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之争”的全球史呈像
The Presentation of “Controversies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 in Global History
作者：任剑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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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 年卷（期）页码：2019,224(05):-49-68
期刊名称：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Journal Name：Journal of Sichuan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Edition）
关键字：全球史;中西之争;东西之争;人类命运;价值融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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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从全球视野看,当下的热门话题"中西之争",其实是更长历史、更大范围的"东西之争"的一个构成部分。在巨观历史的视野中,只有东西之争,没有南北之争。东西之争在不同时期聚焦不同,但贯穿文明社会以还的长时段历史。"东西之争"因此与全球史的历史演进完全重合。从全球史角度看,东西之争的历史成像依次为波斯与古希腊争战、基督教世界与伊斯兰社会对阵、东欧与西欧较量、中国与西方竞争。目前的中西之争已经从此前的虚像变为实像,由中国问题变成全球问题。但这一呈像的近景必须在由远及近的全球史进程中才能呈现全幅图景。从东方视角看待中西之争,中国能否在竞争中战而胜之,促使人们从东西之争的规范视角、更高站位寻求答案。
参考文献
(1)关于后一意义上的“西方”,可参见任剑涛:《典范及其蜕变:中国建构的“西方”》,《社会科学》2015年第11期,第3-17页。
(2)方豪在《中西交通史》明清之际部分叙述了中西文化广泛交流时期相互发生的影响,从天文学与历学、数学、机械工程与物理学、军器与兵制、生物学与医学、地理学、音乐、图画建筑、语文学、宗教与神学哲学等方面展示了西方文化流播中土的历史画面。其中人们可以看到中国援用西方文化的重要举措,如使用西历,但并未引起中国社会明显不适的事实。氏著:《中西交通史》下册,长沙:岳麓书社,1987年,第691-1045页。
(3)《翼教丛编》的编者就明确强调,必须拒斥变法之说,倡明儒家圣经大义。苏舆认定康梁“伪六经,灭圣经也;托改制,乱成宪也;倡平等,堕纲常也;伸民权,无君上也”。可见极端保守人士对中国传统曲意捍卫的心态。苏舆:《翼教丛编》序,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2005年,第57-58页。
(4)在当下流行的、以GDP论国家强弱的思路中,晚清并不能被认为是一个弱势国家。因为当时中国的GDP超过世界总量的30%。中国的弱势,是由其落后的农业生产方式、皇权专制政治与闭锁的文化惯性呈现出来的。(参见侯家驹:《中国经济史》下册,北京:新星出版社,2008年,第746-751页。)这样的落后,根本无法从某个单一的方面,或是物质器物的生产、或是政治制度的改良、或是精神文化的改造来治理。
(1)冯桂芬认为改革应“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校邠庐抗议》)王韬指出,“形而上者中国也,以道胜;形而下者西人也,以器胜。如徒颂西人,而贬己所守,未窥为治之本原者也”(《弢园尺牍》)。这类言论,在当时颇为流行。
(2)康有为:《上光绪皇帝第五书》。
(3)其中马克思主义者信守的与两个传统决裂(这就是《共产党宣言》所说的“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的原则,堪为佐证。胡适倡导的“充分世界化”直接表明了自由主义者的态度。1958年保守主义者发布的《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最系统地表达了相关主张。
(4)南乐山指出,“儒学不仅只是东方民族的意识形态,而且是一种批判哲学。对于我们的晚现代世界哲学发展局面来说,它有许多东西可以提供”。氏著:《波士顿儒学具有讽刺性的几个方面》,载哈佛燕京学社主编:《波士顿的儒家》,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9年,第1页。
(5)列文森认为,在革命中国,儒学与孔子是“作为博物馆中的历史收藏物”而存在的。氏著:《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郑大华等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320页。
(6)在启蒙运动前后,确实有一些学者如伏尔泰等肯定中国皇权治理绩效的言论,但转眼由德国人如黑格尔陈述的中国思想、尤其是中国哲学,已经被放置到“前史”的位置,后者迅速成为西方学界的流行看法。参见忻剑飞:《世界的中国观---近二千年来世界对中国的认识史纲》,第7、8章,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86-266页。
(1)此时西方国家对中国的态度在实际状态上是复杂的。一方面因为中西接触,激发了西方国家的汉学研究热潮。这自然是一种研究中国的“死学问”,即只把中国视为学术研究对象,而不是视为活的竞争者。另一方面由于西方国家对自己实力的自信,而对中国怀抱普遍的轻视、乃至于蔑视的态度。广泛流行的“睡狮论”可为佐证。再一方面,少数西方人将中国放置在“黄祸”角度看待,表现出一种莫名的警惕性。参见忻剑飞:《世界的中国观---近两千年来世界对中国的认识史纲》,第9、10章,第271-331页。
(2)参见毛增余:《从“华盛顿共识”到“后华盛顿共识”再到“北京共识”》,《政治经济学评论》2006年第2期,第40-59页。
(3)参见福山:《政治秩序的起源:从前人类时代到法国大革命》,毛俊杰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04-120页。
(1)参见潘维主编《中国模式:解读人民共和国的60年》所收论及中国模式的诸文,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9年。
(2)参见马丁·雅克:《当中国统治世界---中国的崛起和西方世界的衰落》,张莉等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0年,第287页;黎安友:《从极权统治到韧性威权:中国政治变迁之路》,何大明译,北京:巨流图书公司,2007年,第10页。
(3)法国年鉴史学派提出的“长时段”,黄仁宇强调的“大历史”,都是时距以数百年计的历史理念。从人类长达万年历史的变迁视角进行宏观观察,才足以真正认识清楚人类历史的大趋势。参见任剑涛:《巨观历史、东西竞争与中国的突破》,《天府新论》2014年第2期,第38-42页。
(4)在这里,东西南北的划分,与地理概念有关,但更主要是超出地理意义的社会政治概念。一般而言,在地理上的东西划分以东经160度、西经20度为界,南北划分以赤道为界。而在社会文化、政治经济上,东西之争呈现为一部经由东西碰撞呈现的人类曲折演进史,南北之间则从来没有出现过这样的争端。在今天的政治经济学视野中,北方泛指发达国家,南方泛指发展中国家。南方仍然处在学习、模仿和赶超北方的僵固状态。关于欧亚大陆古代争战对人类历史的深刻影响,参见哈·麦金德:《历史的地理枢纽》,林尔蔚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年,第49-71页。关于当代南北关系,参见南方委员会的报告:《对南方的挑战》,第五章“南北关系和国际体系的管理”,张小安等译,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1年,第189-199页。
(1)参见阿卜杜·侯赛因·扎林库伯:《波斯帝国史》,第2、3章相关内容,张鸿年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78-79、96-99、104-106页。
(2)扎比胡拉·萨法:《伊朗文化及其对世界的影响》,张鸿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第12页。
(3)参见N.G.L.哈蒙德:《希腊史:迄至公元前322年》第四卷,第五章“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第二阶段(公元前421-前404年)”,朱龙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年,第631-660页。
(1)阿卜杜·侯赛因·扎林库伯:《波斯帝国史》,第260页。同一时期印度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冲突与交融在剧烈程度或典型意义上不如希波之争,因此不作为第一波东西之争的分析案例。
(2)参见乔纳森·赖利-史密斯:《十字军史》,欧阳敏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年,第27-34页。
(1)参见米肖等:《十字军东征简史》,杨小雪译,北京:北京时代华文书局,2014年,第380-386页。
(2)米肖等:《十字军东征简史》,第386-387页。这里对现代主要科学的萌芽与发展的枚举亦引自此书这一部分的内容。
(3)米肖等:《十字军东征简史》,第387页。
(4)参见吉·梅坦:《致命的偏见---俄罗斯-西方的千年之战》,候艾君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8年。
(1)参见郭小丽:《俄罗斯的弥赛亚意识》,第二、三章,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99-217页。
(2)汉娜·阿伦特指出,“连接亚里士多德与马克思的这条线,远比从马克思到斯大林的那条线紧密。”氏著:《马克思与西方政治思想传统》,孙传钊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6页。
(3)在地理上,人们习惯上将欧洲分为西欧、东欧、北欧、南欧和中欧五部分。在此为了讨论的方便,不计欧洲地理区域的细部差异,将之分为东欧与西欧两大部分。
(4)魏特夫此书以“东方专制主义”概观苏俄、中国与土耳其等国家,并将之放置到与西方自由民主国家对立的国家形态上加以描述、分析和抨击。氏著:《东方专制主义》,徐式谷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第11页。
(1)参见加尔布雷思、缅希科夫:《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和平共处---从痛苦的过去到较好的未来》,刘绪贻等译,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156-175页。
(2)中国的东西文化交流自然是从未停歇过的,这里所说的自主发展,是在古代的东西交流未曾影响中国的基本制度选择以及引发结构性挑战的意义上讲的。
(3)“国家引导的发展”一般是用来解释落后国家发展模式的命题。它指的是后发的、边缘性国家以国家主义理念推动、依靠政府强力干预而实现的迅速发展。简而言之,“国家的角色对后开发地区的工业化模式起决定性作用”。阿图尔·科利:《国家引导的发展---全球边缘地区的政治权力与工业化》,朱天飚等译,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7年,第445页。
(1)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九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1年,第143-150、246-252页。
(2)潘维主编:《中国模式:解读人民共和国的60年》,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9年,第6页。
(1)潘维主编:《中国模式:解读人民共和国的60年》,第84、81页。
(2)参见黄平等主编:《中国与全球化:华盛顿共识还是北京共识》,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2页。
(3)战略与国家研究中心、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美国智库眼中的中国崛起》(原书名为China's Rise: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直译应为《中国崛起:挑战与机遇》),曹洪洋译,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11年,第19页。
(4)战略与国家研究中心、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美国智库眼中的中国崛起》,第278页。
(1)战略与国家研究中心、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美国智库眼中的中国崛起》,第280页。
(2)《川普内阁国务院政策制定总监Kiron Skinner:美中之间是文明的冲突》,2019年5月8日,http:∥scholarsupdate.hi2net.com/news.asp?NewsI D=26769&from=singlemessage&isappinstalled=0。
(1)胡家骏:《中美贸易摩擦背后的“伊朗秘影”》,http:∥forex.hexun.com/2018-05-09/192980769.html,2019年8月15日。
(2)新华社:《习近平会见伊朗总统鲁哈尼》,http:∥politics.gmw.cn/2019-06/14/content_32920273.htm,2019年8月15日。
(3)涂怡超:《各怀鬼胎的盟友:美国与沙特的关系史简述》,《经济观察报》2018年10月21日,http:∥news.163.com/18/1021/09/DUKNLF48000187UE.html。
(4)新华社:《沙特〈利雅得报〉:中国,我们并不了解的朋友》,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6-01/15/c_128631532.htm,2019年8月15日。
(5)参见《37国大使力挺中国新疆政策》,《参考消息》2019年7月14日,第8版。
(6)丛培影:《中国如何应对ISIS威胁》,《领导之友》2015年第8期,第51-52页。
(1)彼得·罗澜:《中国的崛起与俄罗斯的衰落:市场化转型中的政治、经济与计划》,隋福民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320页。
(2)米·季塔连科等:《俄罗斯、中国与世界秩序》,栗瑞雪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9页。
(3)参见波波·罗:《孤独的帝国:俄罗斯与新世界无序》,袁靖等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9年,第166-168页。
(1)威廉·麦克尼尔:《西方的兴起:人类共同体史》,孙岳等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5年,第678页。
(1)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10年,第214-215页。
(2)硬实力、软实力与巧实力三个概念,均由美国著名国际政治理论家约瑟夫·奈提出。硬实力毋需多解释,软实力被定义为文化实力,巧实力被界定为展示实力的高超技巧。指向有异,但都是实力思维的产物。参见氏著:《硬实力与软实力》,引论,门洪华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6页。
(1)参见任剑涛:《在契约与身份之间:身份政治及其出路》,《当代美国评论》2019年第2期,第2-27页。
(2)参见谢韬:《美国民主的衰败与中国道路的崛起---对福山政治秩序的批判》,《世界政治研究》2018年第1期,第164-191页。
(3)伊恩·莫里斯认为,由于地理因素而非生物因素,决定了东西之争的胜负结局。他预测,到2103年前后,由于地理因素的重要性下降,西方国家的领先才可能宣告终结。氏著:《西方将主宰多久---从历史的发展模式看世界的未来》,钱峰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1年,“前言”,第ΧΧΧⅢ-ⅩⅩⅩⅨ页。
(4)习近平指出,“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也是联合国的崇高目标。目标远未完成,我们仍需努力”。氏著:《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第522页。
(5)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第523页。
(1)参见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62-63页。
(2)陈来:《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国学流变与传统价值观》,北京:三联书店,2015年,第183-18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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