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剑阁县“天师石敢当”碑研究
A Study on the “Tianshi Shigandang” Stele in Jiange County, Sichuan Province
作者：白彬;邓宏亚;
Author：
收稿日期： 年卷（期）页码：2019,222(03):-143-150
期刊名称：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Journal Name：Journal of Sichuan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Edition）
关键字：痨瘵;复连;正一道;张天师
Key words：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西南唐宋石窟寺遗存的调查与综合研究”(13ZD&101)
中文摘要
四川剑阁县新发现的"天师石敢当"碑,时代为明代正德三年。联系相关文献,碑文中多处神符和词语带有明显的道教因素。该碑原立位置极有可能是在今老君庙建筑附近的某处当道路口或宅院附近,立碑的目的在于收摄鬼精,斩绝复连,断除痨瘵。此"天师石敢当"碑是迄今所知文字最多、内容最丰富、最具特点的"石敢当"材料,是道教考古的一项重要发现,极富学术价值。
参考文献
① 老君庙石包所凿道教造像,均被当地信众重新装彩或补塑,蒋晓春先生据造像风格和残存题记将这批造像年代定在唐贞观(627—649)前后。“天师石敢当”石碑目前虽被放置于该遗址范围内,但其内容、年代、形制均与老君庙道教造像没有直接关系。参见蒋晓春、符永利等:《四川剑阁老君庙石窟及题记时代考辩》,《考古与文物》2015年第3期,第92-96页。
② 本文关于道符结构名称采用李远国先生之说,分为“符头”“符腹”“符脚”三部分。参见李远国:《天书云篆:道教符图的文献及其分析》,《三元集》,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600-604页。
(1)《道藏》,北京:文物出版社,上海:上海书店,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34册,第564页。
(2)宋一伦、杨学智主编:《中国中医药学术语集成·基础理论与疾病》,北京:中医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200页。
(3)《道藏》,第26册,第645页。
(4)《道藏》,第26册,第649页。
(5)陈士铎:《辨证录》,王永谦等点校,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89年,第497页。
(6)张勋燎:《东汉墓葬出土解注器和天师道的起源》,《中国历史考古学论文集》,北京:科学出版社,2013年,上册,第221页。
(7)《道藏》,第3册,第912页。
(8)《道藏》,第2册,第569页。
(9)《道藏》,第28册,第683页。
(10)《道藏》,第1册,第750页。
(11)《道藏》,第29册,第45-49页。
(12)《道藏》,第28册,第589页。
(13)《道藏》,第28册,第589、590页。
(14)任继愈主编:《中国道教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560页。
(15)《道藏》,第29册,第215页。
(16)目前学界多从民俗的角度对石敢当进行探讨,叶涛先生《泰山石敢当》乃其集大成者。王子今先生基于文献记载和民俗材料对石敢当的渊源、流行情况作了较为系统的梳理。参见叶涛:《泰山石敢当》,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王子今:《门禁与门神崇拜》,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第239-248页。
(17)史游:《急就篇》,曾仲珊校点,长沙:岳麓书社,1989年,第3、51页。
(18)宗懔:《荆楚岁时记》,宋金龙校注,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136页。
(19)余欣先生系统梳理了敦煌文书中的“石镇法”,并将之细分为“纯石镇宅法”“以石配伍镇宅法”“石镇加祭祀镇宅法”。参见余欣:《神道人心:唐宋之际敦煌民生宗教社会史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213-218页。
(20)王象之:《舆地纪胜》卷135,李勇先校点,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7册,第4265页。
(21)黄仲昭:《八闽通志》卷86,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年,下册,第1022页。
(22)《道藏》,第28册,第429、430页。
(23)《道藏》,第11册,第181页。
(24)倪彩霞:《族群变迁与文化聚合——关于梅山教的调查与研究》,《世界宗教研究》2011年第1期,第97-105、194页。
(25)二阶堂善弘先生指出,“从《三教搜神大全》中的该记事,被《搜神广记》所转引来看,其所反映的乃是元代的故事”。笔者认为虽然目前所能见到最早的《搜神广记》版本为元刻本《新编连相搜神广记》,但这并不代表该书及故事乃元代方才成形。至于宋真宗加封三将军之事的真伪及故事的形成年代值得进一步探讨,在没有得出定论之前,笔者暂且依从《新编连相搜神广记》所记。参见《绘图三教搜神源流大全(外二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530、531页;贾二强:《叶覆明刻〈三教源流搜神大全〉探源》,黄永年主编:《古代文献研究集林》(第二集),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223-239页;二阶堂善弘:《元帅神研究》,刘雄峰译,济南:齐鲁书社,2014年,第241页。
(26)宋敏求:《春明退朝录》卷下,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48页。
(27)司义祖整理:《宋大诏令集》,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481页。
(28)《道藏》,第4册,第111页。
(29)《道藏》,第20册,第365页。
(30)《道藏》,第30册,第186页。
(31)《道藏》,第34册,第564页。
(32)上清大洞回车道宝箓为道教重要的宝箓,在明代较为流行。朱权《天皇至道太清玉册》所收34阶“正一诸品法箓”中就有“上清大洞回车毕道秘箓一卷”。此处刘姓人氏既受此箓,又为“断冤真师”,可知其本人应为道士,上清大洞回车道宝箓应系其箓阶。《正统道藏》收录《上清天枢院回车毕道正法》三卷,不仅书名与石碑刘法师署衔较似,书中有“取劳(痨)虫法”文字,与石碑材料亦相吻合。都司官乃武官,明代《武职选簿》未载陈纪雅此人,不大可能是当时现实政治体系中的某位在职的职官,其所署衔之都司官乃属道教神府职司官职。参见《道藏》,第10册,第481页;第36册,第370页。
(33)该石刻记载了后蜀杨璟瑭妻袁氏患“心气痛”,久治不愈,认为系高氏等三个女鬼复连所致,故请道士行符设醮,断除复连。联系相关道教文献,该石刻出自患者居室附近的可能性较大。参见白彬:《四川成都后蜀袁氏解伏连石刻研究》,in Tenth Century China and Beyond: Art and Visual Culture in a Multi-centered Age,edited by Wu Hung,Chicago:Center for the Art of East Asia and Art Media Resources,2012,pp.212-235.
(34)该碑原刻于南宋宝庆元年(1225),重刻于清道光十三年(1833),碑文讲述南宋潼川府富顺监进贤乡支江里居住的道士范祥,因为先辈远祖与李家结下冤仇受到李家怨鬼冤魂伏连之祸,弄得后代子孙不得安宁,疾病缠身,于是请道士杨智武来家中修建太上断除伏连解释冤愆保存拔亡清醮一坛,举行斋科仪式,与鬼神相约,同遵戒誓,使之不再为害。但该碑在宁宗嘉定十六年(1223)五月二十八日因火灾被毁,原受到戒誓约束的李姓家鬼,因盟碑不存,则背弃盟约,前来作祟,使范家男女老少俱受其害。范家只好又另请道士王混成来家中再设醮仪,立此刻石,重申戒誓。参见张勋燎:《四川自贡市邓井关罗浮洞南宋“太上断除伏连碑铭”石刻拓本考说》,张勋燎、白彬:《中国道教考古》,北京:线装书局,2006年,第4册,第1251-1296页。
(35)李梅宾修、杨端纂:雍正《剑州志》,清雍正五年刻本。
(36)张勋燎:《东汉墓葬出土解注器和天师道的起源》,《中国历史考古学论文集》,上册,第223-352页;张勋燎:《中原和西北地区魏晋北朝墓葬的解注文研究》,张勋燎、白彬:《中国道教考古》,第2册,第351-608页。
(37)张勋燎:《墓葬出土道教代人的“木人”和“石真”》,张勋燎、白彬:《中国道教考古》,第5册,第1383-1450页。
(38)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206页。
(39)杨慎撰、张士佩编:《升庵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1993年,第324页。
(40)韩淑文纂修:《顺义县志》卷四《艺文》,民国四年重印本。
(41)关于目前西南地区发现的石敢当遗存的类型、年代、性质等问题,另见赵川、王丽君、张科:《西南地区发现的石敢当遗存及相关问题研究》,《民俗研究》2017年第6期,第68-74、15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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