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咸“新学”与清代学术史研究——《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导读
"New Learning" in Daoguang and Xianfeng Period and Studies on the History of Learning in Qing Dynasty: An Introduction to On China's History of Learning in Recent 300 Years
作者：罗志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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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 年卷（期）页码：2006,(05):-5-15
期刊名称：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Journal Name：Journal of Sichuan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Edition）
关键字：学术史;道咸“新学”;乾嘉汉学;章太炎;刘师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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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王国维曾以清初、乾嘉、与道咸三点将清代学术分成三个阶段,并以“务为前人所不为”来体现“道咸以后之学新”的特色。晚清学风的明显转变影响到后来清代学术史的研究,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这一领域里影响最大的是梁启超、钱穆的同名著作《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两书基本不出道咸“新学”之大范围,而乾嘉汉学一线的观念反受到忽视,致使我们对近三百年“学术”的认知多少有些偏颇。今日要对近三百年学术进行相对均衡的系统整理,应把清代汉学一脉的章太炎、刘师培等人关于清学的论述汇聚而表出,使之与梁、钱二著并列而为清代学术史领域的主要参考书。
英文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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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这是那一代人常思考的问题,如梁启超便曾说,“泰西之政治,常随学术思想为转移;中国之学术思想,常随政治为转移”(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1902-1904年,《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七》,中华书局1989年影印,38页)。但他随后就更强调“一国之进步,必以学术思想为之母,而风俗政治皆其子孙”(梁启超:《新民说》,《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59页)。类似的思虑曾经缠绕着许多近代读书人,从“新民”到“新文化”再到“新生活”等的持续努力与此密切相关,此不赘。
②胡适就是其中的一个,他那时讲话写文章很爱使用的时代分段就是三百年,参见罗志田:《再造文明的尝试:胡适传》,中华书局,2006年,160-161页。
③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七十五》(以下径引书名)。此书较好的版本是朱维铮校注的《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中所收者,惜亦增添了少许“现代”手民之误。
④蒋维乔:《中国近三百年哲学史》(上海中华书局,1932年);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我所用的是台北商务印书馆1964年重印本);龙榆生《近三百年名家词选》(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6年)。有意思的对比是,当年讨论政治军事外交的则常用“近三十年”、“近百年”这样的时代分段,如上海太平洋书店在1930年便出版了李剑农的《最近三十年中国政治史》(后扩充为《中国近百年政治史》)、文公直的《最近三十年中国军事史》和刘彦的《最近三十年中国外交史》。当然,这只是就倾向而言,如稍后郭湛波便有《近三十年中国思想史》(后扩充为《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北平大北书局,1935年)。
①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朱维铮校订,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按《近世之学术》约25,000字,《清代学术概论》则已略超过55,000字。
②梁启超早年在与人讨论时,似乎以为若写“哲学史”便当选择性地论述那些“完全”而“有条理”的思想,若讨论“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则必须述及所有“在其时代占势力”而“可以代表一时代一地方之思想者”,而不必计其优劣。则其论“思想”或更重其社会影响。参见梁启超:《〈周末学术余议〉识语》(1902年),《饮冰室合集.集外文》,夏晓虹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104-105页。
③李先生的原话是:“梁任公的《清代学术概论》,以及《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真是覆盖了中国学术的方方面面,使我们看到学术史应当是怎样的规模。后来的一些书,包括大家熟悉的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便实际上是思想史,而且主要是哲学史了。站在今天的高度上,接续梁启超的学术史研究事业,是当前学术界应该承担的责任。”参见《怎样重写学术史(笔谈)》,《文汇读书周报》1998年10月3日,5版。
④我所用的是台北广文书局1983年3版。
⑤原名《中国近世思想学说史》,重庆三友书店1944-1945年初版;我所用的是上海生活书店1947年修订版,上下册。
①参见黄宣民为其校订的侯外庐著《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史》(人民出版社,1993年)一书撰写的《后记》。
②陈祖武、朱彤:《乾嘉学派研究》,河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674-675页。本文所引部分为陈先生所写。
①胡适的原话是“‘正统’的崩坏,‘异军’的复活”。参见“胡适致钱玄同”,1932年5月10日,引在耿云志:《胡适年谱》,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198页。
③这个问题所涉甚宽,只能另文展开讨论。一些初步的探讨,可参阅罗志田:《权势转移:近代中国的思想、社会与学术》,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302-375页。
④参见《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上海古籍出版社即出,我看到的是初期校样,尚未定稿,以下所引此书均不注页码)所收的章太炎:《与吴检斋论清代学术书》、刘师培:《清儒得失论》。
⑤参见《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所收邓实的《国学今论》,原刊《国粹学报》第1年第4期。
①类似思路入民国后仍持续,一度兴盛的“古史辨”派便上接今文家脉,而章氏弟子孙思(至诚)代其师指出:“康南海《新学伪经考》出,则群经之可读者鲜矣;崔适之《史记探源》出,则史之可读者鲜矣。近之以尧舜神禹为虚造者,实自康、崔诸为今文学者启之。”参见徐一士:《一士类稿.太炎弟子论述师说》,见荣孟源、章伯锋主编:《近代稗海》(2),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105页。
②有意思的是,今人不能领会钱穆的分寸感,部分可能还是受梁启超的影响。梁启超在1904年说,“《明儒学案》六十二卷,为一代儒林薮,尚矣;非徒讲学之圭臬,抑亦史界一新纪元也。学之有史,自梨洲始”(《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82页)。后在《清代学术概论》中又说,清代“史学之祖当推宗羲,所著《明儒学案》,中国之有‘学术史’自此始”(《清代学术概论》,17页)。其实《明儒学案》、《宋元学案》等更多是理学书而非史学书,在论述理学特别是其学脉时自不能不述及家派,然其本身未必是今人所认知的“学术史”。惟梁氏影响力甚广,后人追而随之,自不容易看出钱穆的分寸感了。
③按他所谓学术的“正确名词”,不过依据外来学术分类的“性质”而定。参见柳诒徵(讲演,赵万里、王汉记):《汉学与宋学》,东南大学、南京高师国学研究会编《国学研究会演讲录》,第1集,上海商务印书馆,1924年,84-90页(本文承徐雁平君代为复制,谨此致谢)。柳诒徵的学术取向比较特殊,有时他也以更“保守”的态度批评章太炎破坏传统,也有稍偏于道咸“新学”一系的意味。同时他也不满梁启超对清代学术的见解,有些后来得到传播的观念,如顾炎武非清学之开山,在很多方面不过是继承明学的说法,似即为柳氏最先进行系统论述(参见柳诒徵:《顾氏学述》,原刊《学衡》1922年5期,收入《柳诒徵史学论文续集》,柳曾符、柳定生选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此说对钱穆有明显的影响,盖可证清学不仅非明学之“反动”,而且是其承接者。今人有把柳诒徵的观念算作钱穆之创获者,不知钱著乃教科书,所以基本不提他人言说出处;若专论钱先生述清学之成绩,便当多读书而后知何为因何为创也。
④反倒是今人爱说的“扬州学派”,才是晚出之说。如《清代扬州学记》的作者张舜徽所说:“近人研究清代学术史的,莫不认为‘汉学’兴起时有吴、皖二派。……很少有人注意到扬州学者们在清代学术界中所起的重大作用。”张舜徽:《清代扬州学记》,广陵书社,2004年,2页。观张氏书中所论,俱为人人提到的清代大儒,从未被忽视;则所谓“很少有人注意到”,实即“扬州学派”一说基本不存于昔人心中也。
②按:梁启超的《清代学术概论》一书颇有些新颖特别的见解,如他特别关注到当时“学者社会”之状况(书中两次提及“学者社会”),并据此而讨论学术的发展。这在今日也还属于“新说”一类,梁氏则很早见及,其眼光犀利,确过常人。惟此书本为蒋百里的《欧洲文艺复兴史》之序,而梁、蒋二氏在游欧期间曾一起听法国人讲欧洲文艺复兴(蒋著即本该系列演讲而成),也不排除这一视角受到法国人影响,至少西方文艺复兴是他心目中的参照系;如梁氏也特别注意到清之考证学“运动热度最高时,可以举全社会各部分之人人,悉参加于此运动”;因此,对考证学之发达产生助力者包括各类看似与学问无关之人,他当时心中所思的,便是其“与南欧巨室豪贾之于文艺复兴,若合符契”(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66-67页)。
①这也只是就一个主要倾向而言,如周予同就更侧重晚清今文学的兴起,以为“初期清学是反明代之学而复于汉唐之学,中期是反唐宋之学而复于汉学,后期是反东汉经学而复于西汉经学”。参见其《中国经学史讲义》,《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903页。
③如叶德辉就认为清代汉学是从“宋学”中化出,他说:“国初巨儒如顾亭林、阎百诗诸先生,其初皆出于宋学,而兼为训诂考订之事,遂为汉学之胚胎。汉学之名,古无有也。倡之者三惠,成之者江慎修、戴东原。然此数君,皆未化宋学之迹者也。”叶氏收藏有戴震《诗经补注》原稿,其中“采宋人说最多”,只不过后来刊刻的戴氏遗书及学海堂本将这些内容“皆删去”。故他认为:后来有调和汉宋学派这一取向的出现,即因“乾嘉诸儒,晚年亦侵[浸?]宋学”。像戴震、孙星衍、阮元等,“皆明避宋学之途,暗夺宋学之席”(叶德辉:《郋园书札.与戴宣翘书》,19-20页)。
④参见罗志田:《权势转移:近代中国的思想、社会与学术》,344-348页。
⑤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金明馆丛稿二编》,282页。此语在陈先生未必是褒扬,盖多少让人想到他审查冯著上册所说的“其言论愈有条理统系,则去古人学说之真相愈远”一语(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金明馆丛稿二编》,280页)。
⑥参见刘师培:《近代汉学变迁论》,收《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论》。
①三文俱见《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章太炎晚年在《救学弊论》中更说章学诚“标举《文史》、《校雠》诸义,陵厉无前,然于《汉.艺文志》儒家所列平原老七篇者误仞为赵公子胜,于是发抒狂语,谓游食者依附为之,乃不悟班氏自注明云朱建;疏略至是,亦何以为校雠之学邪”?
②参见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9章。可资对比的是,乾嘉大儒钱大昕,在钱书中几乎不曾齿及;而一般认为清代汉学吴派开山者的惠栋,也只不过附在戴震一章里略作讨论(按刘师培在《近代汉学变迁论》中,已在讨论第二期征实派时将“惠氏之治《易》”附论于其所论“江、戴之学”一段中)。
③许多反对科举的人都以为昔年考试并不以真学问为重,故影响了学术的发展;其实在“名教”尚起作用的时代,科举与学术的关系非常微妙,学术本身自有其有形无形的“权势”(包括社会权势和学术权势)在,与科举并存而互动。章太炎在1910年说,“科举文辞至腐朽,得科举者,犹自知不为成学。入官以后,尚往往理群籍、质通人。故书数之艺、六籍之故、史志之守、性命之学,不因以蠹败;或乃乘时间出,有愈于前”(章太炎:《程师》,《章太炎全集》,第4卷,139-140页)。此见甚高,学问一道的“话语权势”主要不在科举,然两者也有互补的一面。故科举的社会功能主要确为官吏养成所和绅士制造所,而学之高下则自有“学界”圈内的定评,虽受学术以外的“势”所影响,终不能全为其左右。此问题这里不能展开,当另文探讨。
①参见《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所收《近儒学术统系论》、《清儒得失论》、《近代汉学变迁论》中相关内容。
③章太炎:《致国粹学报书》(1909年),《章太炎政论选集》,497页。按太炎对诸子学的态度是有转变的,他在《致国粹学报书》中尚认为“甄明理学,此可为道德之训言(即伦理学),不足为真理之归趣……惟诸子能起近人之废”。然他当时也已指出,若“提倡者欲令分析至精,而苟弄笔札者或变为猖狂无验之词”(同前书,498页)。而张之洞早就说过,“道光以来,学人喜以纬书、佛书讲经学;光绪以来,学人尤喜治周秦诸子;其流弊恐有非好学诸君子所及料者”(张之洞:《劝学篇.宗经》,《张文襄公全集》,第4册,556页)。章氏晚年在苏州办国学讲习会时,即注意到过分强调讲究义理的诸子学的确造成了避实就虚的负面影响,以为“诸子之学,在今日易滋流弊”,只能少讲,故其课程设置“以经为最多”。参见章太炎复李续川书,引在厉鼎煃:《章太炎先生访问记》,《国风》(南京),8卷4期(1936年4月),132页。同样的态度转变也反映在他对自己1906年所著的《诸子学略说》之上,该文确实有些“创新之说”,连胡适在1914年读到也觉其中“多谬妄臆说,不似经师之语”(《胡适日记全编》,曹伯言整理,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1914年9月13日,第1册,484页)。后来太炎手定《章氏丛书》,已不收此文。1922年柳诒徵批评此文“诋孔”,太炎公开表示感谢,懊悔“前声已放,驷不及舌;后虽刊落,反为浅人所取”。参见汤志钧编:《章太炎年谱长编》,中华书局,1979年,下册,634页。
④不过,如余英时师注意到的,戴晚年也说“义理者,文章、考核之源也。熟乎义理,而后能考核、能文章”。与其早年专强调考证不同,两者实相辅相成。参见余英时:《方以智晚节考》(增订版),三联书店,2004年,74页。
①这篇文章论及王国维的新成绩甚多,以至于10多年后金毓黻还在猜这篇文章可能是王国维自己所作。参见金毓黻:《静晤室日记》,1938年10月24日。辽沈书社,1993年,第6册,42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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