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为遗民——宋元以降夷夏视阈下的易代士人研究
A Study on Scholars Going through Dynastic Change from the Song-Yuan Period Onwards
作者：洪丽珠;
Author：
收稿日期： 年卷（期）页码：2019,222(03):-151-159
期刊名称：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Journal Name：Journal of Sichuan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Edition）
关键字：遗民;易代之际;忠义;夷夏
Key words：
基金项目：四川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YJ201716);四川大学一流学科“区域历史与边疆学”学科群建设项目
中文摘要
中外学者都注意到近世以来易代士人的特殊与重要,也早就暗示了"遗民"定义本质上存在的模糊问题。在文史学者一致努力下,遗民研究成果丰硕,遗民行为的复杂、与时俱进以及背后不易察觉的文化、思想因素也得到关注。显然,易代之际的士人,呈现于外的往往是政治选择,并非其生活与精神上的束缚。相较于明清之际的研究发展,宋元明易代士人的研究取径,明显聚焦于华夷、忠君、道统观下的政治抉择与学术焦虑,并乐于采用"遗民"分类的研究方法,以探讨士人出处动向的种种意义。剖析孙克宽、牟复礼、谢慧贤和戴仁柱等学者影响广泛的成果,能够发现这样的取径与方法早已面临严重局限与发展困境,故应驻足反思,走出"何为遗民"的框架,再次推进易代士人研究的新样貌。
参考文献
① 长期研究遗民文学的张兵曾定义:“(遗民)必须是生活于新旧王朝交替之际的士人,且在新朝不应科举、不出仕。……最早的遗民当为商周之际的伯夷、叔齐,但作为一个完整的、较大规模的社会阶层和文人群体而出现,则是在宋金元之际和明清之际。遗民尽管明显地体现出隐士的人格特征,但又绝不游离于社会政治之外,以致于越到后来政治倾向越鲜明。”其采用不仕新朝的严格定义,异于近年遗民文学研究者较常采用的心态与自觉论。参见张兵:《遗民与遗民诗之流变》,《西北师大学报》1998年第4期,第7-12页。
② Jennifer W.Jay,A Change in Dynasties: Loyalism in Thirteenth-Century China,Bellingham:Western Washington University,Center for East Asian Studies,1991.
③ 何冠彪认为“殉国”比“殉身”“殉节”“殉难”等更适合说明为国而死,但后三个词汇亦常用于形容为国而死的行为。参见何冠彪:《生与死:明季士大夫的抉择》,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97年,第3-4页。
(1)王瑷玲:《“磈垒怎消医怎识,惟将痛苦付汍澜”——吴伟业、黄周星剧作中之“存在”焦虑与自我救赎》,中研院中国文哲所编:《中国文哲研究集刊》第39期,2011年,第42页,注9。
(2)王成勉:《气节与变节——明末清初士人的处境与抉择》,台北:黎明文化,2012年,第17页。
(3)赵园:《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257-278页。
(4)钱穆:《读明初开国诸臣诗文集》《读明初开国诸臣诗文集续编》,《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六)》,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78年,第77-200页。
(5)例如李圣华:《查慎行与明遗民社会——关于“明遗民二代”文化心态的典型解析》,《浙江社会科学学报》2014年第10期,第138-160页。萧启庆曾针对遗民研究有此评论:“遗民现象之存在甚为短暂,前后不过二三十年。宋元之际的遗民似不如前辈学者所说的重要。”参见萧启庆:《内北国而外中国:蒙元史研究》上册,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自序”,第21-22页。
(6)梁庚尧:《科举社会的成立与逆转》,《中国社会史》,台北:台大出版中心,2014年,第203-220页。
(7)萧启庆曾使用“知识菁英”一词定义宋代的士人,此一群体以文章经述为评准,透过科举考试的甄选,成为“统治菁英”(governing elite)的主要来源。参见萧启庆:《元代科举与菁英流动——以元统元年进士为中心》,《元朝史新论》:台北:允晨文化公司,1999年,第156-157页。所谓的“知识菁英”即拥有文章经述能力,具有儒学、文学教养背景者,借由其知识能力或周边效应出仕或谋生者。熟谙艺文的文人、文士;标榜道德经术的儒士、学者、儒学官;以读书自任、习进士业等受过儒学教养者,以及通过科举考试任官者,都可称为“知识菁英”。
(8)孙克宽:《元初南宋遗民初述》,《东海学报》1974年第15期,第13-31页。周祖谟《宋亡后仕元之儒学教授》(《辅仁学志》第14卷第1、2期,1946年,第191-214页)一文,在发表时间上更早,但尚未以遗民为题。
(9)依文中“元初南宋遗民简表”,由孙克宽自注之遗民数目为95人。然计算该简表人数,孙克宽实收93人。文中另一“元初南宋遗民概况表”,则收录了98人。对照“概况表”,“简表”漏收了谢枋得、石一鳖、黄震、舒岳祥、胡次焱等5人,且“简表”误字极多,如汪元量误植为汪元景、刘辰翁误植为刘原翁等约10处,故观孙氏收录名单当以“概况表”为主。唯“概况表”亦将何梦桂、胡一桂误植为何梦桎、胡一桎,谨此说明。
(10)Frederick W.Mote,“Confucian Eremitism in the Yuan Period,” in Arthur F.Wright,ed.,Confucianism and Chinese Civilization,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75,pp.252-290.
(11)例如王明荪的专著中有“道行与道尊”一节,指出刘因隐逸是一种行道(忠于道)的方式,参见王明荪:《元代的士人与政治》,台北:学生书局,1992年,第275-294页。蓝德彰(J.D.Langlois)指出刘因的退隐并非针对蒙元(华夷之辨、民族大义),而是一般性政治的批判,参见J.D.Langlois,“Liu Yin (1249-1293),” in Igor de Rachewiltz,et al.,eds.,In the Service of the Khan: Eminent Personalities of the Early Mongol-Yuan Period (1200-1300),Wiesbaden:Harrassowitz Verlag,1993,pp.448-465.刘祥光则进一步追索元代以道自任的退隐观在宋代的源头,参见刘祥光:《从徽州文人的隐与仕看元末明初的忠节与隐逸》,《大陆杂志》第94卷第1期,1997年,第32-48页。
(12)劳延煊:《元初南方知识分子:诗中所反映出的片面》,《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1979年第10期,第129-158页。
(13)么书仪:《元代文人心态》,北京:新华书店,1993年。
(14)劳延煊:《元明之际诗中的评论》,《陶希圣先生八秩荣庆论文集》,台北:食货出版社,1979年,第145-163页。
(15)陈雯怡:「大隠は“士”に隠る——《元史·隠逸伝》に見る元代の隠逸」,樱井智美译,『中国伝统社会への視角——宋代史研究会研究報告』,东京:汲古书院,2015年,第331-374页。
(16)《元史》卷199,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4479页。
(17)张养浩:《归田类稿》卷六,《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7年,第1192册,第530d页。
(18)李修生等编:《全元文》第32册,南京:凤凰出版社,2004年,第151-152页。
(19)苏天爵:《滋溪文稿》卷6,陈高华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第82-83页。相关研究还有申万里:《元代学官选注巡检考》,《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5年第5期,第73-79页。
(20)Jay,A Change in Dynasties,p.6.谢慧贤虽未明言,但其区分“遗民”与“逸民”可能是受到牟复礼“自愿性隐逸”与“义务性隐逸”分类的影响。
(21)Jay,A Change in Dynasties,Chapter 5,6.
(22)参见柳立言书评,《清华学报》(台北)第23卷第4期,1983年,第451页。
(23)Jay,A Change in Dynasties,pp.243,59-60.
(24)Jay,A Change in Dynasties,pp.61-68.
(25)Jay,A Change in Dynasties,pp.263-264.
(26)Richard L.Davis,Wind against the Mountain: The Crisis of Politics and Culture in Thirteenth-Century China,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Press,1996.
(27)虞集:《道园学古录》卷20,台北:台湾中华书局,1965,第2页。
(28)Paul J.Smith,“Family,Landsmann and Status-Group Affinity in Refugee Mobility Strategies:The Mongol Invasions and the Diaspora of Sichuanese Elites,1230-1330,”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Vol.52,No.2,1992,p.668;陈世松:《寓居江南的元代蜀籍士人》,《独协经济》1993年第60号,第5-22页;陈世松、史乐民(Paul J.Smith):《宋末元初蜀士流寓东南问题探讨》,《元史论丛》第5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第97-112页。
(29)萧启庆:《宋元之际的遗民与贰臣》,《元朝史新论》,第100-118页。
(30)文史学界对遗民活动都有极大的兴趣,讨论与分类甚多,但在现今的学术讨论中很难有效利用。参见张兵:《清初遗民诗创作的社会文化环境与遗民诗群的地域分布》,《西北师大学报》1999年第4期,第1-7页。
(31)钱穆:《国史大纲》,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74年,第648-649页。
(32)孙克宽:《元初南宋遗民初述》,《东海学报》1974年第15期,第13-31页;Jay,A Change in Dynasties;张兵:《清初遗民诗创作的社会文化环境与遗民诗群的地域分布》,《西北师大学报》1999年第4期,第1-7页。
(33)林志宏:《民国乃敌国也:政治文化转型下的清遗民》,台北:联经出版公司,2009年,第33-72页。
(34)何冠彪:《生与死:明季士大夫的抉择》,第3-4页。
(35)关于辽金之际辽人的出处问题,由于未有辽人文集传世,几乎只能观察当时辽朝官员在易代之际的外在活动来讨论,难以利用诗文研判辽人的心态转变。同时也由于资料缺位,几乎无法处理类似死于辽金战争的辽朝官员是一般的战死抑或殉国等问题。不过可以注意的是,在史料中似乎未见辽人成为“遗民”,唯一相关的是金世宗曾道:“燕人自古忠直者鲜,辽兵至则从辽,宋人至则从宋,本朝至则从本朝,其俗诡随,有自来矣。虽屡经迁变而未尝残破者,凡以此也。南人劲挺,敢言直谏者多,前有一人见杀,后复一人谏之,甚可尚也。”(《金史》卷8,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99页)这段话多少能反映辽朝亡国时,辽国汉人忠义行为的缺乏。关于金蒙之际金人的忠义活动,目前大致有两个共识,一是金朝士人与官员,其忠义行为较南宋为少,二是烈士绝大多数为军事菁英(military elite),参见Davis,Wind against the Mountain,pp.17-18.包弼德(Peter K.Bol)曾经提出金朝文化相对于南宋新文化的发展,其实尚保持着唐-北宋一线的旧文化,忠义观亦如是,可用以解释金朝忠义活动不多的情形,参见Peter K.Bol,“Seeking Common Ground:Han Literati under Jurchen Rule,”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Vol.47,No.2,1987,pp.461-538.
(36)对元明之际遗民行为与心态的探讨可说肇端于钱穆先生的《读明初开国诸臣诗文集》(《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六)》,第77-200页),该文虽无遗民之名,但提出士人在明朝建国后仍旧深刻思怀元朝的讨论,对后来元明之际士人出处的研究影响极大,至今学界仍在其观点下继续探究明初士人思念故元的情状以及原因。
(37)张佳:《新天下之化:明初礼俗改革研究》,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307-323页。
(38)宫崎市定指出元明政权更替的民族革命意识非常低,蒙思明则认为元朝并非亡于族群革命,而是经济阶级的革命。参见宫崎市定:「洪武から永乐へ:初期明朝政权の性格」,『东洋史研究』第27卷第4号,1969年,第363-385页;蒙思明:《元代社会阶级制度》,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洪丽珠透过元末几场重大政争的性质探讨,指出蒙思明等前辈学者论点可能还有修正空间,参见洪丽珠:《肝胆楚越:元朝晚期的政争》,新北:花木兰文化出版社,2011年,第128页。
(39)关于种族标准与文化标准的产生与发展,参见罗志田:《民族主义与中国近代思想》,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8年,第1-91页;Frank Dikotter,The Discourse of Race in Modern China,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2,此书中译本见英冯客:《近代中国之种族观念》,杨立华译,江苏: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
(40)罗志田:《民族主义与中国近代思想》,第68页。
(41)赵园:《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第257-278页。
(42)王成勉:《明末清初士人的抉择——回顾与前瞻》,演讲稿,2012年9月28日于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http://mingching.sinica.edu.tw/en/Academic_Detail/177;王成勉:《气节与变节——明末清初士人的处境与抉择》,第16-17页。
(43)黄毓栋:《明遗民家庭对出处的安排——宁都魏氏个案研究》,《汉学研究》第22卷第2期,2004年,第387-419页。
(44)何宗美:《明末清初文人结社研究》,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3年;何宗美:《明末清初文人结社研究续编》,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
(45)李孝悌:《冒辟疆与水绘园中的遗民世界》,《恋恋红尘:中国的城市、欲望和生活》,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谢正光:《楚云:余怀〈三吴游览志〉解读示例》,《九州学林》第2卷第3期,2004年,第42-93页。
【关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