四川省档案馆藏。本节所引用资料,皆出自这篇公函。
③袍哥分仁、义、礼、智、信、威、德、福、志、宣十个字派,“仁”字为最高,“宣”字为最低。各字下设若干不同名称的公社或分社,如本文下面提到的“四和兴社”、“仁恕公”等。
①这篇论文的导师是徐雍舜,另外两位评阅者是社会学系主任林耀华和法学院院长郑林庄。该论文系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感谢李德英教授提供这份资料。本节所引用资料,除非另外注明者,皆出自这个调查。
①对这个“乡长是成都附近13县的‘舵把子’”的说法我持怀疑态度,因为这个区域非常之大,袍哥各分支林立,一个乡长怎么有如此大的能力统辖这么多袍哥?
②关于成都平原的租佃制度,参见李德英:《民国时期成都平原租佃制度新探》,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袍哥势力为地方所认可,袍哥成员也以地方头面人物自居,但也并不是说他们不会受到挑战,甚至挑战的对象也是他们始料不及的。下面便是地方报载的一个例子:一个卖东西的小孩拉着一个自称是袍哥“大爷”的汉子不放,说他讲好了价钱又反悔不买,感到有失颜面的汉子发怒威胁道,要把小孩送警察局,引起许多人围观。争执当中,那汉子不小心碰翻临近货摊上的两瓶油,那摊主扭住汉子要求赔偿。旁观者讥笑这正是应了“袍哥倒油”这句黑话,其意思是做错事而被迫道歉。参见《通俗画报》1907年9月8日。
①沙汀:《在其香居茶馆里》,广州:花城出版社,2011年。本节所引用资料,除非另外注明者,皆出自这篇小说。
①在这种情况下,他的朋友一般都会笑着回答“换过”,其意思是“另换一碗新茶”,不过这经常是做做姿态,很少真的会另换一碗茶。有时真的换了茶,但客人必须马上离开,他会揭开盖子,喝一口以表示感谢,这称之为“揭盖子”。参见陈茂昭:《成都的茶馆》,《成都文史资料选辑》第4辑,成都:成都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1983年,第181 -182页。李劼人曾经描述了一个“喊茶钱”的场景:一个人进入“第一楼”茶馆,在他付了茶钱后,看见两个熟人上楼来,他装着没有看见,一会儿他才像刚看见他们一样,笑着打招呼:“才来吗?”他拿着票子向堂倌挥了挥,叫道:“这里拿钱去!”而新到者也向堂倌吩咐:“那桌的茶钱这里拿去!”堂倌知道双方都不过是装样子,便叫道:“两边都道谢了!”不必劳烦去收任何人的钱。参见李劼人:《暴风雨前》,《李劼人选集》第1卷,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602页。堂倌非常得体地处理了这个情况。
②清明节的活动可能最能反映出社区的认同。社会人类学者研究过清明节日庆祝的意义。根据孔迈隆(Myron Cohen)对华北的考察,地方宗族组织“清明会”以举行各种仪式,这种庆祝活动强调的是宗族控制,清明会使宗族行为成为一个整体。但在成都平原,类似的组织是“清醮会”(又称“土地会”),然而它们不是由宗族而是由社区组织的,负责筹办清明节拜土地神的活动。这些会几乎都是道教性质,传教士称之为“感恩会”(thanksgiving society),认为它们的庆祝活动是“感恩于邻里的安宁”。会首由本街居民选举。这种由土地会组织的庆祝活动,用杨庆堃(C.K.Yang)的话讲,提供了一种地方共同体的“集体象征”(collective symbol)。参见Myron L.Cohen,“Lineage Organization in North China,”Journal of Asian Studies,No.3,1990,pp.509-534;A.Grainger,“Popular Customs in West China,”West China Missionary News,No.6,1918,p.5;C.K.Yang,Religion in Chinese Society,Berkeley and Los Angl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61,p.81。
①关于共产革命与秘密社会的关系,孙江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参见孙江:《近代中国の革命と祕密結社-中国革命の社会史的研究(1895—1955)》,东京:汲古书院,2007年。
②蔡兴华口述、董乾坤整理:《我的袍哥经历》,政协开县委员会编:《开县文史资料》第四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234-240页。本节所引用资料,除非另外注明者,皆出自这篇口述材料。
③Robert A.Kapp,Szechwan and the Chinese Republic:Provincial Militarism and Central Power,1911-1938,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73.在1911年12月8日,骚乱的清兵洗劫成都,是夜城门亦未关闭,市民们便坚守四个城门,堵截乱兵运赃物出城。为蒙混过关,许多士兵化装成女人坐轿,有的雇妓女扮成夫妻,有的把赃物装进棺材冒充出殡。水路走南门,北门则用轿子和马运载。这时,哥老会各公口在自卫活动中起了重要作用,它组建民团、募捐筹款、守望相助。参见隗瀛涛、赵清主编:《四川辛亥革命史料》上,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516-517 、551页。
①王世良、刁纯金:《霸踞竹篙集党、政、军、匪、袍于一身的反动人物贺松》,《金堂文史》,成都:巴蜀书社,1990年。本节所引资料,皆出自这篇文章。
①关于四川军阀的研究见匡珊吉、杨光彦主编:《四川军阀史》,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年;涂鸣皋:《关于四川军阀割据混战的几个问题》,《西南师范大学学报》1980年第1期;傅曾阳:《试析四川军阀长期混战之因》,《四川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第6期;唐学锋:《四川军阀混战频繁之原因》,《西南师范大学学报》1990年第2期;张建基:《川系军阀的形成》,《军事历史研究》2003年第3期;刘正美:《抗战前后国民党中央对四川的控制》,《民国春秋》1997年第3期;黄天华:《国家统一与地方政争:以四川“二刘大战”为考察中心》,《四川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第4期;王友平:《四川军阀割据中防区制的特点》,《天府新论》1999年第2期。
②因此才有了《袍哥与土匪》这样的题目的出现。
③Michel de Certeau,The Practice of Everyday Life,Steven F.Rendall,trans.,Berkeley and Los Angl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4,p.23.
①李劼人:《市民的自卫》,《好人家》,上海:中华书局,1947年,第124-135页;李劼人:《死水微澜》、《暴风雨前》、《大波》,《李劼人选集》第1、2卷,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
②关于沙汀作品的现实主义研究见孙伟科、计文君:《沙汀,在其香居茶馆里》,《文艺报》2012年12月14日,第5版;马学永:《沙汀对现实主义小说的多元探索》,博士学位论文,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2013年;黄曼君:《论沙汀的文化意识与现实主义创作》,《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3年第3期;黄曼君:《沙汀“左联”时期对现实主义的探索》,《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0年第3期;黄曼君:《论沙汀创作的现实主义特色》,《华中师院学报》1981年第3期。
③小铁椎:《谈帮会》,《新新新闻》1946年8月16日。
①参见傅崇矩:《成都通览》下,成都:巴蜀书社,1987年,第47-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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