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变动时代的文化履迹——关于近代中国文化史研究的简单反思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Cultural Traces and Evidence in the Changing Era:A simple reflection on cultural history studies in modern China
作者：罗志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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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 年卷（期）页码：2008,(06):-9-14
期刊名称：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Journal Name：Journal of Sichuan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Edition）
关键字：近代中国;文化史;变动时代;史迹;通史与专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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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中国近代可以说是一个变动的时代。从千年以上的长时段思考,以共和政体取代帝制为象征的巨变既是全方位的,也是一个持续的过程。相对而言,文化层面的变动更带隐而不显的特征,而"文化"一词的含义也始终没有充分的共识。近代中国文化史的研究,不妨稍宽泛地界定"文化",先对"近代中国"得出整体认识,复以会通的眼光观察具体的点滴履迹,更从细节入手去认识整体,以尽可能展现新旧中西各方面多层次互动的动态图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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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陈寅恪在解读白居易的《长恨歌》时就提出:“欲了解此诗,第一须知当时文体之关系,第二须知当时文人之关系。”而“唐人小说,例以二人合成之。一人用散文作传,一人以歌行咏其事”。这是唐代贞元、元和间兴起的一种新文体,与当时的古文运动有密切关系。明白了唐代小说中“歌”与“传”相配的言说风习,就能知道陈鸿的《长恨歌传》与《长恨歌》“非通常序文与本诗之关系,而为一不可分离之共同机构”。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三联书店,2001年,2-5页;《论再生缘》,《寒柳堂集》,三联书店,2001年,105页。
②参见罗志田:《知人论世:陈寅恪、傅斯年的史学与现代中国》,《读书》2008年6期。
②本段与下段,并参阅罗志田:《事不孤起,必有其邻:蒙文通先生与思想史的社会视角》,《四川大学学报》2005年4期。
③参见Quentin Skinner,Visions of Politics,vol.I,Regarding Method,New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2,pp.103-27.
④按《韩非子》接着说“故诸人之所以意想者,皆谓之象也”,别有深意,此不赘。前引司马迁的话,恰出于《老子韩非列传》之中,不排除他写作时心中正有此韩非子“解老”的见解。
①他进而申论说:“普遍史并非由专门史丛集而成。作普遍史者,须别具一种通识,超出各专门事项之外,而贯穴乎其间,夫然后甲部分与乙部分之关系见,而整个的文化始得而理会。”参见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七十三》,35页。
①这样一种不管怎样先动起来的急迫心态当年是较为普遍的。可资对比的是,一般以为较温和的胡适,在北伐时曾有“我们要干政治”的想法,也是主张干“什么制度都可以”。当时《晨报副刊》就有文章指出,胡适“明显地流露出不据学理不择方法去干”的倾向。参见罗志田《再造文明的尝试:胡适传》,中华书局,2006年,260-267页。
②举个简单的例子,孔祥熙在北伐取胜时说,“从前广东每年省库收入,仅三千万元,而人民已不胜其苦;及归国府统辖,每年收入一万万元,而人民负担并不觉其重”(《建设的革命.孔祥熙廿四日在青年会讲演》,《世界日报》,1928年6月28日,6版)。宋子文在广州政府时期推行西式的税收改革,所征收数倍于前,而常受中外史家称赞,他们大概都和孔祥熙一样地解读广东人民的感受。
③徐世昌之演说见《昨日怀仁堂盛会》,《晨报》,1918年12月1日,6版。
①梁漱溟对此颇有体会,他曾说:“若就革命是‘以一新构造代旧构造,以一新秩序代旧秩序’来说,辛亥一役应承认其为革命。它并且是中国封建解体后唯一之革命。自它以前社会构造未曾变过,自它以后,社会构造乃非变不可。……今天我们尚在此一变革中,而正期待一新构造新秩序之出现。”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1949年),《梁漱溟全集》,第3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2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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